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醒來吧！這不僅來自阿拉伯的聲音，同時也來自歐美的聲音。冰島國民借國會復會的機會，向正在進入國會的議員們投擲雞蛋和番茄以洩心頭之恨。

　　歐豬五國也有人民質疑他們的代議制度，示威不斷。最後，美國人亦以佔領華爾街的方式，指摘政府面對經濟危機時，只懂包庇大企業卻懲罰老百姓。英國工會將在下月發動全國大罷工，抗議政府肥上瘦下。不過，最具象徵意義的當然是佔領華爾街行動。

　　看形勢，這將是曠日持久之戰。有趣的是，該行動已在蔓延中。

　　有人發起十月十五日在全球各大城市同時加入「佔據華爾街」運動。讀者可查看有關網站：http://15october.net/。歐陸和南美很多城市都已經加入了。亞洲也開始發起相同的運動，網頁名稱是：Occupy Asia 15 Oct.Global Solidarity。

　　台灣友人傳來通知，台北有民間組織迅速報名，加入這一場運動。他們定在上述的抗議日，從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佔領台北的指標性地點五小時。

　　不知道香港會否有人提出附和這行動？如果有的話，地點將會在哪裏？我認為中環交易廣場最適合不過，這僅是香港交易所之所在，也是國際金融之自由掠奪地，是香港的「華爾街」。

　　想不到美國導演米高摩爾○九年在其一部解剖美式資本主義的紀錄片《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的結尾中，呼籲大家不要放過華爾街，到了今年將盡之際終於有人和應，甚至可能發展到全球聲討華爾街呢！

　　參與者都建立了一個互通消息的網站：http://occupywallst.org/，指這是一場「美國革命」。美國中產快都變成無產階級了。從華爾街出發，美國人怒火現已燃燒到華盛頓：「佔領華盛頓」。

連美國人也要鬧革命，在未來日子裏，歐洲將會更烈

茉莉花革命，對廿一世紀而言，其實有更深一層值得思考的地方。我們準備好了嗎？

「這個庭院是空蕩的，本多心想，自己來到了一個既沒有記憶，也沒有任何他物的地方……在夏日的陽光，一派寂靜……」

這是三島由紀夫剖腹前在其遺作《豐饒之海》最後一章的最後一段。這令我想到馬圭斯的《百年孤寂》，以及曹雪芹的《紅樓夢》，兩本偉大的著作竟然有類似的結局 —— 一派寂靜。

《百年孤寂》的結局是，書中談及的整個家族都消失了，因為被判定孤寂百年的家族在地球上是沒有第二次機會的。然後天蒼蒼、野茫茫，一絲痕也沒有留下，連記憶也沒有。

《紅樓夢》的大觀園由盛至衰，幾許繁榮，多少哀愁，都隨賈寶玉揚起的出家袍而悄然成為過去，最後落得茫茫大地一片寂靜。這情景讓我聯想到無邊無際的荒涼之地，任何生物都無法生存過來，有的是風在無力地吹，草地在無力地晃動。我們再也記不起這裏曾經發生過甚麼事情。寂靜得空蕩，空蕩得孤獨，孤獨得可怕。或許這才令我們領會到深深的悲痛與無奈。

這幾天有朋友從日本來香港開會，他們不是日本人，只是在日本工作的加拿大人，他們曾到過地震海嘯災場，我從他們口中知道了更戰慄的真相。一切都被捲走了，寂靜回歸，就好像一切都不曾發生過。

我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也曾身處於此一景象。那是與科威特接壤的邊境地區。該地在200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有過殘酷的交戰，但死了多少人，死了甚麼人，無從得知。留下來的只是幾輛殘破的坦克，見證天地之間的荒謬孤寂。由於屬輻射區（受貧軸彈遺害），生人勿近，蛇蟻也難偷生。

我曾經懷疑，我們一步一步邁向的世界盡頭之處，就是如此，一派寂靜。

究竟核災之地福島現在怎麼了？仍然是寂靜荒凉一片嗎？就像《百年孤寂》，沒有第二次機會？

即使沒有第二次機會，日本人終於出聲了。

繼知名作家村上春樹較早前於西班牙領獎時，發表了他的反核立場後，日本另一文化界名人也挺身反核。大家都喜愛的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直指日本已完全陷入「福島喪失」狀態，並高調拉起示威布條拒絕核電製片，直至自然能源法案通過為止。

日本核災發生至今已三個多月，國際傳媒對福島的報道已開始淡化。較早前曾聽過該地發現無耳朵小白兔，恐怕是核輻射後遺症，之後再沒有甚麼後續消息了。究竟宮崎駿口中的「福島喪失」是怎麼一回事呢？

根據聯合國 IAEA 組織的調查，現在整個福島縣都受到嚴重輻射影響，沒有一處地方適宜人居住了。例如福島縣的郡山市，有不少兒童鼻血流不停。而伊達市則只好自救，向有幼兒家庭提供公宅避難。最可憐的是，福島縣的居民無處可逃，只能在縣內兜兜轉轉，逃不出輻射範圍。

事實上，幾十萬福島縣居民應該立即撤出。但據估計，如果日本政府跟東電要負責搬遷、賠償，幾百兆日圓也賠不完。除非有人即時死亡，否則有關當局便會盡量拖延、推卸責任。

輻射是肉眼看不見的透明恐怖凶器，而兒童受輻射影響程度又是成人的三倍。如今在福島縣便有三十萬兒童赤裸裸暴露於高度輻射污染之中，這實在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研究核元素的日本大學教授小澤祥司指出，要令福島縣地區恢復到核災前的環境，可能需時一百年。換言之，福島居民已喪失可以居住的故鄉了。日本政府再不果斷行動，福島便會愈來愈多居民患癌，兒童慢慢步向死亡，一如伊拉克。到時政府及東電便會面對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控告和索償，避也避不了。

