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2008香港書展．商務印書館真誠呈獻

「戰場上的生死日記」講座

看今天的我們，經歷戰亂的人不多，
在戰亂中成為俘虜的人更少，
於被擄境況中倖存的更是……

今年香港書展，我們看見了曾在戰場上被綁架的她－
高遠菜穗子，她將要毫不保留地，讓我們了解她在伊
拉克這戰場上的生死經歷，與及她當國際義工的點滴
心聲：「即使如此，我也不會厭惡伊拉克人……」

《伊拉克生死場－女義工．戰地．歷劫故事》簡介

把傷痕展露於人前，永遠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一名日本女子，忍痛揭開傷疤，憶述她在伊
拉克戰爭當義工期間，被武裝份子綁架拘禁的那段日子：「2004年4月7日當地時間約下午2
時，我在伊拉克北部費盧杰近郊，被武裝分子抓去……事情像惡夢一樣的發生了。」
你或許曾於記者的眼中看過戰爭，曾於國家元首的口中聽過戰爭，甚至在武裝份子的鏡頭下
見過戰俘。高遠菜穗子卻領你從一個卑微的義工之角度去詮釋戰爭。正值今年伊拉克戰爭五
週年紀念，《伊拉克生死場》為你翻開一篇又一篇戰場上的動人日記，誠意獻上一本遲來的
和平宣言。

「戰場上的生死日記」講座詳情

講者：高遠菜穗子（《伊拉克生死場》作者）
張翠容（資深新聞工作者）
莊陳有（香港大學學生輔導處學生發展總監）

日期：7 月27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4 時30 分至下午6 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室606
（會場入口位於港灣道，屆時大會將設有通道，供公眾免持票進場欣賞講座）
免費入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歡迎留座。
首30名成功留座人士可獲贈當日之書展入場券乙張，送完即止。
•
敬請在講座開始前
10分鐘扺達會場，主辦機構有權因應現場情況安排未登記人士進場。
•
贈送之書展入場券將於講座開始前派發
留座及查詢
如欲留座，請註明姓名及聯絡電話，電郵至marketing@commercialpress.com.hk
查詢電話：2976 6622商務印書館推廣部

　　

我本人很喜歡加拿大女記者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的作品，她那一本甚獲好評兼多次奪獎的《No Logo》，乃是我看過有關企業全球化批判最好的書之一，而她的近作《震盪學說︰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更令我愛不釋手，我慢慢成了她的「粉絲」。

　　怎知我竟然可以在香港碰見她，她在「職工盟」的分享會介紹近作之餘，同時也希望了解香港這個華人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

　　我衝口而出說，香港人其實對此不甚了解，也沒有甚麼看法，一味只會高叫自由市場好、自由市場妙。

　　不多講了，在此我想向讀者介紹這一位傑出的記者兼作家，她四十歲不到，是一位猶太裔加拿大人。從她的報道中，便會知道她是一位非常嚴謹的記者，她的報道有大量的訪問和背景考證，其中不少為我們所不知道的、也未有察覺到的寶貴資料。她反覆研究推敲，加上東奔西跑、實地觀察，再透過細密的分析，我們作為讀者可以從中獲見新聞背後更大的圖像。你可以不同意她，但你必須提供有力的證據。

　　因此，克萊因不僅嚴謹，而且十分勤力，視野也很寬廣，如果香港有這樣的記者，又如果新聞機構能培養出這樣的記者，那麼，香港便有救了。

　　英國《泰晤士報》稱她為「可能是三十五歲以下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士」，而○五年她被選為世界一百位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這都是因為她的著作頗有洞見，並成為國際社會運動的啟航明燈。

　　若你想進一步了解今次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那麼，你就快快去閱讀她的《震盪學說》吧。在這本書中，她詳細分析了自由經濟學派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理論及其政治化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衝擊，以及新自由主義如何利用災難與危機來推動私有化的震盪治療。

　　作為記者，娜奧米的特別之處在於，她不僅為我們帶來新聞之地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而她的震盪學說就是很好的例子。

　　震盪學說乃是娜奧米綜合她的觀察所得出的一種理論，其中心論點就是資本主義如何透過災難或危機來推動私有化，以達至最大的利潤。

　　早在一九四○年代，歐美精神治療師發現了電殛震盪這種方法，並進行廣泛的測試，看看能否透過震盪使病人的記憶變成空白。這洗腦實驗引起美國中情局的興趣，斥資研究，而財團與學院也紛紛加入行列，特別是芝加哥大學自由經濟學派，但他們的測試對象卻是國民經濟，著名自由經濟學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更是旗手，他們逐步發展出一種「震盪治療」的經濟改革手段。

http://www.naomiklein.org/shock-doctrine/short-film

對於這一手段的應用，相信讀者不會忘記共產倒台後的俄羅斯，東歐也一樣面對震盪的治療，而治療的內容則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所提供，成績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俄羅斯的葉利欽時代，正是這種震盪治療的高峰期。

　　佛利民等人的芝加哥學派堅稱，沒有自由市場便沒有經濟繁榮；但娜奧米卻指出，市場化正好給跨國公司壟斷的機會。從這裏開始，娜奧米深入探討了好幾個個案，例如七○年代獨裁者皮諾切特總統的私有化經濟理念、颶風 Katrina 肆虐後的美國南部、海嘯後的南亞地區、「九一一」以及戰後伊拉克等等，都是經過一輪天災人禍之後面對重建國民經濟的難題，而芝加哥學派藉機奪取改革的高點，私有化成為改革的軸心。

　　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在私有化陣痛過程中所出現的白色恐怖統治、政變，背後有中情局的參與，這正與娜奧米的「災難資本主義」不謀而合，而有關國家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另一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戰後伊拉克所面對的震盪經濟治療。


Please make reference of the website below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concept and watch the video too.
http://www.naomiklein.org/shock-doctrine/short-film
http://books.guardian.co.uk/shockdoctrine

　　最不願見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從新疆到西藏，在奧運之前，再起風雲。不過，西藏更震撼人心，近日電視畫面以至通訊社圖片中，盡是軍警、裝甲車、藏民與漢人衝突的場面，大家腦海不期然會掠過以前中國政府對藏民示威者鎮壓的噩夢。

　　中國官方隨即指這是達賴喇嘛在背後指揮的，還以「集團」來稱呼之。其後我看到鳳凰衛視評論員對此曉以大義，一派官腔說話，甚麼甚麼有人欲打擊奧運，又甚麼甚麼企圖分裂中國等等。

