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 真實筆記

如何面對毒害的世界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Fri, 10 Oct 2008 00:38:41 +0800

張翠容與讀者相聚(10月11日 3:00 – 5 :00PM)

邦書店快要搬遷了，我希望在這一座典雅的小白樓裡，與讀者再作一次的相聚交流，然後正式向小白樓說再見!

最近大家都在誠惶誠恐的日子渡過，從金融海嘯到毒奶粉，我們恍然明白自己一直身處的世界，是怎樣的充滿毒害。

由美國帶出的金融海嘯，讓我們徹底明白，資本帝國主義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得武裝起來，迎接未來挑戰。在此，我期待與讀者分享，我在世界各地採訪時所體會到的新一輪帝國之戰，同時也聽聽你們的見解。

毒奶粉現象其實也是由於資本市場競爭惡化，利潤大於倫理道德，人性跌破底線問題。不僅是毒奶粉，也不僅是中國，我們每天所吃的東西，當中含有多少毒素?

在一片恐慌中，我們更需要一種生活的智慧。今次的相聚可說是一次茶香之下的自由談，每一個人都是講者，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斯道235号三樓活動室

玻利維亞危機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Fri, 19 Sep 2008 21:00:00 +0800

請加入支持玻國民主簽名行動
http://www.gopetition.com/online/21871.html

當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最近警告國家將瀕臨內戰邊沿之際，整個國際關係亦在默默起變化。

敵人的敵人可成為盟友的現實正在拉丁美洲正式登台，冷戰時是美國宿敵、冷戰後仍是美國心腹之患的俄羅斯，近年與委內瑞拉逐步加強外交與軍事關係，最近俄國更派出兩架可攜帶核彈和導彈的圖一六零轟炸機，抵達委內瑞拉，並在該地出發飛越加勒比海，以測試在熱帶地區的戰鬥能力，同時也會於今年十一月和委國進行聯合軍演。視拉美地區為「後院」的美國亦採取相應政策，暗中加強在該地區的干預行動，玻利維亞這個南美小國首當其衝，國內四個自治省份與莫拉萊斯政府對著幹，流血衝突升級，內戰一觸即發。

玻利維亞是委內瑞拉在區內最緊密戰友，由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於九八年上台以來發起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竟然發揮了影響力，拉美漸漸「染紅」。

在新仇舊恨之下，拉美地區反美情緒與日俱增，古巴前領袖卡斯特羅「鹹魚翻生」（粵語，意謂起死回生），一夜間成為南美革命核心國的精神偶像，而俄羅斯也借機把「友誼之手」伸向拉美，稍早前，委內瑞拉已向俄國大量訂購作戰武器，又讓俄國在其海域停泊核動力巡洋艦和反潛巡邏機，名義上是軍事交流，實是加強反美能量。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亦就此坦白表示，與俄國的合作正是要抗衡美國這一帝國霸權。

俄國在高加索地區的表現已向美國敲響警鐘，現在拉美又靠向俄國，令人聯想到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這是冷戰的沸點，這次會否演變成另一場新冷戰？

當年古巴親蘇的原因就是給美國打壓得無路可走，如今歷史似乎重演。事實上，美國對拉美的警覺早於查韋斯上台出現，並於零二年試圖透過政變把他拉下馬，結果不遂，但這未有打擊美國在拉美的干預之心，而美國的干預也不是始自今天，最後引來反彈，導致這次玻利維亞總統要親自向美國大使下逐客令，實非如西方主流媒體指責為一種「精神錯亂」的無的放矢。

作為南美最貧窮的國家——玻利維亞，其東部四省聖克魯斯（Santa Cruz）、塔里哈（Tarija）、貝尼（Beni）和帕爾多（Pardo）卻是得天獨厚，蘊藏玻國最主要的天然資源，而這些天然資源一直掌握在當地西班牙後裔白人手中，前朝政府的親美政策亦讓美國跨國企業在該地省份嚐盡甜頭。

當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原住民工運領袖莫拉萊斯角逐總統時，美國駐玻國大使館已動宣傳機器，妖魔化這名原住民候選人，並表示如他勝出，美國即會中止對該國的經濟援助，企圖影響選情，大大違反了大使館一貫的外交身份。

莫拉萊斯於零六年勝出後不久，美國亦調換駐該國的美國大使，他們委派曾於零四至零六年出任美國駐科索沃聯絡處主任的菲烈皮·高伯帕（Philip S. Goldberg），為美國駐玻利維亞新大使。高伯帕曾經處理科索沃分離運動，他的上任令到玻利維亞人竊竊私語。高伯帕調到玻利維亞是否要巴爾幹半島化該國，至今仍是一個懸念，不過，在他上任後所進行的種種動作來看，又實難擺脫干預玻國內政的嫌疑。