核輻射不僅影響人體，還污染土地、食水與糧食。烏克蘭在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出事後，當地人的平均壽命從七十五歲縮短至五十五歲。本來一直是世上最長壽的日本民族，經過今次核災後，不知對平均壽命有多大打擊？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須正視福島居民目前所面對的生命危機，要讓他們感到孤獨、寂寞！

      本來「生的死不了，死的生不了」，但江澤民撲朔迷離的生死偏偏變成新聞工作者的陷阱。

　　不知從何時起，香港媒體對國家領導人的興趣盎然，甚至勝過任何世界大事。領導人一出巡，管他走到天涯海角，都不惜花巨款跟隨報道。既然認為這麼重要，理應準備充足，抓緊機會向領導人發問一些舉足輕重的問題。結果卻不是這樣，大家只着眼於微小的事情。

　　如果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那獨家也一樣有分輕重。事實上，江澤民始終已是一位八十四歲的老人家，我們已經可以為他蓋棺定論。難道他還可以拖十年八載？在政壇繼續有活動能力？有扭轉乾坤的大能？

　　作為觀眾與讀者，我寧願媒體可以給我一個對江澤民歷史功過的詳細分析，以及沒有江澤民的中國將會怎樣？多於告訴我，他是何時呼出最後一口氣，死狀又如何？當然，我也有興趣知道細節，但這純粹出於八卦，屬於花邊新聞。除非他於位高權重時竟遭人暗殺，突如其來的死擾亂了中國政局，要是這樣的話，誰率先報道死亡真相，便意義重大了。

　　花精力、冒風險，即使這是大家早已準備好的一件事，但總之得先由我的口中說出。第一個公開說出來就是獨家。獨家是新聞工作者最高的追求乎？

　　從江澤民死訊的誤傳，大家舊事重提，談到九七年鄧小平之死，誰家媒體搶得了獨家報道？好了，有媒體首先報道了鄧公在九時許仙遊，不不不，這不算獨家，跟着有另一家媒體的記者精確地指出他是九時零八分死亡，這才是真正的獨家。

　　事隔十四年，如果有記者表示花了十四年時間挖到機密文件，鄧公其實是死於九時零八分五十三秒，死前還眨了一下眼瞼。看來他是位一生為獨家奮鬥的記者，但他是聰明還是愚蠢呢？

      有份雜誌很喜歡甚麼都加上「全球獨家」，讀後你便會清楚其實只不過是「獨做」而已。例如一天，總編輯或記者忽發奇想，跑到印度找密宗白教教主噶馬巴做訪問，便冠以「全球獨家」專訪。這並不表示噶馬巴從來沒有接受過訪問，而是此刻只有這家媒體在做。

　　所謂獨家，有時是沒甚意義的，說穿了只是行內的一場遊戲。在劇烈的競爭下，大家有理無理都爭奪一番，爭先鬥快。就像鄧小平是上午九時許，或九時零八分辭世，對大眾有甚麼影響？

　　可惜有些記者誤以為「獨家」乃是新聞從業員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惟有「獨家」才能令記者或媒體機構揚名立萬，因此不擇手段去追尋獨家。看啊！《世界新聞報》的醜聞，應教同行有所警惕。

　　其實「獨家」在新聞工作裏，其意義在於有記者比同行更有能力發掘具影響的真相。這真相的浮現，可令正義得以伸張，或能推動社會變革，或還歷史一個公道，甚至改變大眾的觀念與看法。

　　過去有不少「獨家新聞」曝光，的確發揮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別具貢獻。即使如何辛苦才能發掘到這樣的獨家，也是值得的。

　　較早前維基解密洩露了有關「六四」的美國外交文件，文件顯示美國政府一早知悉「六四」當晚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大屠殺。回看當年的新聞，有好些逃出來的民運人士，堅稱他們留守廣場目擊屠殺經過，繪影繪聲。

　　反之有廣場四君子之稱的侯德健，表示自己「六四」整晚都在廣場，至早上六時許才離開，學生被勸喻有秩序地撤走，當時有西班牙電視台攝影隊在場錄得過程，但香港傳媒選擇用了美國媒體的片段。侯德健接受訪問時哭着說：「我們不能用謊言去打擊說謊者！」

　　當然，廣場沒死人並不表示京城的其他地方也沒死人，解放軍有向人民開槍也是事實，可是時間地點過程與受害者等等一律是重要証據，讓歷史學家還原歷史真貌。如果天安門廣場真的沒死人，那為甚麽廣場當晚竟能免於屠殺？「六四」的真相何在？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我們傳媒有盡過努力嗎？

美國剛宣佈的經濟數據差強人意，有分析家憂慮美國可能會陷雙底衰退。至於歐盟國家，情況更糟羔，葡萄牙與希臘的債務危機恐拖累歐盟地區的經濟前景。在西方經濟下滑之際，中國與印度早被視為崛起的新興勢力。說是新興勢力，其實只是指經濟發展的層面上，中印兩國本身就是文明的古老大國。

特別是印度，現代思想家可能對我們這代中國人更有啟發作用。早前有藝術家朋友在上海辦了一個饒有意思的活動︰「從西方到中土」，有多位知名印度思想家參與對話，其中一位歷史學者迪佩什˙查卡拉巴提 ( Dipesh Chakrabarty )，其演說頗為發人深省。

究竟印度人的生活哲學是甚麼？原來不少印度人，尤其在這個急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已不再為未來而活，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以後」有啥意思，對他們而言，活在當下，只不過每一刻為生活作個小調整，僅此而已。