　　官話無助我們了解西藏這個死結，如要奧運順利舉辦，中國政府必須正視西藏的問題，並且盡快與達賴進行對話。

　　即使官方如何不願意，但環顧四周，可以談判的就只有達賴一人，而亦只有達賴可以暫為藏民的怨憤降溫，讓雙方在較理性的情況下，商討解決方案。

　　中國政府要明白，現在仍不與達賴談判，那將來便不一定有機會了。這由於達賴年事已高，加上海外流亡藏民組織漸趨激進，甚至不再服膺於達賴的權威之下。

　　特別是在西方，藏族組織能力高，動員力量強，他們的游說技巧更是成熟，並深獲同情，絕對不是我們眼中的「善男信女」，不應以為用國家機器便可打下來，若處理不好的話，中國最擔憂的「外國勢力」當然會藉機推波助瀾，以求打擊正在崛起的「巨龍」。

　　達賴早已言明他不尋求獨立，並提出以聯邦制度方式來確保西藏的自治地位，而中央政府也必須理解到，單靠經濟挽回不了藏民的心，藏民所追求的不僅是一口飯，還有文化承傳，他們眼看中央採取漢化政策，內心豈有不會戚戚然？！

　　阻止「外國勢力」圖謀的最佳方法，就是聆聽、對話和尊重，一味開口埋口指摘對方別有用心，只會令自己失分更多！

中國驅趕香港記者離開西藏首府拉薩現場，是極之愚蠢的行為，這證明了一點，無論經濟發展多快、溫家寶哭了多少次，對待傳媒卻始終如一：傳媒是敵人。

　　你愈關門打狗，外界的反彈就愈大。要知道，今天不同往日，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媒體，已經不再僅僅是傳統的媒體，資訊無孔不入，還以舊思維去面對新挑戰，到頭來注定成為輸家。

　　與其讓外界繪影繪聲，倒不如大方地讓傳媒做個見證人，事實勝於雄辯。

　　曾到過西藏的旅客，都不得不承認，藏族文化在當地有被淡化的危險，例如在西藏東部的林芝地區首府八一鎮，已發展成為中國概念式的新興城鎮，連街道名稱也改稱為甚麼深圳街、上海街、香港街、廣州街……那一條香港街變相成了食街，食客之相討厭得充分反映漢人的財大氣粗；但，馬路旁仍然有藏人默默地進行他們的三步一拜，對來勢洶洶的漢化行動（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作無聲抗議。

　　隨全世界公民意識的高漲，從南美洲安迪斯山脈地區，到澳洲、台灣等地的原住民權益及其文化保育都受到關注，而澳洲新總理一上台，即為澳洲過去的政策向原住民道歉，然後正視他們的需求，這樣才可步上民族共和之路。

　　西藏的悲劇，在於中央政府仍以溫飽來衡量該地的人權，而海外藏獨人士則利用西藏藏民的挫敗感，煽動流亡，不惜翻越喜瑪拉雅山、經尼泊爾逃到印度的藏民，每年都有一定人數。可是，他們在南亞一帶生活並未受到應有的照顧，最後成為藏獨組織的棋子，遭變相挾持，這都是我在年前於南亞地區採訪流亡藏民時所得到的觀察。

　　中國或許低估了海外藏獨組織的力量，操控傳媒絕對不是上策。

從今次西藏危機，我想到多年前在南亞一帶採訪藏族偷渡者的情景。

　　大多數逃跑出來的藏民，都是純良的老百姓，他們其實沒有藏獨的訴求，只是希望能一親自己的宗教精神領袖，以及接受真正的藏傳佛教教育。

　　但，他們在西藏的生活真的很難熬下去嗎？看來又不是。他們甚至告訴我生活的確比以前改善了，可是精神上總是有個虛位。而最重要的則是他們受到游說，有藏獨組織人士偷回到西藏，向他們描繪出另一個美麗新世界。

　　說到底，藏民只有一個卑微的渴求 —— 為文化承傳。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冒險翻越喜馬拉雅山，從西藏逃至尼泊爾。他們要付給蛇頭人民幣一千至五千元不等。

　　不過，尼泊爾政府有一個政策，就是不視藏民為難民，並採取即捕即遣返的政策，因此，這些藏民一到尼泊爾便會很快逃往印度去，他們渴望能在有小拉薩之稱的達蘭薩拉（達賴居住之地）居住下來，並獲達賴的祝福。

　　可是，有不少在印度的流亡藏族年輕人，最後卻被送到印度學校去，接受印度教育，而他們的第二、第三代更活像印度人的面貌。他們逃避漢化，但又難避印化，結果成了政治犧牲品。

　　在印度的藏獨組織，變得愈來愈激進。記得二年白教的小活佛噶瑪巴逃走到印度後，我和其他外國記者都在現場追尋其背後的原因，當時英文《亞洲週刊》（Asia Week）記者 Julian Gearing 據他的觀察寫了一篇有關喇嘛政治的文章，我認為這是最中肯的報道，怎知卻引起印度藏獨人士不滿，他們竟然火燒雜誌。

　　激進往往很容易帶來暴力。現在西藏與尼泊爾、以及尼泊爾與印度邊境之間，都藏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而且凶險重重。

　　很多時候，新聞表面都是假象，我們能刺穿假象直視真相嗎？

繼蘇丹達富爾種族衝突不斷升溫，肯尼亞又上演敵對派系仇殺事件，國際傳媒焦點從中東危機再次轉移到非洲身上，這個被西方視爲被咀咒的黑暗大陸，一直吸引大量的西方救援，但在2007年結束之際，西非國家乍得一宗與國際人道組織有關的醜聞曝光，引起軒然大波，直至現在民憤未息，乍得政府的回避進一步凸顯了非洲當權者與西方盟友的複雜關係，其中帶出不少發人深省的問題。

據報道，有16名歐洲人，其中9名來自法國，均隸屬于一個慈善團體叫“佐亞方舟”，他們涉嫌在乍得與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市阿比齊茲，企圖拐帶103名從達富爾逃過來的小難民，當他們以緊急健康問題爲理由，正準備把小難民送上飛機飛往法國時，在機場被拘捕。最新消息指有6名歐洲人已被有關當局正式起訴販賣人口。

筆者在非洲等其他動蕩國家採訪時，也曾碰上“佐亞方舟”這一救援組織，該組織成員愛穿上同一T恤，T恤上印有“拯救孩子”的標記，該團體乃是于南亞海嘯發生時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爲災難中的孤兒解困，他們近年的工作焦點已從南亞轉到蘇丹，無奈在蘇丹及其鄰國邊境的難民營展開救援不久即捲入這次醜聞事件。