人民再支持莫拉萊斯

今年八月，莫拉萊斯就他十二月的憲法改革舉行公投，他與副總統和八名省長把政途也押上馬，如公投失敗他們便下台而去，結果是百分之六十七選民支持莫拉萊斯，比他於零六年大選所得的百分之五十四選票還要多。莫氏隨即展開改革部署，這包括國營化重要產業和土地業權，目的是把國家財富再分配，拉近貧富差距，重奪經濟主導權等。

在地理上有半月灣之稱的東部四省立刻作出反彈，要求加強自治。就在此刻，美國大使高伯帕訪問聖克魯斯，並與該省省長哥斯塔斯（Ruben Costas）會面，會面後公開要求莫拉萊斯關注反對派的政治訴求，並就此寫成報告，提交至玻利維亞外交部。外交部指責他支持右翼分離運動，侵犯玻國主權，提出了嚴正抗議。

高伯帕明顯沒有理會玻國政府的反對，於九月五日又走訪另一位反對派省長古艾娜（Sabina Cuellar）。會後古艾娜表示：「高伯帕大使認為由於玻利維亞目前正處於政治不穩期，美國有關部門應介入玻國內部事務。」

玻利維亞行政首都蘇克雷（Sucre）當地一份反對派報章El Correo del Sur報道，高伯帕親訪古艾娜及她的丘基薩卡（Chuquisaca）省，其後又到訪蘇克雷，他此行最重要的責任乃是向丘基薩卡省政府捐出一千二百萬美元，另有八萬美元則捐給了蘇克雷市政府。此消息一曝光，自然引起莫拉萊斯政府的強烈反應，莫拉萊斯要求美國大使館清楚交代他們在玻國的角色，以及資助玻國境內組織的詳情。

與此同時，兩名獲取了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前往玻利維亞交流的學生亞歷山大．范．沙伊克（Alexander van Schaick）和讓．弗里德曼—魯道夫斯基（Jean Friedman—Rudovsky）向美國廣播公司（ABC）透露，美國駐玻國大使館要求他們在玻國境內進行情報收集活動。沙伊克向記者說，美國大使館接待他們期間，有官員要求他們向大使館報告他們在玻利維亞所認出的古巴人和委內瑞拉人的名字。而魯道夫斯基進一步透露，除了他們之外，前赴玻利維亞的美國和平組織志工亦接到美國大使館同樣的要求。

此事經傳媒報道後，美國政府大為尷尬，隨即解釋為是一宗技術性錯誤，但高伯帕仍然留任。美國獨立記者登格（Benjamin Dangl）則直指美國多個官方機構與非政府組織與大使館合作，削弱莫拉萊斯和其政黨——邁向社會主義運動黨（MAS）。

早於零二年當莫拉萊斯和MAS冒起的時候，一份解封文件指美國發展總署（USAID）當時即制定出一個名為政黨改革的計劃，目的是要在玻國現存的法例中援助建立溫和的民主政黨，以制衡MAS，以及削減他們在社會的影響力。

在莫拉萊斯於零六年正式當選後，美國發展總署開始把資源集中資助要求自治的半月灣省份。單在零六年，他們便向該等省份提供了大約四百五十萬美元的捐款，協助他們部署邁向自治之路。此外，另一曾在委國很活躍的美國知名非政府組織「全國民主基金會」（NED），亦高調組織各類研討會反對天然資源國有化。玻國階級利益矛盾尖銳化，並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大規模流血衝突，莫拉萊斯終於按耐不住，向高伯帕下逐客令。

委內瑞拉為表對莫拉萊斯的支持，查韋斯也驅趕了美國駐委內瑞拉大使，美國亦驅趕他們的大使作為報復，隨而引發新一輪美國與拉美的緊張外交關係。我們不禁要問﹕拉美的動盪對誰最得益？但不要忘記，俄羅斯早已在背後密切留意，伺機出動呢！■

台灣講座後感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Fri, 05 Sep 2008 20:20:00 +0800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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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群年輕人保衛樂生療養院已有四年的長時間，他們要阻止台北捷運因擴建而計劃拆掉這一具歷史與人文象徵的院舍，院舍內居住著早以此為家的年老漢生(麻瘋)病人，當中因涉及非常複雜的議題，這包括歷史文物、人權與人道、以及公共衛生等面向，如何挑戰由上而下的發展計劃，還有背後的商業利益，這把樂生運動添加了悲壯的色彩。

