真實筆記

　

　
The typical Cuban meal: rice with black bean, , salad ( a little of cabbage and cucumber ) ,a small piece of meat.





My lunch box in Cuba.



A kid sitting next to me while I was having my lunch .



Popular pork bun sold in Cuba.


閱讀朱凱迪（阿迪）在香港獨立媒體（www.inmediahk.net）撰寫的一則筆記 —— 澡堂與社會運動，講述他在札幌尋找澡堂的遭遇，過程中深深領會到，為甚麼澡堂在日本竟也可成為社會運動的激發點。讀後我不禁放聲大笑，回想到自己在古巴捱餓的日子。

　　在這個炎熱的夏天，不如我暫且放下政治話題，講講旅途上刻印在心頭上的點點滴滴。

　　阿迪要找澡堂，原因是他為了省錢，免費住在一個組織的辦公室，但辦公室沒有浴室，忍受了兩天，終於想到找間公眾澡堂清潔一下。就這樣，他才明白公眾浴堂對貧苦大眾的重要性。

　　他說了兩句令我感同身受的話︰「有時不落到這個處境，就體會不到這些生活細節。」

　　唔，不落到這個處境？這句話可圈可點。

　　在古巴，我也有一種淪落的感受，以前的旅程如何刻苦就不用說了，今次去古巴雖有贊助，但仍堅持不住星級酒店、不去吃大餐，我只在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上展開我的採訪項目。

　　我與古巴人一起計算每天的開支，那怕是一分一毫，你吃甚麼，我就吃甚麼，結果是沒得吃。

　　香港人留吃不留宿，但一般古巴人不留吃也不留宿，不是他們不好客，而是每個人的糧食有限，自顧不暇；不留宿乃是政府規定，只有已向政府登記的民宿才可接待外國人。

　　因此，當探訪古巴友人時，一定要識做，除非你為他們帶來糧餉，不然，坐到吃飯時間便最好先行離開，無謂尷尬。

　　我每天因發稿弄得很晚，弄妥後，收本地披索的餐館已關門，還在營業的只有高檔餐館，計算起來十多美元一頓晚餐的分量仍不夠填飽肚子，倒不如把錢省下，胡亂在街頭吃一個輕飄飄的熱狗了事。當我與古巴人一起排隊二十分鐘去買熱狗的時候，大家肚裏都發出翻騰的聲音。

「我們窮，但我們有笑容」、「我們窮，但沒有一個人會餓死」……

　　這是古巴官方的宣傳，但民間也起來響應，而事實上，這亦是我的觀察。

　　可是，隨着向外開放的政策，古巴人開始有比較，有所求了，又或者，過去受到遏抑的需要，今天他們可以講出口。

　　去年認識一位大學生，他在兩個月的暑假中，努力打工，目的只是為了多買一條短褲替換。他說，還要雙面顏色的，那他可以底面輪流穿，看起來好像擁有兩條褲。

　　一位五十多歲的資深醫生，自覺所識英語不夠用，希望我把帶來的英語與西班牙語對照字典留給他，買本字典對他來說很困難。他工作三十年，到現在每月工資二十美元，他要做一百年，才相等於我們副局長一個月人工，做滿三百年，才等於我們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的月薪。

　　我突然感到，我們生存在同一個地球上，怎麼可以分別這樣大，為甚麼？

　　一天，我在古巴友人家中聊天，晚上八時許，我說再見，但友人出奇地留我吃晚餐，指她可以煮個湯，我暗自高興，餓了幾天，終於嘗嘗個 home made dinner（家庭飯）。

　　看她切了幾個番薯、芋頭、yuca（類似薯仔與葛之間的拉美特產），一同放在壓力煲裏，就只有這些，我有點納悶。怎知她又竟向我說︰「啊！我有雞！」

　　我喜出望外。她走到大廳抽櫃面前，我感到奇怪，怎麼會把雞放在抽櫃裏？她故作神秘，拉開抽櫃，拿出半粒家樂牌雞精，還高興得手舞足蹈，而我則恍然大悟。結果，我與她喝了兩碗超額澱粉質的湯，一條香蕉，算是個晚餐。