他們認為為生命建立一個更軟性的系統，好讓自己能有舒展的空間。這令我想到我身處的香港，香港人事事以為未來打算做藉口，完全漠視此時此刻的生活質素。事實上，生活包涵物質與靈性，香港人總以為營造豐富的物質生活才是一切，對將來才有保障。

舉個例子，香港人一直為房子生為房子亡，我最近為了家人到處尋覓居所，差點兒要發瘋了，很多在我生命中有意義的事情都被迫擱置。不明白香港人，連在學的年輕人也這樣想，置業是人生的首要目的。

最近與一位文化人吃午飯，他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我猜他早已擁有自己的物業。怎知他說，他一直都是租房子住，他不想參與這個遊戲，反之把大部分時間投放在靈性思維上。我碰到他時，他剛結束禪修營，準備第二個星期就到印度佛陀聖地參悟。

我與他談到香港空間的苦惱，大家有藏書一大堆，他笑說會把書放在他習佛的師父的寺院裏，好讓書本也六根清靜。

人生苦短，為甚麼我們總為衣、食、住、行而花上大部分時間？有時是需要，但有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由於我們太執着、太貪心而已。

再說回上述所提到的印度思想家查卡拉巴提，他對印度與中國在國力上逐漸主導世界有這樣的提問：「在印度和中國成為支配性的、強而有力的國家時，我們會超越歐洲思想的視野麼？中國和印度會生產出新的思想基礎，以便在此基礎上實現人類大同麼？」

當我們中國人為中國繁榮而感到亢奮時，迪佩什這一反問可說是當頭棒喝，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深深思考國家真正的發展方向。

說到印度，我們當然會否認，印度是一個亞洲民主大國。不過，最近有調查指印度社會的自由度高，印度人的自由處處受到限制，而印度之貪污腐敗、缺乏效率、貧窮落後更成為民主的敵人。人們就此批評印度的民主失敗。

可是迪佩什卻告訴我們，盡管印度的民主未能為人民帶來公平的財富分配，貧窮的人無法享受國家的經濟成果，但印度人仍然表示寧願發展慢些，亦不會放棄民主，因為他們認為中央集權式的決策會更差。

印度人如何看待民主？事實上可以從他們的投票便可得知。原來印度人的投票率極高，一般都會有百分之六七十，而且窮人更熱中於投票和參與社會事務，他們希望藉此來推動國家的民主改革。難怪印度的社會運動十分蓬勃，思想也很活躍。流水不腐，只要印度保持這種動力，不少印度人相信好的轉變便會來臨。

現在印度最需要的是法治，並有一個獨立政府之外的機構來伸張社會公義。當然，印度的傳統階級制度也需要改變，民間社會一直為此而努力。

由此看來，印度人不會如外界般質疑印度的民主，只是思考如何把這民主變成好的民主。說來有趣，迪佩什指印度人相信民主是人類唯一出路這個想法，與英國人曾殖民管治不無關係。在殖民時代，英國統治者曾對印度人說：「民主對你們是好的，但現在不能給你們，因為你們還沒有準備好。」

印度人不服氣，一直欲證明他們可以實踐民主。至於印度能否把好的民主取代壞的民主？看來，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呢！

翠容按：由於過去一個月來在北京，無法進入blogspirit，未能貼上文章，只能在電郵收到讀者回應，我則變成啞巴。剛回港，立刻更新這個blog。以下是我對美國與拉登之死一些看法。            

拉登代表了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十年前紐約世貿被襲，美國攻打阿富汗，東西方的文明衝突論到達高峰。十年後，美國終於擊斃拉登，但文明衝突便可以落幕了嗎？其實，當我們說文明衝突時，究竟所指的是甚麼？有人認為這代表東西方之間的文明差距。西方自由民主進步，東方（主要指伊斯蘭世界）封建專制落後。他們襲擊美國世貿這一國際金融象徵，乃出於他們的妒忌。

這種說法當然十分淺薄。不過，我們也可沿這個思路反省一下，為甚麼西方富裕而阿拉伯地區相對落後？當中有內部因素，但也有外在原因。過去多年以來，從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到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大家都已討論了很多。

就好像阿拉伯世界今次所掀起的民主運動，他們要推翻獨裁者。可是，如要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一個獨裁者，以為獨裁者消失了，問題也隨之消失，這實在未免天真，亦沒有看透問題的背後，有更深層的國際政治推手，塑造了過去的中東面貌，而獨裁者只是代理政治的產物。阿拉伯人除了要推翻獨裁者外，更要向代理政治說不。

不過，人們還是喜歡簡單的解讀。一個人之死可以牽動全球，文明的衝突全落在拉登身上。因此，美國花了十年時間和動用龐大資源去追捕這個人，並宣稱拉登之死是美國反恐的重大勝利，世界從此較安全。他們這種具誤導性的邏輯同樣應用在利比亞。北約咬着卡扎菲家族不放，看情況是勢要把他和其家族置諸死地才肯罷休。

當然，我不相信北約是為了民主而去幹掉卡扎菲，即使假設他們是這樣想，但沒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亞，民主便會實現？把視綫放在一個人身上而忽略更宏觀的結構問題，是美國有心迴避還是有心誤導？

　　我在埃及採訪時曾問過埃及的年輕人，怎麼看拉登？他們瞪大眼睛，一抹疑惑掠過臉上，除知道他被視為恐怖大亨外，甚麼都不知。其他人有自己要忙之事，他們視拉登為過時人物。在北京，年輕人表示拉登生死屬美國人的事，他們對物價更在乎。況旦他們已逐漸建立起他們的公民社會，他們早不需要拉登。