我一直無緣去報導這場運動的始末，但我對這場運動並不陌生，香港近年也有類似的行動。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我在外採訪的每一個地方，都在上演著令人心情澎湃的各式各樣保衛戰。

八月三十日我有幸受邀到樂生療養院演講，這是青年樂生聯盟主辦的文學週系列最後一講，講題是從我的經驗出發，但我考慮到主辦單位是社運組織，為了鼓勵士氣，我就想到分享我在新聞前線上所見證的個人力量。

這個題目對我來說其實可以很大的，突然間，腦海裡跳出很多很多的人物，有些在烽火之地保護受害者而犧牲掉了，有些因發掘新聞真相而遭暗殺了，有些因長期作戰積勞成疾而病逝了，有些繼續進行孤獨的一仗，有些仍然熱情澎湃，為公義，義無反顧，他們那一張亢奮的臉、愁苦的臉、堅定的臉、無奈的臉、希望的臉、絕望的臉，一一再次出現在我的眼前，感到格外沈重，沈重得在我來台之前的一天，就這樣病倒了，當晚還要拖著軟弱的身體參加一場紀念巴勒斯坦詩人(Mahmoud Darwish離世的讀詩會。

在最後的國境之後，我們應當往哪去？在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應當飛向何方？ -------- 詩人寫下的巴勒斯坦國歌詞

多年的採訪告訴了我，宏大的國際新聞論述就像迷宮，愈論愈迷失，當中媒體扮演什麼的角色？而個體在歷史洪流裡所產生的力量，往往給宏大敘事透過媒體淹蓋了，不然，就在分裂鎖碎的後現代式報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反之較重視在前線上個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他們為我的新聞故事賦予了血肉，歷史其實就是一幅血肉城牆，構建出人類的具體世界。

啊，那個於加沙倒在推土機中的美國年輕女子若雪 ( Rachael Corrie )、在拍下伊拉克真相後給近距離搶殺的英國獨立攝影師 Richard Wild、為民族鬆容就義的庫爾德人高博迪、走過生關死劫終不悔的日本志工高遠菜穗子、為和平努力不懼被指為叛徒的以色列拉比 Jeremy Milgrom、拒絕百年孤寂的波利維亞原住民卡西斯，還有不少其他相類似人物，那一條血跡班班的革命之路，就是由他們一步步走出來的，並走進我的生命裡，我很感謝上天給我認識他們的機會。

在秋夏交替的那一個星期六，下午陽光依然熾烈，就像來參加的年輕人一樣充滿火盪盪的熱情。

青年樂生聯盟的成員為準備講座場地和器材忙過不停，我留意到，他們的默契令每樣事情都體現出效率來，但最令我留下印象的，就是樂生上下的兄弟姊妹情( brotherhood )，這種情誼我想乃是在過去四年裡默默滋長出來的，令樂生院處處盪漾著人的氣息，而住院的公公與婆婆也一樣滿有活力，因為年輕人為樂生院帶來了汗水與顏色。

這把我的記憶帶回到踏足過的新聞場景，同樣的劇目從沒有停下來。

地球是圓的，你們應該看到了大家，我只能說，你們不孤單，就請容許我，把你們連結起來吧，細聽彼此的故事，在中秋的節日裡，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明月下的身影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Mon, 25 Aug 2008 23:45:00 +0800

香港不重視詩，香港的詩人備受遺忘，聽聞他們出版詩集不敢超過五百本。這城放棄了詩，也就放棄了觀照靈魂的一道橋樑。

　　可是，在滿目瘡痍的煙烽之地，詩竟然在人民的淚水中茁壯起來，詩人成為他們最真摯的擁抱與歸屬。

　　這是否可以解釋，巴勒斯坦詩人達維希（Mahmoud Darwish）的離去，可以震動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原因呢？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給予詩人最高級別的「國葬」，等同於四年前逝世的阿拉法特，並舉行三天下半旗全民族哀悼。我們不禁問，是否有點誇張？

　　一點也不誇張，如果明白到當地詩人與人民之間那種緊密的心靈關係，便不會感到誇張。

　　我們可能視詩如小資階層的一種裝飾，但對於他們，那些困於圍城無路可退的人們，詩是他們的利劍，可刺穿生活的荒謬。

　　「快樂的人夜晚也快樂着；哀傷的人夜晚也哀傷着。至於白晝，它完全佔領了它的人。」——《存在的邏輯》

　　這是另一巴勒斯坦裔作家穆里．巴爾古提（Mourid Barghouti）的詩作。

「在最後的國境之後，我們應當往哪去？在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應當飛向何方？」達維希在巴勒斯坦國歌中這樣寫着。