　　飯後我一個人走到 Malecon 堤岸邊，想，古巴算是好了，從古巴遙望海地、多明尼加等加勒比海國家，缺糧又暴亂，每一口飯都來得不易。世界資源與財富，嚴重分配不公。

日期：2008年7月12日(星期六)時間：3-5:30pm

地點：城邦書店2/F文化教室講座：張翠容第三次南美之行分享會兼記錄片欣賞
《音樂改變命運--委內瑞拉貧民學團的啟示》

主講：張翠容查詢留座：2877 8606

講座地址：灣仔軒尼詩道235號

這是多麼窩心的故事。記者張翠容在委內瑞拉訪問了一個世界知名的貧民樂團--西蒙．玻利瓦爾國家少年管弦樂團 ( Simon Bolivar Youth Orchestra of Venezuela )，團員全部來自委國的貧民窟，創辦人阿布雷 ( Jose Antonio Abreu ) 利用古典音樂挽救活在社會邊沿的問題少年，讓他們有機會在偉大的樂章中領悟生命裡的和諧與美學，主動放下武器，拿起樂器，以音樂改變命運，奏出不一樣的人生軌跡。

阿布雷所進行的，不僅是激勵人心的音樂教育，同時也是一項轟烈的社會改革。張翠容親身前往委國的貧民窟尋找這支音樂隊，並專訪有關人等，她為讀者帶來了該故事的記錄片，於七月十二日(星期六)城邦書店免費播放，以西班牙語為主，有英文字幕，片約一百分鐘。

記錄播放後，張翠容將與各讀者分享她的訪問心得，以及貧民樂團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這項社會改革也可在香港進行嗎？

　　

最近，一位委內瑞拉大學生Yon Goicoechea 由於去年公投時每天上街示威，而被美國視為「自由戰士」，獲頒給「佛利民自由獎」，最令人咋舌的，就是該學生同時獲得五十萬美元獎金！結果有少大學生仿效，爭相擔當「自由戰士」，愈出位的，便愈有可能當上領袖。

　　現在，在首都加拉加斯有好幾間大學，都出現全國知名的學生領袖，他們儼如一個大機構的行政總裁，在他們後面跟着的有一大群志工，分別負責公共關係、傳媒宣傳、行政等等，如果記者要與學生領袖接觸，必須先與公關約時間，若領袖沒有空，發言人便會出動來應付媒體。

　　我走入一所有關的大學，還以為走入了一個政黨的總部。學生們變得非常政治化，他們每天所忙碌的不是上課讀書，而是如何能當上領袖，又或成為領袖的「內閣」，出鏡、出國，以及領取獎金等。

　　我的天！我真不敢相信委國校園會變成這個樣子！

　　有一位學生領袖在去年公投前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內容是這樣的：

　　問：你為甚麼要走上街頭？

　　答：我們國家已漸漸步上獨裁，沒有自由，我要為自由而戰。

　　問：沒有自由？但現在你仍然可以大聲疾呼，每天上電視。

　　答：啊！雖然目前我們還有一點自由，但若公投成功讓新憲法通過，我們便不再有自由了。

　　問：新憲法哪一條限制公民的自由？

　　答：總之就是沒有自由，如果通過，我便會離開這個國家。

　　問：可是，你是學生領袖，怎能說走就走？

　　答：唔，對，我不能走。但我留下來也沒有甚麼作用呢！還不如跑到別國搞一場民主運動。

　　半島電視台給這位學生領袖弄得頭昏腦脹，啼笑皆非。該台記者反問，像他這樣一位學生領袖，委國還有前途嗎？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們正受美國力捧呢！



文章編號: 200805310300042

　　　

在委內瑞拉期間，再次因為這個極端分裂的社會而弄得自己頭昏腦脹，我突然很想早點回家休息一下。

　　每天，我都會有東西給人扒走。前一個晚上我把外衣掛在椅背，幾分鐘內便不見了。我的行李愈來愈輕，真是活見鬼，這個國家怎麼搞的？

　　在筋疲力盡之餘，一天受邀前往觀賞少年交響樂團演出，難得輕鬆一下。在音樂的世界裏，委內瑞拉絕對以不同的面貌出現，而且令人賞心悅目，其交響樂自有其豐富的歷史和世界知名度。