該組織辯稱他們爲了小難民的健康危機才做出緊急的醫療撤退行動，但聯合國官員在調查後卻發現，在百余名的兒童中沒有孤兒也沒有嚴重健康問題，他們的口供與事實不符，有關當局遂進行拘捕和審訊行動。

據知，這種以人道之名的“人口販賣”已存在了一段時間，知情者指收養家庭如法國等西方國家一般需付3000美元收養費用，而被收養的兒童有可能成爲變相的終生奴隸，非洲報紙《黑星》指這是西方在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的新奴隸現象。

美國知名評論家喬姆斯基批評美國過去一直干預第三世界國家，沒爲該地區帶來和平，反之點燃戰火，繼而佔領人家土地並大建美國軍事據點，而衝突也推動了人道組織發展蓬勃，近年各大小救援團體湧現，“佐亞方舟”便是其中一個在這幾年間借災難冒起的慈善機構。由於監管不力造成機構良莠不齊。

至於“佐亞方舟”，它展示出3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並有其歷史性的意義。首先，我們如何理解“人道主義”，它的性質、原則和定義？第二，在非洲運作的人道組織究竟爲誰的利益服務？第三，上述醜聞爲我們帶來什麽啓示？

“人道主義”一般泛指拯救生命和減輕痛苦的行動，無論這是由於天災或是人爲的災難。而大家所理解的“人道行動”理應基於兩個原則，這就是無論受害者的背景是什麽，都有權接受人道對待；還有，人道機構的獨立性。在當今的社會，人道活動已全部由所謂的百政府組織擔當起來，，他們活躍於所有的災難地區。

就有關乍得醜聞問題，根據“佐亞方舟”自辯說，他們的行動目的在於拯救從達富爾逃到乍得的孤兒，並安排他們到歐洲過較爲輕鬆的生活。可是，聯合國多個部門，包括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都在調查中發現，“佐亞方舟”自稱要拯救的兒童都不是孤兒。法國權威報紙《世界報》質疑，法國軍方在乍得東部有常設基地，他們不可能對“佐亞方舟”的工作不知情。

法國政府急忙表示，他們一獲知消息，便立刻想辦法阻止“佐亞方舟”在乍得的活動。事實上，法國政府最主要的考慮是這次醜聞對3個駐守在乍得的歐盟部隊的影響。雖然歐盟軍隊的部署行動被視爲一種要保護達富爾難民的措施，但知情人士早就指出，法國真正的部署理由乃是乍得對法國的地緣戰略利益，這方面的考慮多於保護達富爾難民。

醜聞出事地點阿布切是乍得東部與蘇丹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鎮，直到現在，當地居民對醜聞的憤怒仍然沒能平息，他們繼續上街示威，抗議有西方組織假借救援名義進行人口販賣，他們大呼說：“向奴隸貿易說不！停止販賣兒童！”

在這個危機中，乍得政府本來可以好好利用機會檢討非政府機構在乍得的行爲操守，可是，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反之，他們恐怕因此事得罪了西方盟友，竟然公開強調歡迎各慈善團體繼續在乍得境內工作。

那麽，我們又如何從該宗醜聞中獲得一些啓示呢？如果所有人道活動人道原則和政策方向，我們的世界的確沒有這麽痛苦，並且可活出人類作爲一個大家庭的信念，在國際上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團結。

當然，在衆多救援組織中，也有不少真正以人道爲本的，例如我們所熟悉的樂施會和無國界醫生，他們在非洲的工作成果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問題是，有多少在非洲運作的人道團體貫徹人道原則？或是人道主義這個修辭變成一種公關手段？

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得首先要瞭解西方人道主義在非洲的歷史。

相信有不少人已知道，早於19世紀西方就是以人道之名介入非洲，當時他們送出一批又一批的基督教傳教士到非洲去，稱是爲了拯救那些在歐洲奴隸貶賣政策下的非洲受害者。

諷刺的是，歷史告訴了我們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士正是主張歐洲征服非洲的積極支持者，他們認爲這可加促他們在非洲的人道工作。事實上，對他們而言，非洲人是無知的野蠻的，只有通過歐洲殖民才能拯救。
在19世紀衆多的傳教士中，以大衛•利文斯頓和塞繆爾•貝克最廣爲人知，他們均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本身又是探險家，他們前往非洲對抗奴隸販賣，表面上是解放黑奴，但只要看看他們對非洲人的態度，便會大約明白到他們所進行的是什麽人道工作。

在1870年初，利文斯頓曾發表一篇文章，表達他在非洲傳道的感懷，他這樣寫道：“我走進他們之中，作爲較優越的民族成員，也是代表政府的僕人，期待能提升這群人類大家庭裏最落後地區的素質，我們是神聖基督教的追隨者，我們帶著最大的耐心來到這裏，向當地受打壓的愚昧民族賜予平安！”

至於貝克，他又怎樣說呢？1865年，貝克在倫敦一教會中表示，居住於尼羅河上流的非洲人連動物也不如，貝克至說：“他們連狗也談不上！”要知道貝克不是普通人，他是知名英國探險家，又是當時英國維多利女王的好友，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尼羅河盆谷取締阿拉伯人的黑奴販賣。

利文斯頓與貝克等人道工作者，他們骨子裏的種族主義其實是有時代背景的。19世紀歐洲人對非洲的征服走到高峰，而隨之而來的貿易也蓬勃發展，他們只視非洲爲其勞役地區，爲歐洲的資本主義築起基地，他們一手拿劍，一手拿著人道主義的招牌，自以爲是既開發，又教化，來合理化他們的侵略。

但在很多的文獻裏，利文斯頓和貝克卻被描繪爲在非洲土地上的歐洲英雄，他們爲拯救非洲人民做出了不少犧牲。他們的繼承者，不論是從歐洲來的傳教士、商人或殖民官員等，他們都被視之是爲非洲人帶來文明的英雄，在歷史的書本裏很少提及到他們那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對非洲的侵略也被寫成一種高尚的行爲，目的就是教化非洲人，有人更形容他是19世紀最偉大的歐洲慈善家，因爲他協助和推動非洲地區的發展，但我們卻沒有想過1890年期間，利奧波德曾下令屠殺了近1000萬非洲人。

事實上，人道主義存在著非常辯證的方面，就以非洲爲例，販賣奴隸和殖民帝國主義爲非洲帶來危機，而西方帝國的子民又以人道工作者的身份回到非洲爲危機作補救工作。換言之，人道危機爲人道工作鋪路，倒過頭來非洲人又通過人道救援加強了他們對西方的依賴。人道工作者很少追問人道危機的來龍去脈，因爲他們在有意無意地變成危機的既得利益者。