別了，可敬的詩人，僅以本文向所有以詩作為一種對抗生活方式的詩人致敬，並向所有無詩的社會致哀！

啊！我們可以用一點心去認識詩的本質嗎？可否在我們太過計算的生活裏多一點詩意呢？

我可不可以獻給香港兩位消防勇者蕭永方和陳兆龍一首詩，以作最後的致敬，讓他們有詩作伴，在熊熊烈火裏仍感到溫柔在心中滋長。

他們把自己雙手伸向不認識的人們，這令我想起在我採訪旅途上所遇上的高貴身影，他們擁抱着陌生而受傷的個體，毫不畏懼。

　　啊，我又見到他與她，還有他們，堅強的屹立着不退縮，猶如……

　　一棵樹

　　長出智慧果

　　一棵樹

　　開悟了佛陀

　　一棵樹

　　砍下來做十字架

　　一棵樹

　　長在每一家夜店裏

　　金屬一樣光滑

　　讓軀體纏繞着它

　　讓我們變回為蛇

　　我們於是開悟

　　眼光燃燒

　　十字架上的自己

　　讓我們浮在肌膚上的靈魂

　　發光發熱

　　太初有道

　　——台灣詩人鴻鴻詩集《土製彈》中的《鋼管史》

　　　　你們的「大我」可能還改變不了日益下沉的世界，但卻足以在黑夜裏燃起點點燭光，好讓後人一步步走下去。

　　有人問我不怕身處烽煙四起的危險景象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有人問我把自己拋進陌生中不怕孤單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有人問我，在工作長征上不怕疲累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有人問我，目擊延綿的苦難不怕心灰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

　　你們這一群勇者，就像一棵又一棵樹站着永不倒下，好讓顫慄者得到平安；露宿者得到護蔭；哭泣者得到擁抱；弱小者得到保安；顛沛者得到歸宿。

　　而我，因着你們，得以繼續上路，你們教曉我，如何勇於面對一切的環境，怎樣尋回失落的價值。今夜的皎潔明月，再次映照出他們那長長的身影。

民族诗人的隕落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Wed, 13 Aug 2008 23:55:00 +0800

巴勒斯坦“民族诗人” 馬哈默‧達維希 ( Mahmoud Darwish ) 8月9日病逝。

“全體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民，全世界深愛和平和自由的所有人，我懷著刺入我心和靈魂的痛惜宣佈，一顆巴勒斯坦之星隕落了。”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在聲明中說，“偉大詩人、巴勒斯坦人的驕傲和現代巴勒斯坦文化事業的開拓者馬哈默‧·達維希的離去，將給我們的文化、政治和國家生活留下巨大空白。”

以下是我在2002年與達維希的一段訪問節錄：

張：即使面對目前的惡劣環境，也沒有停止寫詩？

達：當然沒有，這使我更詩潮如湧，我的士氣是打不垮的。

（談到此，有位當地訪客到來，用普通話向張問好。達維希聽到普通話感到很新鮮）

達：請問「I love you」的普通話是怎樣說的？

張（感到愕然）：你為什麼要學這句話？

達（哈哈大笑，然後轉為嚴肅）：你知道嗎？對我們而言，愛是如此困難，這個字我們的語言中好像已經遺失了。如何去愛你的敵人？或者，我可以在普通話中重拾意義。

以下是我在2005年與達維希的一段訪問節錄：　

　與巴勒斯坦詩人達維殊談起中東的情況，，他說，最近寫了一首新詩，詩名是：《As Almond Flower》，我不大清楚 Almond Flower 是甚麼意思，如要直接繙譯，可叫杏仁花。但，我從未聽過杏仁花，詩人解釋，它是白色的，嬌小的，一如櫻花，開花時間只有短短數天，便如風飄逝。可是，我仍然不知道 Almond Flower，如讀者知道中文名稱，請不妨告訴我。在此，我只聯想到蒲公英、櫻花，又或曇花，它們面對同樣的命運。

　　詩人慣於黑色幽默，指 Almond Flower可用作巴勒斯坦人的國歌、國花，我笑不出來，他則表示對這個地區的前景愈來愈悲觀。

他其後補充說，Almond Flower 太輕，在這地區，生命也太脆弱，當他嘗試用語言去表達，一表達，真實亦像 Almond Flower，隨風消逝。真實，脆弱得難以用語言來呈現.......