　　不過，這個少年交響樂團卻跟傳統主流樂團非常不一樣，成員大多來自最低層的貧困家庭，也有曾經犯過法的邊緣少年。現在，他們用樂器代替槍枝，在我們面前奏出彩虹，他們奏出的每一個音符，都讓我感動得幾乎流下熱淚。

　　當你知道每個成員的個人小故事，都有不堪回首的歲月，但古典音樂竟然成為他們的救星，他們在音樂裏得到重生，所拉奏出的樂章都讓人感到一種重量，每一條管弦都把沉淪的靈魂呼喚回來。

　　上周正是他們的演奏周，我忍不住聽了一場又一場，然後開始計劃好好採訪這一個美好的題材。

　　我走進樂團辦公室之際，與我擦身而過的，就是該樂團的創辦人 Jose Antonio Abreu（荷西．阿布雷），一個瘦削搖晃的六十多歲身軀，卻承載着偉大的腦袋。他一九七五年時想出以音樂改造少年，遂以驚人的魄力來推動一場轟烈的音樂教育運動，到目前為止，有超過五十萬問題少年在這場運動中從邊緣給拉回正軌，當中有些已成為知名的指揮家、小提琴家、口琴家……

　　荷西．阿布雷除了是音樂家外，也是經濟學家、政治家，但他最重要的成績，就是成功推動了這一神奇的社會改革。

　　少年交響樂團的座右銘是「演奏與奮鬥」，音樂對他們而言是體現奮鬥精神，奮鬥激發靈魂向上，而向上的動力就是古典音樂，他們從中感受到生命的高貴。


我跟着樂聲跑到委內瑞拉西蒙．玻利瓦爾國家少年管弦樂團這一個貧民樂團的辦公室，出入了好幾次，才約上該團的指揮，他邀請我到訪一個貧窮社區的音樂學校，進一步了解 El Sistema 音樂培訓項目和少年成員的生活狀況。

　　El Sistema 正是當年創辦人荷西．阿布雷推動的音樂教育訓練計劃名稱，而我受邀訪問的社區叫 Sarria，這乃是首都加拉加斯最貧困的社區之一。

　　日前閱讀這裏一份主要報章《El Universal》，地區版頭版報道就是有關 Sarria 社區所面對的嚴重問題，區內有二千人擁有槍枝，罪案頻繁，一到晚上便成鬼域。

　　El Sistema 的工作人員卻勇者無懼，出入該社區在尋找問題少年，以音樂感動他們重拾人生的意義。

　　在一個陽光猛烈的下午，我拿着音樂學校地址，一邊走，一邊問路。

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是拉丁美洲最暴力的城市之一，環繞整個城市的山頭滿布貧民小屋，這裏的貧民社區大多依山而建，出了地鐵站，居民得要再轉小巴往山上去，狹小的山路經常令到交通阻塞，如遇上下雨天，混亂的交通情況使人無法想像。沿路我看到不少幫助家庭做買賣的孩童，雖然委國提供免費教育，但他們寧願出來工作補貼家庭收入。

從山腳一路上至山頂，愈高愈窮困，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從來不敢下山，他們無法負擔得起山下的高昂消費，在山上自成一個世界。

　　但，這是一個罪惡的世界。多少人勸告我，不要到山上去，即使當地居民，他們也盡量避免晚上單獨外出，很多人都有遇上暴力的經歷。因此，當我跑到最差勁的社區 Sarria 時，所面對的不是甚麼持械行劫，而是「仙樂飄飄處處聞」，我感到的是如此美妙。

這讓我想起香港的天水圍，貧窮，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但自從阿布雷創辦了貧民樂團之後，委國這裏的貧民窟開始出現生機。

　　當我抵達音樂學校，看見一群又一群拿着樂器的少年，而大街小巷都充塞着悅耳的古典樂聲，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議。