回顧了19世紀西方人道機構在非洲的運作後，我們可能會發現，雖然已踏入21世紀，但卻沒什麽分別。放在歷史的脈絡裏，我們便會很容易明白到乍得的醜聞原來是有著歷史的源頭。

昨天的利文斯頓，今天的“佐亞方舟”，問題在於歐美西方等白人對非洲的種族思維，他們至今仍未能抛棄這個思維和態度。人道主義應該建基於尊重和平等，認同他們的權力與夢想，而人道機構也應該以雙向和透明運作爲基礎。

乍得醜聞向世界響起一口警醒鐘聲，在人道主義大傘下有著太多不爲人所知的故事，由於慈善團體各施各法，缺乏監管，令不少人借機混水摸魚，反而侵犯了受害者的尊嚴和人權。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應是憐憫的施捨，也不是侵略者的化裝？？，而是人類鞏固大家庭的守望相助，感情團結。

無論這是美國的支持，還是俄羅斯的反對，科索沃獨立已成為一個事實，隨著科索沃新政府上台，大家把焦點轉移至其組成內容和政策上，有觀察家擔心，與黑幫關係密切的新政府，將會加速巴爾幹地區的黑幫化，而其親歐美政策進一步為黑幫化找到支持力量，科索沃總理薩奇推動能源私有化以討好歐美，正好為巴爾幹新一輪惡鬥拉開序幕。

熟悉歐洲的專家都知道，巴爾幹半島是歐洲的犯罪天堂，每天有多少人口與毒品販賣，正在猖獗中進行，其中又有多少與科索沃解放軍有密切關係，而過去的解放軍領導層現在成為科索沃新政權，掌握當地豐富資源，這自然引來整個巴爾幹境內的反彈力量，特別是塞爾維亞人表示未有放棄科索沃，仍然視之為他們的聖地，當歐美企圖介入的，不僅是政治領域，還有經濟領域的時候，其所引發的反彈力量將更強大。

事實上，科索沃於二月十七日單方面宣佈獨立的後遺症繼續併發，各種勢力互相較量，有不少記者的注意力落在科索沃現任總理哈齊•薩奇（Hashim
Thaci）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上，有批評者指薩奇受到美國支持，只由於他的利用價值，而價值在於美國可透過他的奪權來支解南斯拉夫和俄羅斯勢力之餘，還可支配當地資源。當科索沃一宣佈獨立後，薩奇政府即重申表示，他們不排除科索沃能源私有化的可能。能源及礦業部副部長Blerim Rexha指出，政府正在研究，應以何種方式出售科索沃能源公司（Korporata Energietike e Kosoves-KEK）。

早於北約部隊於九九年戰後進駐科索沃時，《紐約時報》指出，科索沃的礦產蘊藏量是全歐洲最高，估計每年可提供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利潤。此外，科索沃還擁有約一百七十億噸煤炭儲存和可觀的原油儲存量，就此有關人等曾按科索沃礦產最豐富的北部，提出不少非官方方案，建議如何與塞爾維亞領土分隔，以及誰有權擁有這些天然資源等。

《紐約時報》又指，科索沃北部以Trepca省最為人關注，本由塞爾維亞國營企業管控的礦產綜合設施，覆蓋甚廣，被視為巴爾幹半島最具價值的不動產資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拉便曾佔領Trepca，並以該地資源來支持其納粹戰爭行動。

自北約轟炸結束后，在過去八年間，美國在巴爾幹地區建立無數軍事基地，而以科索沃最為龐大，這乃是越戰後最具規模的美國軍事基地。

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一塊具有重要戰略位置、豐富天然資產和工業發展能量的地區，可是，從阿爾巴尼亞、黑羅地亞、波斯尼亞、匈牙利、馬其頓，到現在的科索沃，都駐有成千上萬的美軍。

當筆者於九九年在巴爾幹採訪科索沃戰事的時候，早已目擊美軍以及北約盟友如何在當地作出永久性的軍事部署，一位阿爾巴尼亞難民Ljiljana表示，她很奇怪美國為什要幫助信奉伊斯蘭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人，她很為這由於科索沃擁有豐富天然資源而令他們獲得“垂青”，而缺乏資源的盧旺達，九四年發生大屠殺，西方大國便只會隔岸觀火了。

科索沃新政府除表示考慮石油私有化外，有分析家相信其他的礦產資源亦會相繼步上私有化的議程表上，那，最大的得益者是誰？而事實上，歐美爭相協助科索沃建國，連國旗也是歐盟的設計，北約將以保衛科索沃之名繼續在當地駐軍，至於美國，其所派出的顧問團隊正忙碌扶持科索沃撰寫憲法，並指導經濟發展的方向。

至於科索沃總理塔奇，在宣佈獨立後強調整頓經濟和打擊貪污的決心，但有批評者卻懷疑塔奇的誠意，美國獨立記者Jeremy Scahill，他多次在巴爾幹半島採訪，他說，薩奇是他所知的最貪污人物，甚至可以“罪犯”來形容之，這由於他仍任科索沃解放軍（KLA）政治領袖時，曾多番牽涉入暗殺、販毒等罪行，其別名稱之?“蛇”（the Snake）。

薩奇心狠手棘，《華盛頓時報》發現他同時也與西歐販毒集團有緊密關係，在與塞軍對抗時期，他對敵人和阿裔異見者，絕不手軟。

九九年科索沃戰事後，KLA雖變身成一支全新的科索沃自衛隊，但在薩奇背後指揮下繼續捲入犯罪活動裏，這包括勒索、敲詐、恐嚇、軍火毒品販賣和賣淫等，但最?人詬病的還是對塞族平民採取殘忍的報復行動，令到戰後的科索沃仍然動蕩不安，而薩奇也因與種種暴行有關，失意於多場選舉之中，可是，他所組成的科索沃民主黨（PDK）終在去年十一月選舉中取得勝利，他成為總理，他一上臺即表示會加快科索沃獨立的時間表。

如果要追溯他與美國的關係，可從九九年由北約推動的朗布依埃（Rambouillet）和平談判，薩奇代表科索沃阿裔與塞爾維亞舉行會議，尋求兩族衝突的解決辦法，當時有協助談判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對塔奇表現得十分欣賞，並指他是個“理性之音”，從此薩奇成為了美國可合作的夥伴，直至布殊政府，關係依然沒有變，甚至可以說，他們共同炮製了科索沃的獨立早產。