家園是甚麼？是一個人最後的安心之所？但，巴勒斯坦詩人達維殊說，他身在家園，卻在流亡，家園，仿似一個大監獄。

　　我好奇問他，為甚麼不走？可以到巴黎、羅馬、馬德里，就好像捷克作家昆德拉、敘利亞詩人 Adonis，甚至是我們的中國朦朧詩人楊煉，很多、很多，生活在受壓環境下的文學家，他們所選擇的就是離開。

　　達維殊大笑，反問：一走了之？在外流亡？他每年夏天都會在巴黎度過一段時間，在那裏打開報紙閱讀家園的消息、閱讀衝突、閱讀圍困與佔領，他的流亡感更重，疏離得無法自拔，心也不知在哪裏放下。

　　在家園，他一樣流亡，在隔離牆的重重圍困下，在軍人持槍把守的檢查站上，每個夜晚，居民得要準備隨時受到搜查，有家庭成員給帶走，然後，消失於某一個角落裏。

　　「你可知道？在自己家園流亡的感覺，很超現實，但監獄卻是實實在在，我們喪失活動的自由。現在，我愈感悲觀，這是一個無期徒刑，我只能靠詩來尋找心靈的出口。」

　　出口？我只看到一堵堵很高很高的隔離牆，出口有一個大閘，可以被隨時關上，一關上，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別了，我的旅程還有終結的時候，他們，卻仍走在漫漫鬥爭的旅途上。眼前是一片日落餘暉的景象，我走進淡淡的黃昏，無奈揮一揮手，向他們，送上我最深情的祝福。

「戰場上的生死日記」講座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Sat, 19 Jul 2008 19:56:24 +0800

2008香港書展．商務印書館真誠呈獻

「戰場上的生死日記」講座

看今天的我們，經歷戰亂的人不多，
在戰亂中成為俘虜的人更少，
於被擄境況中倖存的更是……

今年香港書展，我們看見了曾在戰場上被綁架的她－
高遠菜穗子，她將要毫不保留地，讓我們了解她在伊
拉克這戰場上的生死經歷，與及她當國際義工的點滴
心聲：「即使如此，我也不會厭惡伊拉克人……」

《伊拉克生死場－女義工．戰地．歷劫故事》簡介

把傷痕展露於人前，永遠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一名日本女子，忍痛揭開傷疤，憶述她在伊
拉克戰爭當義工期間，被武裝份子綁架拘禁的那段日子：「2004年4月7日當地時間約下午2
時，我在伊拉克北部費盧杰近郊，被武裝分子抓去……事情像惡夢一樣的發生了。」
你或許曾於記者的眼中看過戰爭，曾於國家元首的口中聽過戰爭，甚至在武裝份子的鏡頭下
見過戰俘。高遠菜穗子卻領你從一個卑微的義工之角度去詮釋戰爭。正值今年伊拉克戰爭五
週年紀念，《伊拉克生死場》為你翻開一篇又一篇戰場上的動人日記，誠意獻上一本遲來的
和平宣言。

「戰場上的生死日記」講座詳情

講者：高遠菜穗子（《伊拉克生死場》作者）
張翠容（資深新聞工作者）
莊陳有（香港大學學生輔導處學生發展總監）

日期：7 月27 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4 時30 分至下午6 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室606
（會場入口位於港灣道，屆時大會將設有通道，供公眾免持票進場欣賞講座）
免費入場，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歡迎留座。
首30名成功留座人士可獲贈當日之書展入場券乙張，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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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在講座開始前
10分鐘扺達會場，主辦機構有權因應現場情況安排未登記人士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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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之書展入場券將於講座開始前派發
留座及查詢
如欲留座，請註明姓名及聯絡電話，電郵至marketing@commercialpress.com.hk
查詢電話：2976 6622商務印書館推廣部

震盪學說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Sat, 19 Apr 2008 00:35:00 +0800

　

我本人很喜歡加拿大女記者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的作品，她那一本甚獲好評兼多次奪獎的《No Logo》，乃是我看過有關企業全球化批判最好的書之一，而她的近作《震盪學說︰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更令我愛不釋手，我慢慢成了她的「粉絲」。

　　怎知我竟然可以在香港碰見她，她在「職工盟」的分享會介紹近作之餘，同時也希望了解香港這個華人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

　　我衝口而出說，香港人其實對此不甚了解，也沒有甚麼看法，一味只會高叫自由市場好、自由市場妙。

　　不多講了，在此我想向讀者介紹這一位傑出的記者兼作家，她四十歲不到，是一位猶太裔加拿大人。從她的報道中，便會知道她是一位非常嚴謹的記者，她的報道有大量的訪問和背景考證，其中不少為我們所不知道的、也未有察覺到的寶貴資料。她反覆研究推敲，加上東奔西跑、實地觀察，再透過細密的分析，我們作為讀者可以從中獲見新聞背後更大的圖像。你可以不同意她，但你必須提供有力的證據。