　　過，美國與恐怖分子仍以暗殺來唬嚇對方，究竟他們兩者之間有甚麼分別？

拉登一死，美國人民歡呼跳舞。這令我想到當世貿倒下來的時候，也有阿拉伯人唱歌慶祝。

　　世貿死了三千人，伊拉克與阿富汗死於戰爭的無辜老百姓，更高達數十萬。阿爾蓋達用恐怖手段置人於死地，而美軍虐囚及濫殺方式也一樣令人不寒而慄。

　　我們說恐怖主義無疆無界，如幽靈飄蕩，殺人於無形；但國家恐怖主義同樣不講疆界，要殺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便肆意暗殺，還來個誅九族，自己就是律法，又或闖入別國領土像阿爾蓋達般，如入無人之境。

　　在北京，我問一位年輕人，如何看待卡扎菲的小兒子和三位孫兒被殺？他聳聳肩，淡言說，相信北約不是有心殺他們的，戰爭嘛！總有傷亡。

　　在的黎波里那邊，當記者問卡扎菲政府發言人，怎樣看待兩位英美記者受襲身亡？他也聳聳肩，一樣淡言說，戰爭嘛！政府軍這邊有人死，反對派那邊有人死，記者死，老百姓死。

　　究竟過去十年以來，誰勝誰負？

　　拉登推倒世貿，以為挫帝國銳氣，向美國操控阿拉伯地區報復，怎知倒頭來換來的是美國攻打伊拉克和阿富汗，並在該地進行佔領；但另方面，美國反恐卻愈反愈不安。拉登死了，美國反之要加強防備，美國人的生命更受威脅，投資界憂心重重，股票市場應聲下跌。

　　公義如何在不斷的報復中體現？一個殺手殺掉另一個殺手就可以帶來和平嗎？

　　看啊！我們的人性在戰爭中沉淪；沒有勝與負，也沒有公義與和平，大家都是輸家，無法在泥沼中抽身而逃。文明受挫，衝突依舊。

「娘，廢墟真多，國家太亂了。娘，我想回到小山村，一碗一碗，吃下你做的飯菜。性命是你給的，我也不想送給別人，天暗下來了！娘，讓我接過，你背上的柴塊……躺下靜靜思量，接下來你要去哪兒？娘，你要去的地方我也會去，只是現在——你不能再為我加件衣裳。」——伊拉克無名詩人

　　艾未末終於被拘留了。中央政府在劉曉波身上仍沒有學會一個教訓：要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與現代人權觀念與時並進，有法所依，尊重言論自由，人本治國，不然在國際社會面前只會是一個侏儒。

　　雖然在內地我聽到有對艾未未的不同意見，但他作為藝術家，勇於表達一己的感覺，發揮了他在社會上的角色，在中國知識分子群中起示範作用。

　　在埃及，我驚訝於當地的藝術工作者傾巢而出。他們說，藝術圈並不是不吃人間煙火，他們也有社會責任。在危難的處境裏，藝術可以啟迪人心，加強人們的意志頑強，對抗逆境。

　　因此音樂家出來了，畫家出來了，舞台工作者亦出來了。而詩人與作家更不在話下，他們早已長期參與對抗公義的社會抗爭。

　　現在在開羅，到處都可以聽到為今次革命所作的歌曲，畫家為解放廣場繪出革命者的不同面貌和革命進程，革命的詩作則撫慰了無數埃及人民的心靈，每到星期五，頌詩與音樂的旋律在空氣中飄盪。

　　埃及藝術家因應革命而組成了「革命藝術家聯盟」。我去探訪他們的聯盟大樓，門前的一大幅畫︰一位年輕人張開嘴巴，撕開他的心臟，裏頭竟是紅、黑、白的國旗。我望這張畫良久，沒有文字，卻勝過千言萬語。

　　藝術在這個時候，如何能與人道政治分開！？

　　這令我想到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Susan Sontag），一九九五年前往薩拉熱窩上演《等待果陀》的舞台劇。當時波斯尼亞烽火連天，種族宗教仇恨高漲到極點。當時有人批評桑塔太小資、太天真。

　　我認識一位曾參與該舞台劇的波斯尼亞人，他說，波斯尼亞有豐富的文化藝術，舞台劇讓他們重新認識本已失落的自己，這種精神食糧比物質更能讓他們克服苦痛，懷抱希望。

      中國，除了解决温飽外，也需要精神的解放。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一把獨立的聲音，投向任何利益集團的聲音，獨立獨行的知識份子，好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那一位小孩子，敢於指出他所看見的事實，無論這事實多麼不受歡迎。只有直視真相，認清真相，社會才可往前走。

翠容註：以下一篇評論，在中國內地的官方媒體因革命敏感刊登，但自由派媒體財新網 (胡舒立主持)也一樣願刊登，理由是我批評了美國。這篇評論寫在英美法聯軍空襲利比亞之前，而利比亞有可能變成另一個伊拉克。當我回看自己的文章時，有無限唏噓！

大家可能還未準備好怎樣面對二零一一年的挑戰，卻冷不妨整個中東地區捲起強烈的政治風暴，我們看得目瞪口呆，也感到不可思議，就在短短的十多天裡，突尼斯和埃及人民成功推倒緊握權力數十載的獨裁總統，並且把這場風暴吹到其他阿拉伯國家去，即使伊朗也被捲進其中。

有不少媒體稱今場的「中東波」為革命。革命意味着要把舊有制度徹底推翻，然後建立全新的制度。對阿拉伯人而言，這就是從專制邁向民主，從不公走往公義。可是，阿拉伯人民又應該怎這走上這一條民主之路，全世界都在看。

其實，曾扶助獨裁政權的美國，近年竟然也表示要協助中東民主化，而其手段就是戰爭。早在今次阿拉伯人民起義之前，美國不就已經於零三年用戰爭「解放」了伊拉克人嗎？！其後是黎巴嫰的「雪松革命」，該場革命是由前總理哈里里 ( Rafic Hariri ) 被暗殺事件所引爆的，黎巴嫰人特別是基督徒社區要求擺脫敍利亞的控制，並限制什葉派真主黨的活動，這訴求獲西方國家支持。有人甚至指出，「雪松革命」有西方國家參與孕育並促其成事，因為合乎西方利益。