最初美國把KLA定性為“恐怖組織”，後來又與之合作肢解南斯拉夫。根據《蘇格蘭人報》九九年四月二日的報道，在九八年至九九年間，有不少來自中東和中亞的聖戰軍戰士被徵召前往科索沃，協助KLA打聖戰，幕後竟然由美國大力推動，而美國國防部情報系統、英國軍情六（M16）及英國第二十二特種空軍部隊於九八年共同訓練KLA，訓練營就設在阿爾巴尼亞北部。

有趣的是，筆者所碰見的KLA，他手持中國製造的AK47，他說，他是從阿爾巴尼亞境內有關方面獲得的。在冷戰時期，阿爾巴尼亞被中國視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向該提供大量武器，想不到該批武器最後落入KLA，反過來對抗中國盟友南斯拉夫。

KLA受多方訓練，美國國會裏的共和黨委員會於九七年一月十六日更發表解封報告，揭露了本•拉登於九四年也曾取道阿爾巴尼亞，秘密派出首批基本教義派遊擊戰士進入科索沃。

美國全球有組織犯罪發言人向美國議院法律委員會作報告時，指出KLA主要從販毒賺取金錢來購買武器，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正是巴爾幹半島販毒路的核心地帶，而這地帶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黃金新月彎”販毒路緊緊相連，每年涉及近上億美元的毒品交易，以及佔八成的歐洲海洛因市場。

換言之，當美國在軍事上支援KLA時，KLA則以販毒資助軍事開支，用以爭取獨立。二零零一年馬其頓爆發一場內戰，KLA便是主角之一，他們公開協助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與馬其頓開戰，並發動多次暴力襲擊，企圖爭取馬其頓阿裔聚居之地與科索沃合併。

馬其頓內戰雖然早已結束，但KLA推動大科索沃對馬其頓仍然是一個惡夢。

現在，大家都關注到科索沃新政府的組成及其政策，除總理薩奇外，他領導的科索沃民主黨有不少成員來自前KLA遊擊組織，而他們都陸續加入新政府的隊伍，這包括國防部部長Azem Sulja，科索沃駐阿爾巴尼亞大使Xhavit Haliti，以及美國所極力促成為科索沃軍隊頭目的Agim Ceku，他們過去在巴爾幹地區都曾涉及不同程度的戰爭罪行，美國獨立記者Jeremy Scahill指他們參與科索沃新政府重要工作引起鄰近國的不安，該地區將有一番惡鬥。

Chui Yung with a KLA member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the albanians from Kosovo showing the sign of independent Kosovo. They are the survivior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erbs and the ethnic Albanians.

盧安達 ( Rawanda ) 大屠殺幸存者烏塔伽拉瑪帶著他的紀錄片，來到香港，與華人觀衆分享了他回家尋親的痛苦之旅，並和我們一起探討了大屠殺的來龍去脈並展望未來的發展。他接受本刊專訪，從盧安達說起，與我們共同回顧非洲地區不斷上演的仇殺慘劇，以及目前國際社會最關注的蘇丹達爾富爾血腥衝突，好讓我們重新審視非洲如何才能最終衝破自身的厄運。

蘇丹達爾富爾 ( Darfur ) 的種族屠殺其實多年來就沒有平息過，而最近展開的只是新一輪的衝突，這場血腥的爭奪甚至像瘟疫般向外擴散，與蘇丹爲鄰的乍得首當其衝，靠近邊境的數條村落也同時上演屠殺慘劇，因此而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嚴重到無法估計

據報道，直到目前爲止，達爾富爾已經有40萬人罹難，200萬人流離失所， 而鄰國乍得的遇害人數也逐漸增多，10多萬人無家可歸，聯合國一再發佈緊急應變措施，卻只是杯水車薪。

大屠殺作爲戰爭武器，在非洲地區並不陌生，坐在我面前的20多歲年輕人，1994年從盧安達大屠殺中僥倖逃命，縱使事情至今已是13年，他仍然難以相信自己當年竟然能保住性命逃往西方世界，現在更帶著的他的紀錄片《回家》來到香港，至此他最大的願望就是用影像喚起人們對非洲大陸的關注。

還不到30歲的烏塔伽拉瑪（J.Rutagarama），對於他在盧安達的恐怖經歷仍難以忘懷，歷歷在目。更使他痛心的，是非洲人似乎沒有吸取盧安達大屠殺的教訓，以致相同的歷史在同一個大陸不斷重演，而達爾富爾就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首先讓我們看看這個橫遭慘劇的國家：蘇丹爲位處非洲東北， 扼守紅海和地中海的戰略咽喉，也是自此進入非洲腹地的門戶，位列全球最重要的國際戰略通道之一。而達爾富爾則是位於蘇丹西部邊境，自北向南與利比亞、乍得、中非等國接壤，在5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著400萬人，且一直是多民族地區，包括阿拉伯人和黑人部族數量多達80個，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北部，而信仰基督教的黑人則主要聚集在南部。

達爾富爾一直屬於蘇丹經濟最落後的地區，當地居民多從事家庭畜牧業，但幸好達爾富爾土地肥沃，雨水充沛，貧窮的人民仍然能夠自給自足，維持生活。因此，各民族也自然相安無事，過著平靜而閒適的生活。

誰知到了1970年代，達爾富爾的人口不斷膨脹， 阿拉伯牧民過度放牧面積以致沙漠化加劇。他們被迫往南部遷徙，結果與當地黑人發生爭奪水草資源的部族摩擦，其中更有部分阿拉伯人組成親政府的名爲“金戈威德”民兵隊伍加入衝突。而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統治的蘇丹政府自然也暗中扶持這支隊伍，以利加強自己在邊境地區的控制，而民兵得到政府支援，更是橫行無忌，連續向當地黑人部族展開燒殺擄掠，最終種下兩族人血腥仇恨的種子。

2003年2月，該地區突然發現大量石油，部族爭奪資源的衝突因此暴增，黑人土著不甘示弱，也相繼組成 “蘇丹解放運動” 和 “ 正義與公平運動” 的反政府武裝力量。他們異口同聲地指責蘇丹政府沒能維護黑人土著權益，並要求自治， 與政府分享權力和當地資源。

然而這本來是一場資源爭奪戰，卻在西方媒體的肆意宣傳下，搖身一變成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屠殺黑人基督徒的信仰戰爭，變身成爲一場宗族之間的較量，甚至進一步被誇大爲“反恐戰爭”。在各種勢力的煽風點火下，達爾富爾的仇殺愈演愈烈，逐漸達到現在的亂局，讓人不得不想起曾經的盧安達大屠殺事件。