　　因此，克萊因不僅嚴謹，而且十分勤力，視野也很寬廣，如果香港有這樣的記者，又如果新聞機構能培養出這樣的記者，那麼，香港便有救了。

　　英國《泰晤士報》稱她為「可能是三十五歲以下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士」，而○五年她被選為世界一百位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這都是因為她的著作頗有洞見，並成為國際社會運動的啟航明燈。

　　若你想進一步了解今次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那麼，你就快快去閱讀她的《震盪學說》吧。在這本書中，她詳細分析了自由經濟學派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理論及其政治化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衝擊，以及新自由主義如何利用災難與危機來推動私有化的震盪治療。

　　作為記者，娜奧米的特別之處在於，她不僅為我們帶來新聞之地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而她的震盪學說就是很好的例子。

　　震盪學說乃是娜奧米綜合她的觀察所得出的一種理論，其中心論點就是資本主義如何透過災難或危機來推動私有化，以達至最大的利潤。

　　早在一九四○年代，歐美精神治療師發現了電殛震盪這種方法，並進行廣泛的測試，看看能否透過震盪使病人的記憶變成空白。這洗腦實驗引起美國中情局的興趣，斥資研究，而財團與學院也紛紛加入行列，特別是芝加哥大學自由經濟學派，但他們的測試對象卻是國民經濟，著名自由經濟學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更是旗手，他們逐步發展出一種「震盪治療」的經濟改革手段。

http://www.naomiklein.org/shock-doctrine/short-film

對於這一手段的應用，相信讀者不會忘記共產倒台後的俄羅斯，東歐也一樣面對震盪的治療，而治療的內容則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所提供，成績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俄羅斯的葉利欽時代，正是這種震盪治療的高峰期。

　　佛利民等人的芝加哥學派堅稱，沒有自由市場便沒有經濟繁榮；但娜奧米卻指出，市場化正好給跨國公司壟斷的機會。從這裏開始，娜奧米深入探討了好幾個個案，例如七○年代獨裁者皮諾切特總統的私有化經濟理念、颶風 Katrina 肆虐後的美國南部、海嘯後的南亞地區、「九一一」以及戰後伊拉克等等，都是經過一輪天災人禍之後面對重建國民經濟的難題，而芝加哥學派藉機奪取改革的高點，私有化成為改革的軸心。

　　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在私有化陣痛過程中所出現的白色恐怖統治、政變，背後有中情局的參與，這正與娜奧米的「災難資本主義」不謀而合，而有關國家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另一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戰後伊拉克所面對的震盪經濟治療。

Please make reference of the website below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concept and watch the video too.
http://www.naomiklein.org/shock-doctrine/short-film
http://books.guardian.co.uk/shockdoctrine

舊思維˙新挑戰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Sun, 06 Apr 2008 18:12:51 +0800

最不願見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從新疆到西藏，在奧運之前，再起風雲。不過，西藏更震撼人心，近日電視畫面以至通訊社圖片中，盡是軍警、裝甲車、藏民與漢人衝突的場面，大家腦海不期然會掠過以前中國政府對藏民示威者鎮壓的噩夢。

　　中國官方隨即指這是達賴喇嘛在背後指揮的，還以「集團」來稱呼之。其後我看到鳳凰衛視評論員對此曉以大義，一派官腔說話，甚麼甚麼有人欲打擊奧運，又甚麼甚麼企圖分裂中國等等。

　　官話無助我們了解西藏這個死結，如要奧運順利舉辦，中國政府必須正視西藏的問題，並且盡快與達賴進行對話。

　　即使官方如何不願意，但環顧四周，可以談判的就只有達賴一人，而亦只有達賴可以暫為藏民的怨憤降溫，讓雙方在較理性的情況下，商討解決方案。

　　中國政府要明白，現在仍不與達賴談判，那將來便不一定有機會了。這由於達賴年事已高，加上海外流亡藏民組織漸趨激進，甚至不再服膺於達賴的權威之下。

　　特別是在西方，藏族組織能力高，動員力量強，他們的游說技巧更是成熟，並深獲同情，絕對不是我們眼中的「善男信女」，不應以為用國家機器便可打下來，若處理不好的話，中國最擔憂的「外國勢力」當然會藉機推波助瀾，以求打擊正在崛起的「巨龍」。