前黎巴嫰財政部部長Georges Corm 對此有感而發，最近在法國《世界報》撰文哀嘆，外來移植的民主，在中東反而令民主倒退，黎巴嫰和伊拉克便是個例子，國家內部問題不斷惡化，宗教組織之間爆發更多糾紛，而且加強了區內的緊張關係和不穩定，並製造中東地區新一輪的痛苦

我們不禁問，這是甚麼樣的民主？就是配合西方資本掠奪的民主？這令我想到拉丁美洲自八十年代走到千禧年的二十年間，美國從支持軍人獨裁者轉而大力在其後花園推動民主計劃，真正的企圖除了挽救形象外，還有一改過去以軍事重本的硬力量改造拉美，轉而以較輕成本的民主自由輭力量，要令該地區納入以西方利益為主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

這種移植的民主自由，僅在經濟領域裡，並沒有真正落實在政治上，政治反之只淪為配合少數跨國經濟精英的需要。整個拉美地區遂墮入更大的貧富懸殊中，成為全球最不公義、最脆弱的地區。

踏入千禧年，拉美人借美國忙於應付其反恐戰的機會，奮而掀起「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期望奪回屬於大多數人民的民主與自由等人權。

至於中東地區，美國則維持八十年代以前控制拉美的手段：主要支持軍事獨裁但經濟要向西方開放。過，中東與拉美有點同，該地區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與伊斯蘭民族主義者鬥爭之地，美國必須確保所支持的中東國家政權，可維護以色列的生存權利。因此，在中東談民主與自由，也只限於經濟上。而阿垃伯老百姓的身份與聲音卻被長期的打壓與抹黑。

在這個以當地百姓利益為依歸的扭曲體制裡，中東地區便出現了我們香港人經常說的「官商勾結」。但，這個「官商勾結」則龐大得多，而且牽動全球的利益，這就是中東地區的寡頭政權，和與阿拉伯石油財團有着複雜關係的歐美跨國企業，共同譜出的「竊國政治」( Kleptocraties )。在寡頭政權與美國合力推動的自由經濟下，私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正好為既得利益者提供竊取國產的良機。

發生在八、九十年代的「蘇東波」，我們可能仍然沈醉在柏林圍牆倒下的歡愉裡，但現在的東歐已變成金融資本主義風暴中的重災區。日光之下無新事，過去二十年間，「竊國政治」也在東歐偷愉上演着。

無論是拉美、俄羅斯與東歐，又或是中東和北非，甚至亞洲，在熾烈的經濟投機活動中，民生受到極大的挑戰，一切從華爾街開始。

中東今次的民主浪潮，表面上是獨裁统治所導致的民聊生，通貨澎漲與高企失業率。當突尼斯一名青年面對絕望的生活而自焚時，這僅觸動了整個阿拉伯世界，世界其他地方亦會產生共鳴，這由於大家正面對嚴峻的糧食危機和生產過剩所引致的種種難題。

當我們譴責中東獨裁政權的「竊國政治」之同時，是否也應該想想，當中有多少獨特性，又有多少全球共同性？是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與人權？是誰把我們帶進了今天的局面？

黎巴嫰前財政部部長Georges Corm說得好：「只提出政治自由的訴求，這是中產的情懷；渴求社會公義和合理的經濟發展，這是基層人民的訴求。如果忘了這一點，那只會令革命走向幻滅。」

在面對中東秩序重組之際，自然有同力量在爭取主導權。《紐約時報》評論者David Sanger 警告說，從種種跡象顯示，奧巴馬從知如何面對「中東波」，到現在欲來個順來推舟，利用今場震盪，對付伊朗，一方面尋找機會介入伊朗的「綠色革命」，另一方面扶植伊朗國內的激進組織Mujahedeen-e Khalq ( MEK ) ，企圖在該國引起更大的混亂。有「綠色革命」參與者懇求美國與他們保持距離。

美國故技重施，尋找新一批代理人，希望在震盪中重奪中東的控制權，並且向阿拉伯人兜售甚麼的「印尼模式」。究竟這一場「阿拉伯之春」會否被劫持？這則要視乎阿拉伯人在追尋自主的道路上，能否有足夠的覺醒和氣了！

想不到二○一一年開始，非洲便吐出燦爛火焰。繼突尼斯的人民力量後，埃及人又突破國家緊急法，不僅基層的老百姓，連中產人士也上街，呼喊獨裁統治了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下台。
埃及群眾示威剛巧碰上了我們中國農曆新年，在此祝願他們心想事成。
埃及這個文明古國，一直是不少人心中的旅遊勝地。但在埃及旅行是一回事，在該地採訪卻又是另一回事。自一九六七年埃及實施國家緊急狀態法令 ( State of Emeregcy Law )以來 ，便有太多隱藏的耳朵和眼睛， 埃及人直指他們的國家是個「警察國家」。

即使總统穆巴拉克過去三十年一直積極推動傾向西方的世俗政策，扮演美國的忠實盟友，支持其價值思想，可是也只限於外交和經濟上。反觀國內，政府經常向民眾傳遞這一訊息：現實環境只能在穩定與民主之間作選擇。穆巴拉克更不時辯稱，由於社會存在著難以馴服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傳統勢力，所以，政府有必要採取鐵腕措施。

今次埃及的革命之火，有不少西方媒體評論都表達對政治伊斯蘭回歸的憂慮，而矛頭則直指穆斯林兄弟會，這一個被視為埃及最大的反對派系，乃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規模最龐大的原教旨主義組織，也是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旗手。