　　在香港，好像只有中產階級子女才有機會拿着樂器上昂貴的音樂課，欣賞古典音樂，古典音樂成為一種中產的特權和品味。

　　我放下手上的經濟和政治採訪計劃，嘗試去了解委國一頁動人的樂章。

　　我訪問 Sarria 音樂學校的主任艾斯特，他一開始即告訴我，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培育音樂家，El Sistema 其實是一個對抗貧窮的社會體系，它的意義在於挽救孩子。

　　「音樂會改變一個孩子的人生，但他最終並非一定要成為職業音樂家，他也許會成為一名醫生，或學習法律，或教授文學。可是，音樂帶給他們的將是不可磨滅的東西，並將影響他們一生。因為音樂能夠為一個孩子帶來精神上的富足，能夠幫助他們抵抗物質上的貧窮，音樂可以幫助他們戰勝現實生活的殘酷。」艾斯特侃侃而談，並表示過去已有五十多萬名青少年和孩童在這個項目受益，將來更會有上百萬人因音樂而改變命運。

　　目前，委內瑞拉有一百七十六個兒童樂團，二百一十六個青年樂團，四百多個歌舞團、樂團和合唱團。委內瑞拉各地都是樂隊，樂隊就像國旗一樣，成為該國的象徵，而 El Sistema 所成立的國家青年交響樂團，現在已是世界知名而具有社會意義的樂團，孩子們以無比的熱情奔向世界各地演出。

　　他們將於今年十二月遠赴日本東京演出，我好奇問，他們也可以來香港與音樂教育工作者交流一下嗎？好讓我們香港人從中得到一些靈感嗎？

　　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我是總理溫家寶，你好嗎？」那你將會如何反應？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認為對方在開玩笑，掛電話了事。

　　當然，溫家寶不會給我們電話，但一向出位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卻多次致電他的人民，為委國帶來別開生面的政治文化。

　　來到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少不免與朋友敘舊，查韋斯依然是大家最愛談論的話題。其中一位告訴我，去年底公投，有三百萬名查韋斯支持者竟然沒有去投票，致使查氏修憲敗北。支持者以缺席投票來表示不滿，他們不滿政府施政混亂，缺乏效率，只顧講卻不實行，令到通貨膨脹惡化，民生困苦。

　　查氏檢討失敗原因，發覺他的團隊的確沒有貫徹他的政策，不少居民未能受惠他所推行的服務，因此，他決定加強與人民的直接接觸。一次，當他巡視一個社區，居民傾巢而出迎接總統，但查韋斯受重重保鑣和軍警保護，居民只能在遠距離向他揮手。

　　查韋斯在巡視途中，突然指向一名婆婆，說：「唏！就是那位婆婆，婆婆，請過來，我要與你傾談一下。」查氏這一舉動，令到他身旁的部長和顧問不知所措，既然總統要接見婆婆，軍警只能讓路。婆婆一拐一拐向總統走來，在他面前，立刻哭訴，如何受盡官員們的氣，還有老人金遲遲未能到手，政府服務怎樣緩慢等，查氏一一寫下，事後向有關部門大興問罪之師。

　　他不僅藉巡視了解民情，並且親自致電個別居民，查詢他們對政府的意見。就這樣，他拿起電話，說：「我是總統查韋斯，你好……」他還未來得及發問，對方即回應：「甚麼？總統？如果你是總統，那我便是皇帝！」說完立刻收綫，因為他們認為自稱總統的人，精神一定有問題。

　　查韋斯的電話不斷給接聽者掛斷，因此他就在電視上大呼：「我的確致電給你們，下次請不要再掛電話！我想知道你們的意見。」

　　我們在香港，會否有一天接到曾蔭權來電，說：「唏，我是行政長官……」

　　到時你將會如何反應？

　　在外採訪，人生路不熟，加上語言障礙，最怕就是誤闖禁區。誤闖禁區可大可小，有記者便曾就此遭到拘留問話，再給遞解出境。

　一天　，我跑到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面的貧民區了解民情。一出地鐵便遇上「聯合社會黨」的宣傳隊伍，他們為六月一日黨部初選進行宣傳工作。