　　達賴早已言明他不尋求獨立，並提出以聯邦制度方式來確保西藏的自治地位，而中央政府也必須理解到，單靠經濟挽回不了藏民的心，藏民所追求的不僅是一口飯，還有文化承傳，他們眼看中央採取漢化政策，內心豈有不會戚戚然？！

　　阻止「外國勢力」圖謀的最佳方法，就是聆聽、對話和尊重，一味開口埋口指摘對方別有用心，只會令自己失分更多！

中國驅趕香港記者離開西藏首府拉薩現場，是極之愚蠢的行為，這證明了一點，無論經濟發展多快、溫家寶哭了多少次，對待傳媒卻始終如一：傳媒是敵人。

　　你愈關門打狗，外界的反彈就愈大。要知道，今天不同往日，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媒體，已經不再僅僅是傳統的媒體，資訊無孔不入，還以舊思維去面對新挑戰，到頭來注定成為輸家。

　　與其讓外界繪影繪聲，倒不如大方地讓傳媒做個見證人，事實勝於雄辯。

　　曾到過西藏的旅客，都不得不承認，藏族文化在當地有被淡化的危險，例如在西藏東部的林芝地區首府八一鎮，已發展成為中國概念式的新興城鎮，連街道名稱也改稱為甚麼深圳街、上海街、香港街、廣州街……那一條香港街變相成了食街，食客之相討厭得充分反映漢人的財大氣粗；但，馬路旁仍然有藏人默默地進行他們的三步一拜，對來勢洶洶的漢化行動（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作無聲抗議。

　　隨全世界公民意識的高漲，從南美洲安迪斯山脈地區，到澳洲、台灣等地的原住民權益及其文化保育都受到關注，而澳洲新總理一上台，即為澳洲過去的政策向原住民道歉，然後正視他們的需求，這樣才可步上民族共和之路。

　　西藏的悲劇，在於中央政府仍以溫飽來衡量該地的人權，而海外藏獨人士則利用西藏藏民的挫敗感，煽動流亡，不惜翻越喜瑪拉雅山、經尼泊爾逃到印度的藏民，每年都有一定人數。可是，他們在南亞一帶生活並未受到應有的照顧，最後成為藏獨組織的棋子，遭變相挾持，這都是我在年前於南亞地區採訪流亡藏民時所得到的觀察。

　　中國或許低估了海外藏獨組織的力量，操控傳媒絕對不是上策。

從今次西藏危機，我想到多年前在南亞一帶採訪藏族偷渡者的情景。

　　大多數逃跑出來的藏民，都是純良的老百姓，他們其實沒有藏獨的訴求，只是希望能一親自己的宗教精神領袖，以及接受真正的藏傳佛教教育。

　　但，他們在西藏的生活真的很難熬下去嗎？看來又不是。他們甚至告訴我生活的確比以前改善了，可是精神上總是有個虛位。而最重要的則是他們受到游說，有藏獨組織人士偷回到西藏，向他們描繪出另一個美麗新世界。

　　說到底，藏民只有一個卑微的渴求 —— 為文化承傳。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冒險翻越喜馬拉雅山，從西藏逃至尼泊爾。他們要付給蛇頭人民幣一千至五千元不等。

　　不過，尼泊爾政府有一個政策，就是不視藏民為難民，並採取即捕即遣返的政策，因此，這些藏民一到尼泊爾便會很快逃往印度去，他們渴望能在有小拉薩之稱的達蘭薩拉（達賴居住之地）居住下來，並獲達賴的祝福。

　　可是，有不少在印度的流亡藏族年輕人，最後卻被送到印度學校去，接受印度教育，而他們的第二、第三代更活像印度人的面貌。他們逃避漢化，但又難避印化，結果成了政治犧牲品。

　　在印度的藏獨組織，變得愈來愈激進。記得二年白教的小活佛噶瑪巴逃走到印度後，我和其他外國記者都在現場追尋其背後的原因，當時英文《亞洲週刊》（Asia Week）記者 Julian Gearing 據他的觀察寫了一篇有關喇嘛政治的文章，我認為這是最中肯的報道，怎知卻引起印度藏獨人士不滿，他們竟然火燒雜誌。

　　激進往往很容易帶來暴力。現在西藏與尼泊爾、以及尼泊爾與印度邊境之間，都藏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而且凶險重重。

　　很多時候，新聞表面都是假象，我們能刺穿假象直視真相嗎？

人道危機背後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Tue, 01 Apr 2008 20:17:21 +0800