相信讀者都明白，所謂的種族衝突，背後往往潛藏牽引與操縱。1990年代中期，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宣佈取消，國際社會都在慶祝種族和解逐漸在非洲露出曙光，誰知另一邊卻發生了盧安達這場20世紀最慘無人道的大屠殺。而如果要對這場悲慘的屠殺追根問底，就要追溯到盧安達的殖民統治時期，當時胡圖族和圖西族這兩兄弟硬是給殖民者分化成爲兩個對立的族群，直接演化成屠殺的歷史根源。

換言之，盧安達大屠殺不是由於兩個民族無法化解的深仇大恨，他們曾經和平共處過，一如達爾富爾的阿拉伯人和黑人。而胡圖族和圖西族更是說著同樣的語言，擁有同樣的宗教，並互相通婚，比鄰而居，也分享著同樣的酋長制度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本來沒有絕對的民族之分，而且相處如兄弟般，但自從1890年代以來帝國主義瓜分非洲，比利時人來到盧安達，他們以體質特徵上的差別，硬是將胡圖族和圖西族分成了兩個絕對不同的種族，而這種人爲的種族觀念最終變成殺人的“種族主義”。

烏塔伽拉馬對於這種殖民統治後遺症有特別深刻體會，他表示會在明年開拍一部有關這個題材的電影，迫使大家做出反省。
不過，我的訪問還是得從他逃過大屠殺後第一次回鄉尋親開始，他的第一部紀錄片《回家》讓觀衆隨著鏡頭一道經歷了一次不尋常的悲歡離合，這不僅是屬於他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非洲地區的故事，一個人類的故事。如果沒有足夠的反省，歷史只會不斷重演，在非洲也在世界各個角落，仇殺從沒有停止過，和平世界似乎成爲了一個烏托邦。原來我以爲訪問會是沈重的，但透過一位年輕非洲導演的眼睛，我們竟然看到了希望。

訪談內容


cy=.張翠容 R=烏塔伽拉瑪

cy：歡迎你到香港來，中國的讀者其實對非洲所知甚少，對非洲的印象，可能就只停留在戰爭、屠殺、旱災、饑荒、疾病，記得《時代》雜誌曾有一期以非洲作爲封面故事，大字標題：《無望的非洲大陸》。

J.R：這是西方傳媒很流行的一種看法，問題是，他們只視非洲爲一個國家，但其實非洲是由很多不同國家組成，他們之間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都有很大的分別。例如坦桑尼亞這些國家都相對穩定、富足、安全……

cy：南非也是非洲一個典範。

J.R：？！事實上，南非讓我很失望，在我未踏足南非之前，的確很仰慕這個國家，當地黑人成功結束隔離政策，可以當家作主，這是非洲的希望所在。但現實卻是，白人精英仍然操控著經濟命脈，黑人繼續生活在貧窮線下，一個國家，兩個世界，無形的隔離政策繼續存在。

cy：不過，盧安達經歷九四大屠殺之後，到現在可有不同呢？

J.R：唏，已經不一樣了。我是零一年第一次返回家鄉，看到圖西族和胡圖族這兩個民族正努力和平相處，而當年的受害家庭也深知只有寬恕，才可以抹走眼淚，向前邁進。

cy：對，我看過你的紀錄片《回家》，很高興得悉你已尋回母親。

J.R：這實在是一大驚喜，當年在一片血腥恐懼下，我與家人失散了，救援組織把我救出來，就只有我一人，獨自在西方世界繼續生存下去，先是英國，再到美國，後遷往紐約，一次看到一部有關某地大屠殺的紀錄片，深受感動，發覺影像的驚人力量，之後念電影，決心投身電影／電視行業，第一部作品自然想到自己的家鄉，還有失散的親人。


cy：母親見到你非常開心，但還是選擇留在盧安達，是嗎？

J.R：在一家之中就只有我和母親幸存，弟弟和爸爸不幸遇害，尋找他們葬身之地實在是非常痛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我訪問了那些當年的胡圖族劊子手，他們都一臉茫然，對過去所做的固然深感後悔，但對當年所發生的事情，仍然不明所以，可是，有一點則很清楚，大家必須從九四大屠殺中重新站起來，以寬恕的態度再次接受對方，共同建設社會。對於我媽媽，她需要時間去癒合傷口，她不願意離開盧安達，這？？盧安達這一片大地有她一生的記憶，是她的根，也是她親愛的祖國……

cy：如果沒有發生過大屠殺，盧安達的確是個美麗的地方。

J.R：唔……非常美麗呢，那些翠綠的山，還有怡人的氣候，彩色浪漫的風土人情。

cy：那你會選擇定居家鄉嗎？

J.B：不太可能了，我年少時已離開祖國在西方成長，而我的事業也只能在西方有發展機會。目前盧安達就只有一間電影院，電影對當地人而言，是陌生的、奢侈的，他們大多只聽收音機，更何況盧安達電力供應仍然不足，經濟有待發展。

cy：聽聞政府正致力發展經濟，推動旅遊業，大屠殺事迹竟然成爲旅遊景點，例如電影《盧安達大酒店》中的酒店，是一大賣點。

J.R：是的，如何脫貧，讓人民和睦共處是當務之急，我很感興趣人民怎樣可以做到這一點？我曾去過越南，對於越南人這麽快便能抹走戰爭傷痕，迅速把經濟發展起來，並且張開雙手，歡迎當年是敵人的美國，到越南投資，這實在是不可思議，越南人溫順謙厚，其寬容的胸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在想，這與他們濃厚的家庭觀念有關嗎？還是其佛教信仰的影響？

cy：非洲人不也是非常重視家庭嗎？例如蘇丹，即便伊斯蘭教徒，還是基督徒，他們的信仰都是主張和平、公義……

J.R：倒也是，蘇丹的伊斯蘭阿拉伯人和基督教黑人，原本也能和本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好像盧安達的圖西族和胡圖族。

cy：對，我記得你在《回家》一片中，在片末，你旁述說，沒有殖民主義，就沒有大屠殺。

J.R：這實在悲哀，在二十世紀的盧安達經歷殖民主義，殖民統治者建立起複雜的種族等級系統，按他們的種族劃分來頒發不同的身份證明卡，有了這些身份證後，麻煩便來了。即使殖民統治結束了，比利時統治者還是留下一條尾巴，讓胡圖族精英繼續成爲大國的代理人，進行不公義的統治，最終演變成大屠殺，血流成河。我還計劃就這個題材拍一部電影，剖析殖民主義在非洲的遺言，非洲的問題，我相信可以在國際社會的協助下，由非洲人解決。

　　