　　該區明顯是總統查韋斯的鐵票地區，車水馬龍，嘈吵得令人心煩意亂，沿路有不少地攤。近年委國深受通脹影響，平民生活困苦，政府鼓勵窮人參與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亦投放大量資源支援窮人做小買賣。

　　我探訪的地區，到處可見一些合作社以平價把貨品批發給地攤小販，而當地超市貨品也是來自合作社，向窮人提供優惠價，以紓緩通脹壓力。

　　我穿梭大街小巷，不時見到一幅又一幅的彩色壁畫，從委國國父玻利瓦爾到哲古華拉，革命口號更是氾濫得使人透不過氣來。

　　太陽愈來愈猛烈，人們擦肩而過，汽車不停響按，我心裏暗歎，在拉美採訪的日子真不好受，我深呼吸一口氣，繼續前進。突然，我看見一大群穿紅色 T 恤的老百姓在一個大貨倉排隊，他們等候分配物資。貨倉頂頭有 CATIA 的名稱，這是加拉加斯最大的一個合作社，隔壁的建築物外牆一大個「Che」字，然後是拉美眾多革命英雄的肖像。我舉起相機拍照，怎知遭到幾個紅衣大漢緊張地前來制止，示意要搜查相機和護照，惡形惡相。

　　在旁友人指該禁區便是委國的中央情報局，我從來沒有想到這樣重要的機構，竟然設在車水馬龍的貧民區。這些大漢纏我不放，想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哪國的間諜，他們眼神充滿懷疑與仇恨，即使我來自中國，也不例外。

　　這是我在委國所觀察到的，就是這裏的革命意想不到地帶強烈的報復心與敵意。我開始感到拉美革命的危險性。

　 現在，在拉美，革命就好像反恐一樣，愈來愈變得神經兮兮，到處都是敵人，果真應了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我談到自己誤闖的委國中央情報局，經我再三調查之下，原來不是甚麼情報機構，這不過是總統查韋斯的極端支持者，即最深紅的組織法蘭西哥．米蘭達战线 （FFM）。

　　米蘭達是委內瑞拉十八世紀抵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革命英雄，該組織以此命名，示意其革命的決心，可惜他們走向極端，但卻是○二年政變時的功臣，查韋斯能夠從政變生存下來，也是得力於他們。

　　其實，他們的極端，可以說有部分是由反對派媒體所造成。

　　據聞，這裏的反對派媒體經常派出身份隱藏的記者，混進查韋斯的支持組織，偷拍照片，然後胡亂扭曲照片內容，甚至肆意杜撰，以求抹黑他們，致使他們對媒體非常敵視。

　　一位委國記者感歎說，這裏的媒體不是報道新聞，而是杜撰新聞。我訪問委國新聞部長，他指他們所面對的不僅是媒體問題，而是階級問題，這是一場階級鬥爭。

　　這正由於大家認為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反對派可能比紅色革命人士更神經兮兮。

　　我認識一位美國博士生，他在反對派地區一個酒吧與友人談論委國政治，他同情革命的言論給不遠處的一群反對派人士聽到，結果友人一出酒吧即被這群反對派襲擊，並企圖把他綁架。

　　這裏，不少人都會對外國記者反應過敏，你每問一個問題，他們都會想，你究竟暗示甚麼？代表哪方的利益？是否來刺探情報？又或是蒐集抹黑資料？

　　我在 FFM 的遭遇，就好像反對派對我友人一樣。我們的華人社會或會出現類似情況，但他們的反應卻暴力得多，有人隨時因為說錯話而招致殺身之禍。

　　我還以為離開古巴到委內瑞拉會有好日子過，怎知委國近月通貨膨脹厲害，影響到治安也比去年更差。現在委國首都加拉加斯已是拉美地區最貴的城市，吃一個好一點的漢堡包，竟然要花上十四美元！