但，為什麼在埃及？

埃及首都開羅有兩個世界。在新城區，很小的一個區域，代表的是封建貴族階層。相對於新城區，就是舊城區，所占面積廣闊得多，而人的背景也複雜得多，從充滿革命熱情的知識分子，到墨守伊斯蘭傳統的草根家庭都有。

舊城區裡有一個地方叫「伊斯蘭開羅」(Islamic Cairo) ，從遠處即可見到該地矗立的一排排清真寺圓尖頂，一到星期五伊斯蘭教休息日，頌禱便顯得格外響亮。大批信徒誠心跪拜，在清真寺裡，也在大街小巷上，人山人海，景象壯觀。

埃及政教分離，但宗教仍然牢牢占據大部分人的心靈。對不少埃及人特別是弱勢群體來說，在西化、世俗化的表面下，伊斯蘭畢竟還是埃及社會的夜航燈，這與過去歷史不無關係。

埃及經歷了土耳其奧圖曼帝國幾世紀的統治。在十九末二十世紀初奧圖曼帝國的黑暗統治激發起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圖曼帝國瓦解，英國完全控制了埃及，這包括埃及的經濟命脈蘇伊士運河，這點進一步激起埃及的民族意識。埃及人反殖民的同時，眼看西方文化湧入，基督教傳教士活躍，有宗教人士遂發起護教運動，因此反殖民與護教便在這種情況下連結在一起。

一九二O年代，可說是埃及歷史上十分動盪的時期，在反殖民與護教的同時，世俗主義在西方思潮影響下逐漸抬頭、加上經濟資源分配不公造成嚴重貧富懸殊等等，此時，有年輕學者阿班納（Hassan-Al-Banna）沉痛呼籲：復興伊斯蘭主義、重現《古蘭經》的聖訓，才是拯救民族的方法！他振臂一呼，掀起了阿拉伯世界第一波現代伊斯蘭定義運動，並創立了在伊斯蘭世界影響至深的穆斯林兄弟會。

阿班納創立兄弟會時，一直只想透過辦教育、開工廠、建醫院、組公司、辦慈善等活動，向群眾推廣並鞏固伊斯蘭，然後與群眾一起推動一場對抗西方殖民的不妥協聖戰( ，捍衛伊斯蘭信仰。他萬萬沒想到兄弟會竟成為伊斯蘭激進主義的先鋒，以及日後被視為跨國恐怖組織的啟蒙老師。

三、四十年代，英國扶植埃及法魯克國王，該政權腐敗無能，其軍隊更是荒淫無度，激起民憤，穆斯林兄弟會內部開始醞釀以武力推翻法魯克，並在「自由軍官集團」(Free Officers)的協助下，祕密組織軍事力量。

與此同時，阿班納仍然希望兄弟會可以透過體制進行革命，鼓勵成員積極參與埃及的國會選舉。可惜的是，在國王的朋黨從中作梗之下，兄弟會在選舉中大敗，他們怒火爆發，毫無顧忌地武裝自已，開始一連串暴力行為，法魯克立即對他們進行掃蕩。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阿班納在開羅一個熱鬧的市集遭暗殺。隨著阿班納之死，法魯克國王立即禁止兄弟會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就在伊斯蘭主義運動似乎面對連番挫敗時，世俗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卻銳不可擋，其中曾與兄弟會併肩反殖民和推動民族解放的「自由軍官集團」便是民族主義運動的火車頭，最後終能推翻法魯克王朝而將埃及帶上獨立之路，其領導人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 成為開國之父，也是阿拉伯世界備受尊崇的民族革命英雄。

在抵抗外國侵略、推翻封建王朝的抗爭道路上，納賽爾與阿班納惺惺相。納賽爾建立埃及共和國，並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是阿班納生前的夢想，埃及人也無不額手稱慶。兄弟會再度活躍，積極參與時政。

可是，一個是世俗民族主義者，主張政教分離，推行革命性的現代化政策；另一個是原教教義派，堅持一切以伊斯蘭為本的復古政策。他們各有立場，互不妥協，矛盾尖銳化。納賽爾開始感到兄弟會的威脅，他在一九五四年將他們非法化，接著是一連串逮捕、拘禁、行刑。失望、不滿、憤怒、挫折、仇恨，兄弟會的激進主義找到了生根的土壤。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納賽爾在亞歷山卓一個集會上演講，逃過一次暗殺行動，他認定是兄弟會所為，遂展開大規模鎮壓，兄弟會於是轉為地下活動，更為激進。他們的矛頭從西方殖民者轉而直指阿拉伯世俗政權。

想不到埃及擺脫了殖民統治，卻在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展開一場大鬥爭，不自覺地為英美勢力提供了介入的空間。

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自覺擁有大國文化的埃及人落得慘敗，還被以色列奪走西奈半島。當時，群眾對納賽爾恢復民族尊嚴的承諾感到落空，社會上普遍瀰漫著挫敗感，因而穆斯林兄弟會的地下活動大有市場。

納賽爾於一九七O年病逝，副手薩達特(Sadat) 上台。

薩達特與兄弟也曾有過一段淵源。他年輕時深受阿班納的演說吸引，是第一個將阿班納介紹到軍營上宣揚兄弟會信念的自由軍官集團成員。他執政後，利用兄弟會打擊納賽爾的親蘇聯左派餘黨，兄弟會各網絡又得以名正言順再度擴張。

未幾，薩達特於一九七三年出其不意地突襲以色列，取回西奈半島，贏得聲望，但由於後來施政失誤，貧富愈見懸殊，加上他漸漸向美國靠攏，民間存在一股怨氣，兄弟會因而迅速吸納了不少中下階層的成員，並擴及知識階層。