荷里活名導演史提芬．史匹堡杯葛北京奧運，退出藝術顧問團隊，指如果北京不向蘇丹政府施壓，以解決當地人道危機，他便會放棄今年所有的奧運活動。

這則新聞在國際間廣泛報道，恍似蘇丹大屠殺的責任全落在中國身上，只要中國撤離在蘇丹的投資，那就甚麼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其實，蘇丹問題不是始於今天，而是早在很多年前已爆發了，只不過「九一一」發生後，全球焦點集中在中東地區，特別是阿富汗與伊拉克，我們隨美國的指揮棒把視全轉到那些所謂「邪惡軸心」的軸心。繼阿富汗後，伊拉克成為立刻要解決的問題，刻不容緩。當時的蘇丹已「七國咁亂」，卻沒有人向這個國家投以關注的眼神，那些自稱有良知的人士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好了，美國攻打伊拉克後卻泥足深陷，批評聲音此起彼落。此時，美國為了轉移視，她再次高舉指揮棒，一指就指到蘇丹去，我們的目光竟又跟轉到蘇丹這個非洲國家，但這不表示中東地區問題可以不理，只因為蘇丹以至非洲整個大陸有大量中國的投資，美國指揮棒指到這裏來，一箭雙鵰，既可分散世人對伊拉克的注意力，又可借機打擊中國，特別在北京奧運快將舉行的非常時期，也特別在美國正要步入衰退、需要有人打救之際，那麼，蘇丹不就變成美國要好好跟中國談判的絕佳籌碼了嗎？！

中國人權狀況沒錯必須受到關注，過去每次中國舉行重大國際活動，又或面對重要國際協議的時候，其人權問題就會提上議程，有關人士希望借此手段迫使中國就範，就好像經濟制裁的手段，這不一定有效，卻是西方國家對不聽話的發展中國家最普遍的施壓方法。

蘇丹現也正處於西方經濟制裁的懲罰之中，可是，屠殺卻沒有因此停止下來，而制裁作為一種手段亦已開始受到質疑，看看當年的伊拉克，現在的古巴，最終受苦者都是老百姓。

　　對於蘇丹發生屠殺的真正原因，過去有不少文章探討過，資源爭奪是罪魁禍首，但國際傳媒與西方政要的矛頭仍然指向種族衝突，實在無助解決問題，反之激發兩族仇恨，再加上制裁，資源益發缺乏，仇殺愈演愈烈。

　　國際社會應謀求合作，扶助蘇丹經濟有均衡的發展，讓資源有合理的分配，督促蘇丹政府照顧各族裔的利益方為上策，而不是各站在一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現在，史匹堡指摘北京人權不彰，「縱容」蘇丹，而杯葛北京奧運。四年後奧運將在倫敦舉行，到時英國政府如未能解決伊拉克與阿富汗問題，又或繼續在當地駐兵，反戰人士是否會杯葛倫敦奧運？

　　在此，我想問導演一句話，我們固然要關注蘇丹，但加沙地帶 ( Gaza Strip ) 又怎麼樣？那裏一樣發生嚴重人道危機，作為美國人，又作為美國猶太人，他是否也應該發表他的高見，我們如何可阻止這場人道危機的惡化？


　

　　程翔在上周四與記者茶敘，分享他出獄後的內心感受，當天下午湊巧碰上陳冠希的記者會，第二天各大報章與電子即時新聞都以陳冠希為頭條，程翔新聞在後，有報章評論更把兩人記招作比較，甚為搞笑。

　　一位是備受敬重的前輩，另一位是不羈的新一代，前者以國家民族先於個人榮辱，後者則是私生活惹出禍；前輩程翔從大我走下來，首先要回到小我休息一下，而新一代藝人 Edison 卻表示會檢討小我再走向大我（公益慈善事業）。

　　在同一個下午，一個陽光充沛的下午，兩位南轅北轍兼代表不同年代與精神的人物，同時分別在香港島與九龍作出一場自白，電視面臨直播取捨的抉擇。

　　諷刺的是，程與陳兩件案子看來如此風馬牛不相及，卻一樣牽動了數百萬香港人，以至兩岸三地全球華人的心，以及引發熱烈的討論。而兩位當事人又竟然不謀而合選擇二月二十一日與傳媒會面，讓全港市民在電視上、報章裏同時看見和閱讀心中一直關注的人。

　　心情仍然沉重的程翔，我想，面對這位「世姪」實在啼笑皆非，心中暗叫怎麼大家還有這一點緣，那陳冠希這位小子如真的準備奉獻小我完成大我，他便得要向程前輩請教一下人生哲理了！

　　話得說回來，在茶敘中，程翔講了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他說，他會以愛包容，這包括曾經傷害他的人，雖然這不算是新鮮金句，但由於我聽得出這是經歷過痛苦磨練出來的心底話，便不得不由衷一再讚歎程翔的坦蕩與寬容。

　　愛是最好的療傷方式，正因為程翔心中有愛，才會表示對中國繼續有期待，驅使他跌倒再站起來。

　　那麼，我們整個社會也好應該從愛中復元過來，讓曾傷害別人的人、受過傷害的人，都能有機會重生。

　　某一年冬天，北京，雪花紛飛，我穿厚厚的羽絨外衣，亦難敵零下十多度的氣溫。

　　我走進北京大學的校園，身體不停顫抖，但眼前的美景卻令我很快忘記冰冷，想不到濃雪下的北大，竟讓我發思古之幽情。

　　禿頹的樹枝吊掛串串冰珠，古老雅致的亭台樓閣與白雪相擁，結了冰的河流折射出陽光的五彩色光……

　　一身北方冬季裝束的學生們在身旁經過，一口急速捲舌音極重的北京腔普通話，他們在談論先哲的思想理論，還有文學。

　　沈從文、巴金、朱自清、蔡元培、馮友蘭……啊！我已抵達北大的文學院了，再拐個彎便是文學院老師的宿舍，宿舍是庭院式的平房。

　　我終於找到了宗璞（筆名），一位作家老前輩、馮友蘭的女兒。宗璞看來已屆退休之年，但她案頭仍堆積一大疊文件、論文、參考書籍，明顯地早上已工作了好一段時間，四周發出陣陣書香，學海無涯，惟有孜孜不倦。

　　宗璞為我泡了一壺茶，然後坐在一張搖搖椅上，開始講述她父親馮友蘭的事與教誨。

　　她說，父親雖然去了，但她仍不時彷彿見到他，而這張搖搖椅正是他的深愛，他一坐上，戴深色鏡框老花眼鏡，全神貫注地閱讀，偶爾他會抬起頭，向上一指，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對，宇宙萬事萬物本該如此，一如雲在青天，水在瓶裏。我眼前的茶壺發出陣陣熱氣，驅趕我身上的寒冷。