　　其實，我本人絕不會去吃美式快餐，只不過有一天經過漢堡王美式快餐店，一大幅顏色鮮艷的漢堡圖片懸掛，售價更是搶眼，盛惠二萬九千玻利瓦爾（委國貨幣），按官價一美元兌換二千一百玻幣計算，那豈不是要過百元港幣？這個漢堡包比美國和英國的都要貴，可能是全世界最貴的漢堡包！

　　委國朋友告訴我，自去年（○七年）夏天我離開後，大家都擔心同年十二月的公投會影響到經濟，因此，不少人在黑市搶購美元，玻利瓦爾貶值至黑市價六、七千兌一美元，市面所有貨品價格立刻上升一至數倍。

　　去年最後三個月，即公投前，委國更出現糧食嚴重短缺，原因是委國有外 ( foreign currency ) 管制，一時未能對海鮮黑市價作出回應，製造商能夠以官價換取美元有限，沒有美元如何從外國購入原材料？除非透過黑市市場，但這便會大大增加生產成本，而委國對一些基本糧食又有價格管制，致使製造商血本無歸，那倒不如停止生產。

　　反對派有見及此，利用機會大做文章，以影響人民對總統查韋斯的支持率。可是，查韋斯政府反應緩慢，未能及時以油元回應。

　　有人會問，油價不斷上升，產油豐富的委內瑞拉理應得益才對，為甚麼竟可以讓糧食短缺現象出現，令政府蒙受打擊？其實，當市面上開始有人搶購糧食、人心惶惶之際，委國政府可以利用大量油元從外收購糧食，再投入本地市場去，以堵住糧食短缺的問題，如果他們當初能夠這樣做，便可挽回聲譽。

　　從今年開始，查韋斯不斷推出債券，企圖控制貨幣供應，以解決市場對美元的不平衡需求，希望把黑市價與官價拉近。現在，一美元只能兌換三千玻利瓦爾，但市面上價格未及調整，仍然維持去年公投時的高價格，令到這裏的生活變得瘋狂！

I was invited to give a talk to a group of jounalism students in Universidad Balivariana de Venezuela.

　　在古巴的心情煩極了，原本以為可以早一點離開，怎知唯一飛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航機 Air Cubana 天天爆滿，而且只有商務客位。

　　不過，這也奇怪，商務與經濟客位價錢只相差六十五美元，多付六十五美元而能乘坐商務客位也算不錯吧。但未到上機的一刻仍不知兩者的分別有多大，要知道，我現在乘搭的是古巴航空公司啊！

　　既然要滯留，便往好的方向想吧，努力多做一點「非法」採訪。為甚麼是非法呢？古巴規定，如以記者身份來訪，事前需申請記者簽證，並向有關當局提交採訪大綱，得要獲批准才能進行有關採訪，無論機構或個人皆如是。

　　我過去做過不少「非法」採訪，可以說是甚有經驗，古巴官員也給我弄得頭昏腦脹呢！我以作家身份出現，其實亦沒有說謊，我的確是為下一本書蒐集資料，順便做些新聞報道也不過分吧。

　　想不到，多停留一星期，卻有意外的驚喜，我成功訪問了哲古華拉的兒子，他的眼神與嘴巴像極父親，也與父親一樣甚有性格。

　　另一個驚喜就是得以採訪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主席 Ricardo Alarcon，他曾任古巴駐聯合國大使，又做過外交部長，與他用英語交談絕對沒有問題。只不過，此人非常狗眼看人低；要忍受他那一副嘴臉，也絕不好受。

　　可是，要挖出古巴在新總統勞爾帶領下的改革派實情，犧牲一點尊嚴亦沒有甚麼辦法，更何況以「非法」身份要求採訪古巴高級官員，那就不要太多要求了。

　　Alarcon 可算是古巴第四把交椅，我第一次見他乃是在一個會議上，我告訴他我來自中國，他瞟了我一眼，我立刻肯定他不屬於新政權內的「中國派」，結果第二次見面並向他進行訪問時，他即強調古巴的社會主義道路絕對與中國不同。

　　他吸古巴大雪茄，緊繃臉孔，問一句答一句。這副嘴臉，正是古巴改革的最大障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