與此同時，兄弟會年老的領導層策略開始轉變，他們希望轉向較溫和的態度，甚至放棄武力，以教育和參政手段讓埃及全面伊斯蘭化。然而該會年輕成員卻傾向激進手段，以致組織出現分裂，一些成員離開另起爐灶，他們主要都是些不滿現實的青年學生、軍人、工人和知識分子等。

他們表示，從納賽爾的親蘇社會主義到薩達特的西方資本主義，都未能帶領埃及走向公平正義的社會，因此他們只能再喊一次：伊斯蘭才是出路！

不過，薩達特於一九七五年參加了美國安排的大衛營會議後，決定和以色列簽定和約，踏上和平之路。他雖然贏得國際社會不少掌聲，甚至擲下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埃及國內，有人卻認為他是阿拉伯和伊斯蘭的叛徒，他的現代化措施只是個幌子，實則與他們深惡痛絕的西方殖民大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利益扣上密切的關係。

薩達特在簽定和約之後，用強硬口吻指著一些組織，警告：「宗教不得干預政治、政治也不得參與宗教。」

一九八一年，他宣布兄弟會為非法組織，嚴懲所有激進分子，並搜捕有關各界人士，其中有不少為社會知名人士。該會上下風聲鶴唳。最後，同年的十月六日，薩達特在慶祝十月戰爭勝利的閱兵儀式上遭暗殺身亡。

薩達特之後，穆巴拉克統治時代正式展開。穆巴拉克繼承薩達特的政策，受到美國支持。埃及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棋子，起著不可忽視的制衡作用，而埃及到了穆巴拉克，已經成為中東第三軍事大國。國際工業體系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得力於美國，現在美國給予埃及的援助，在中東僅次於以色列。

穆巴拉克深知軍事力量的重要性，這不但提高埃及在中東的軍事地位，而且有助於穩定自己的政權，所以牢牢掌握軍隊，一點都不鬆懈，並防止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伊斯蘭組織滲透軍隊，只要發現軍人是這些組織成員，一律嚴懲。

穆巴拉克政府對抗恐怖組織絕不手軟，早於一九九三年人民議會已通過「反恐怖法」，授予治安部門很大的權力。此後，埃及這個警察國家更得到強化，治安部門的行動以快狠著稱，凡證實為參加恐怖組織者，一律處以死刑。

另方面，，經歷過大半世紀的鬥爭，兄弟會年老一輩自知無法憑武力奪權，因此極力主張走議會道路，用和平手段爭取權力。到了現在，兄弟會已被視為屬溫和派的宗教組織。宗教上的兄弟會繼續如常運作，以教育和慈善、福利等活動在基層上扎根，但政治上，兄弟會早於納賽爾時代已被打壓，不許存在。到了穆巴拉克時代，兄弟會仍然不能以其名義單獨參選。

埃及很難有民主的實質。穆巴拉克後來雖然開放黨禁，但自有方法削弱反對派的影響並限制其發展，以便鞏固他及其民族民主黨的地位，屹立不倒。無論如何，在大規模的掃蕩、拘捕、監禁之下，不但兄弟會漸露疲乏，力主求和，即使曾經倡議暴力主義的伊斯蘭集團，也表示願意解除武裝，以和為貴。

我在二OO二年六月第一次到開羅採訪時，一直被視為最具威脅性的恐怖組織－－伊斯蘭集團就快刑滿的領導人Karam Zuhdi卻在獄中大呼：「我的政府，請原諒我，我犯了罪惡！」大家對這宗新聞都嘖嘖稱奇，當地傳媒爭相報導。而當年暗殺薩達特，便是伊斯蘭集團，一個從兄弟會分裂出來的伊斯蘭狂熱組織。

由此觀之，今次埃及革命之火，西方評論把焦點放在埃及伊斯蘭組織身上，對不少追求民主的埃及年輕人來說，是有欠公允的。他們直指其抗爭行動，乃是對穆巴拉克政府以反恐之名，長期剝奪廣大人民的政治及經濟權利，一次強力的反彈，就在這個新世紀人民覺醒的年代。

「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請把我留在，在那時光裏；如果有一天我悄然離去，請把我埋在這春天裏。」
一首由內地歌手汪峰演繹的歌曲《春天裏》，一次由兩名農民工翻唱，反而令到這首歌充滿血肉，寫照出農民工的無奈，道盡了農民工心底裏的一番話。

專門研究中國農民工的香港理工大學社工學系教授潘毅，以及她的團隊，最近終於出版了一本書《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

去年有機會跟着潘毅的團隊，走訪北京偏西北一個大工地，親身觀察他們在工地上與農民工的工作，驚訝於有如斯一位香港學者和她的內地研究人員，可以這樣深情地走進農民工的生活裏，與農民工一起走過艱辛的春夏秋冬，體味他們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卻又不失研究學者的一雙冷靜眼睛。

究竟冷與熱應該怎樣拿捏呢？比記者報道更深層次的，就是學者的理論功夫，潘毅等人寫來軟硬兼施，讓讀者投入其滿載情感的文字故事裏之餘，仍能保持批判與省思。

如果我們關心中國的命運，便不得不也關心農民工的命運，因為中國的繁榮是用他們的一雙手打拼出來的。
他們那雙無形的手，其實是這般實在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為甚麼我們可以視而不見？

我們只關注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新的中產階層如何形成；可是，我們又有沒有看到，農民工作為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出現，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又是甚麼？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國從封建走向共和，而民主又是怎麼一回事？中產階段高喊：人權萬歲，但中國最底階層的聲音在哪裏？

我們聽到了嗎？就在《大工地上》。

去年一個富士康的跳樓潮，我們才驚覺三十年的開放改革有哭聲。可是，討論熱了一陣子，又歸於沉寂。


中國大工地上的沙塵依然滾滾，隆隆聲音繼續震耳欲聾。《大工地上》一書出得及時，它把我們的視綫拉回農民工身上，叫人不要忘記；更何況作為香港人的作者潘毅，她所代表的就是香港人在中國內地一片大工地上的一道鵲橋，好讓農民工模糊的面貌在香港得以被看見。