　　「生有時，死有時，工作有時，作息有時……」

　　日前報紙有一則新聞，已關門的青文書店四十多歲老闆羅志華，在貨倉尋書時竟給倒下的書壓死，非常卡夫卡。

　　一幕幕與他為書吵嘴的情景在我腦海重現，他至死不忘告訴我們，他與書不離不棄，就好像雲在青天水在瓶。不要覺得荒謬，也請不要流淚，所有青文之友都會深深懷念羅志華。

　　

在每一個社會裏，都有一套主流遊戲規則，被視之為邊緣、弱勢的一群，例如少數族裔和女性等，如想獲得接受，必須要加入這場遊戲和遵守其規則，不服者可以去改變它，那就是要鬧革命了。

　　畢竟有氣魄帶來變革者不多，反之去改變自己來融入主流往上爬者居多，因此，不要以為有少數族裔參選便假定他一定會維護少數族裔利益，有女性參選便假定她一定保障女性權益，到頭來這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選擇候選人，最重要是去了解他的政綱，而不是純粹因為他的膚色或者性別。

　　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和希拉莉無疑為大選帶來新景象，一位是黑人，一位是女性。可惜的是，對我而言，他們兩位的世界觀非常接近，前者說話不經大腦，吹水成分多，後者較老謀深算，但都不是我喜愛的。

但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氣勢如虹，把所有候選人的光芒都掩蓋了。我們在香港看新聞，每天都是奧巴馬，強勢出擊的希拉莉後繼似乎乏力，要出動眼淚攻勢。

　　看來，這位黑裔年輕人奧巴馬，可真令人刮目相看，很多人原本以為他只會陪跑，怎知黑馬愈跑愈勇。

　　奧巴馬政治經驗非常淺，我們未能完全了解到他的治國理念和外交政策，他的賣點也側重於年輕活力可帶來新思維、新改變、新局面。

　　但，如何新？如何變？老實說，你我可以說清楚嗎？

　　最近，奧巴馬發表公開演說，可真嚇死我。他大聲疾呼，指如果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未能有足夠魄力轟死所有恐怖分子，那就讓他來執行這個任務。他說時手舞足蹈，其姿勢令我想到列根。

　　雖然奧巴馬對布殊向伊拉克開戰有諸多批評，並表示如他上台會從伊國撤軍，但他卻把矛頭全指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好像所有恐怖分子都集中在該兩個地方了。

　　他說，他會多派兩個兵團到阿富汗剷除塔利班和阿蓋達，而巴基斯坦也是打擊焦點，言語之間大有向穆沙拉夫發出警告之勢。

　　美國另類媒體 Democracy Now 名主持人 Amy Goodman 也給奧巴馬這番言論嚇了一跳，在節目中請教巴國分析家有何看法，她問：「奧巴馬似乎要向穆沙拉夫下達命令，如穆氏反恐不力，他便要轟炸巴基斯坦似的，這不是很駭人嗎？」

　　當然，美國不能這樣做，至少巴國有核武呢！不過，這足以反映奧巴馬頭腦稚嫩之餘，也走不出好勇鬥狠的舊思維。至於他怎樣看待以巴衝突以及其他國際大問題，老實說，我實在不敢再問。

　　至於國內政策，他一樣難以展示新方向，他擁護不平等的自由貿易協議，比起共和黨有過之而無不及，選民以為他可以帶來轉變，那可能只不過是一種危機中的主觀投射罷了！

不過，從賴斯到奧巴馬，的確令人感到，美國夢是真實的，只要你努力，一切都可以為你打開。

　　可是，在這個美夢的背後，有不為人所察覺的代價。

　　沒錯，美國是個大熔爐，美國社會講平等。當我居住在紐約時，每天上班下班，坐七號地鐵，沿途各站都是少數族裔聚居的地方，人種之多，十隻手指也數不盡。

　　我經常向朋友笑說，在車廂內，可以聽到很多語言，從西班牙語、俄羅斯語、阿拉伯語、波蘭語到普通話等等，唯獨較少聽到英語。

　　啊！此時，我不禁想，美國果真是世界各民族的夢想之地，他們從四方八面湧到這裏來，按心裏的理想來構建自己的世界，不少失敗了，但當然也有成功的，而我們所看到的成功例子，能夠往權力中心爬 —— 如賴斯能夠成為總統最器重的人，又如奧巴馬挑戰總統寶座 —— 實在是振奮人心。

　　可是，我們有沒有留意到，少數族裔在美國要獲得主流社會認同，首先必須認同美國白人價值觀，那就是 Angle-Saxon 的文化；還要加上運氣，才會獲得垂青，不然便得永遠人在邊緣無覓處。

　　其他族裔先不說吧，就講一講我所認識的美國華人，當中年輕的一來到，便努力洗脫自己的口音，從打扮到行為舉止，以至思想，也得要複製白人的一套。

　　在我所熟悉的新聞行業裏，多少能幹資深的華人記者、編輯，打滾多少、多少年，只要有幸能受聘於主流美國報紙，管它是小報還是大報，或許只擔當個小角色，也一律是光宗耀祖，值得在自己族裔面前誇耀，因為，你已經躋身主流了。

　　因此，看看賴斯，她要比布殊還要好戰，奧巴馬也要展示打擊恐怖分子的決心。

　　當少數族裔躋身主流後，他們的表現會比主流還要主流，比白人還要白人，這樣他們才可以生存下去。

在民主黨眾候選人當中，愛德華茲（John Edwards）的政綱反而給我一種驚喜。他不是第一次參選，四年前便曾出來競逐，留意他的人都會發現，他比前有很大的進步。

　　愛德華茲首先表明不接受華府游說集團的捐獻，這令到他更為獨立自主。要知道，美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便是游說政治（lobbying politics），財大氣粗者往往佔盡優勢，他們愛用大量金錢資助政治人物，以色列游說組織便是一例，因此，在美國鮮有政客敢頂撞以色列利益集團。

　　愛德華茲又敢於挺身指摘大企業操弄經濟與民生領域，他提倡經濟公義其實正是美國急需實現的。不過，他的倡議自然得不到企業傳媒的歡迎。企業傳媒在美國影響巨大，他們可以捧紅一個人，也能摧毀一個人。

　　無論如何，愛德華茲還是盡努力呼喊出他的信念，說，企業貪婪已經滲透到社會每一個範疇，我們絕不能給這些貪婪的人，偷走我們孩子的將來，同時也把民主斷送。

　　我支持愛德華茲！可惜他已退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