香港在分享中國改革三十年成果的同時，不應漠視背後默默播種耕耘的農民工。

記憶所及，內地有好幾位作家寫過中國工人的作品，例如戴晴、賈章柯、陳貴隸與吳春桃，但香港人詳細書寫中國工人現況的書籍，仍是鳳毛麟角，因此，《大工地上》是值得我們去親近的。

在中國內地，農民工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我們甚至不太了解「農民工」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每當走過中國各大城市的火車站，總會看到一群又一群密麻麻農民樣子的人，或疲累地蹲在地上，或漫無目的站在車站附近，頭髮油滑、皮膚黝黑、衣服破舊，一雙鞋子也差點兒踏破了，口中操着土話。我們下意識地與他們保持距離，又或心中帶點恐懼、厭惡，繞道而行。

《大工地上》還了他們一個公道，首先讓他們的身份以正視聽。為甚麼他們總擺脫不了農民這個身份？中國的戶籍制度令他們永遠被釘在農村這個印記上，他們建設城市卻無法享受城市，種種一切權力，他們成為城市重重疊疊的孤影。

　「南柯一夢三十年，放下左右逢源。都說你真美好，風有風的風骨，雨有雨的輕泣。輕輕的你倒下，夜夜守護家鄉的星空，不帶走一分工錢。」

借《大工地上》，讓農民工走到香港人的面前，他們的聲音如雨水打在我們的心房。

我還未來得及想想2010年究竟留下了甚麼難題給人類，它就這樣匆匆離去了，二十一世紀另一個十年即將展開。
2010年對我來說如以往一樣，悲喜參半。我在這一年終於可以在中國內地出版第一本書《拉丁美洲 革命現場》。它一出，就好像要與我說再見，書，走得很遠很遠，而我也轉身往其他地方跑，採訪的旅途依舊艱險。

可是，令我無法釋懷的，則是有朋友也隨2010年往生了。

已離去的朋友，你們在另一世界可安好？我們這邊紅塵滾滾，時間捉也捉不住，除夕之際，我閱讀了《上帝在玩擲骰子》，由台灣精神科醫生李宇宙撰寫。選擇這本書是因為它配合了我的心情，當然，它的廣度與深度也引起我的極大興趣。

甚麼叫做時間？這是愛因斯坦畢生研究的課題之一，「上帝不擲骰子」是他的名言。可是，他在這方面輸掉了，這由於很多物理學家都在證明「上帝在玩擲骰子」。這是甚麼意思？

李宇宙在書中說：「愛因斯坦堅持上帝是不玩骰子的，但是面對生命現象的時間汪洋大海，知道愈多反而心虛起來……對科學家而言，人類體內彷彿有千萬個時鐘，量度這些時鐘，原來以為能夠讓生命更單純清楚些，可是沒想到愈量愈複雜……這些時鐘滴答個不停，有時它們相互唱和，另些時候又好像各管各的，就像是上帝在玩骰子的遊戲！」

作為精神科醫生的李宇宙，因此建議我們需要關照自己的生活節奏，不要使各個時鐘的規律更加混亂。作者進一步指出生活意義的完整，就是希望人們在當下的實踐與創造裏掌握自己的生命步調。每個人心靈深處都存有莫扎特或貝多芬的樂章，我們可曾嘗試去聆聽？

宇宙間的輪迴，帶出詩樣的光與影，鮮明的色澤和四季的更迭，我們對此感到愉快或是焦慮皆在一念之間。愉快者從中獲得生命的節奏，焦慮者無法掌握當中的流動。新的一年，我寧願成為前者，那麼，你們呢？
時間是個奇妙的東西。活地阿倫 ( Woody allen )有一部舊作《Radio Days》，講述在電視出現前的收音機時代，如何影響了他的童年。其實他是在講「時間」。

電影最後描述一群朋友參加新年派對，除夕夜高興地聚在一起，等待倒數的一刻。時間滴滴答答在流逝，就在那一刻，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興奮聲與鐘聲響徹雲霄，大家趕及合上眼睛許個願。
每一年如摩天輪轉動，轉走了多少個夢想？又盛載了多少歡樂與悲傷？以及有幾多代人，就在時鐘走在新一年新一天的十二時正，作出歡呼然後歸於沉寂？一年復一年，一代復一代，時間猶如一個大黑洞，把我們吞噬。
你真的在2011年許了個願望嗎？在大笨鐘下，又或在大蘋果面前，在時代廣場那個大熒幕下，人們擠得水洩不通。我們能否在這一刻思考時間是甚麼？過去與將來？當上帝在玩擲骰子時，我們應如何在骰子之間走動？怎樣把握時間的意識？

宇宙間指出︰「時間意識提供人們一個自我存在的空間，可以有過去與將來……好像一個人可以從某一個角度窺看自己，當我們回憶過去與展望未來時，就是在這個想像的空間裏移動，可以察覺到『我』是存在的，自由的，但是當『我』的存在空間縮小的時候，時間的意識也跟緊縮，就像弱小的動物無法逃跑或躲藏的時候，只有以性命相搏……當過去的記憶與未來的憧憬都被擠壓到邊緣，甚至消失，就會出現『我真的不曉得我做了甚麼』的行為。」

但願每次在回顧過去一年時，不會有「我真不曉得我做了甚麼」的感覺。

新的一年，我祝願那些充滿徬徨、焦慮、鬱結的朋友，尋回時間的意識，找到生命的步伐重新出發。
時間不等我們。看，二十一世紀的另一個十年在呼喚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