繼蘇丹達富爾種族衝突不斷升溫，肯尼亞又上演敵對派系仇殺事件，國際傳媒焦點從中東危機再次轉移到非洲身上，這個被西方視爲被咀咒的黑暗大陸，一直吸引大量的西方救援，但在2007年結束之際，西非國家乍得一宗與國際人道組織有關的醜聞曝光，引起軒然大波，直至現在民憤未息，乍得政府的回避進一步凸顯了非洲當權者與西方盟友的複雜關係，其中帶出不少發人深省的問題。

據報道，有16名歐洲人，其中9名來自法國，均隸屬于一個慈善團體叫“佐亞方舟”，他們涉嫌在乍得與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市阿比齊茲，企圖拐帶103名從達富爾逃過來的小難民，當他們以緊急健康問題爲理由，正準備把小難民送上飛機飛往法國時，在機場被拘捕。最新消息指有6名歐洲人已被有關當局正式起訴販賣人口。

筆者在非洲等其他動蕩國家採訪時，也曾碰上“佐亞方舟”這一救援組織，該組織成員愛穿上同一T恤，T恤上印有“拯救孩子”的標記，該團體乃是于南亞海嘯發生時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爲災難中的孤兒解困，他們近年的工作焦點已從南亞轉到蘇丹，無奈在蘇丹及其鄰國邊境的難民營展開救援不久即捲入這次醜聞事件。

該組織辯稱他們爲了小難民的健康危機才做出緊急的醫療撤退行動，但聯合國官員在調查後卻發現，在百余名的兒童中沒有孤兒也沒有嚴重健康問題，他們的口供與事實不符，有關當局遂進行拘捕和審訊行動。

據知，這種以人道之名的“人口販賣”已存在了一段時間，知情者指收養家庭如法國等西方國家一般需付3000美元收養費用，而被收養的兒童有可能成爲變相的終生奴隸，非洲報紙《黑星》指這是西方在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的新奴隸現象。

美國知名評論家喬姆斯基批評美國過去一直干預第三世界國家，沒爲該地區帶來和平，反之點燃戰火，繼而佔領人家土地並大建美國軍事據點，而衝突也推動了人道組織發展蓬勃，近年各大小救援團體湧現，“佐亞方舟”便是其中一個在這幾年間借災難冒起的慈善機構。由於監管不力造成機構良莠不齊。

至於“佐亞方舟”，它展示出3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並有其歷史性的意義。首先，我們如何理解“人道主義”，它的性質、原則和定義？第二，在非洲運作的人道組織究竟爲誰的利益服務？第三，上述醜聞爲我們帶來什麽啓示？

“人道主義”一般泛指拯救生命和減輕痛苦的行動，無論這是由於天災或是人爲的災難。而大家所理解的“人道行動”理應基於兩個原則，這就是無論受害者的背景是什麽，都有權接受人道對待；還有，人道機構的獨立性。在當今的社會，人道活動已全部由所謂的百政府組織擔當起來，，他們活躍於所有的災難地區。

就有關乍得醜聞問題，根據“佐亞方舟”自辯說，他們的行動目的在於拯救從達富爾逃到乍得的孤兒，並安排他們到歐洲過較爲輕鬆的生活。可是，聯合國多個部門，包括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都在調查中發現，“佐亞方舟”自稱要拯救的兒童都不是孤兒。法國權威報紙《世界報》質疑，法國軍方在乍得東部有常設基地，他們不可能對“佐亞方舟”的工作不知情。

法國政府急忙表示，他們一獲知消息，便立刻想辦法阻止“佐亞方舟”在乍得的活動。事實上，法國政府最主要的考慮是這次醜聞對3個駐守在乍得的歐盟部隊的影響。雖然歐盟軍隊的部署行動被視爲一種要保護達富爾難民的措施，但知情人士早就指出，法國真正的部署理由乃是乍得對法國的地緣戰略利益，這方面的考慮多於保護達富爾難民。

醜聞出事地點阿布切是乍得東部與蘇丹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鎮，直到現在，當地居民對醜聞的憤怒仍然沒能平息，他們繼續上街示威，抗議有西方組織假借救援名義進行人口販賣，他們大呼說：“向奴隸貿易說不！停止販賣兒童！”

在這個危機中，乍得政府本來可以好好利用機會檢討非政府機構在乍得的行爲操守，可是，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反之，他們恐怕因此事得罪了西方盟友，竟然公開強調歡迎各慈善團體繼續在乍得境內工作。

那麽，我們又如何從該宗醜聞中獲得一些啓示呢？如果所有人道活動人道原則和政策方向，我們的世界的確沒有這麽痛苦，並且可活出人類作爲一個大家庭的信念，在國際上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團結。

當然，在衆多救援組織中，也有不少真正以人道爲本的，例如我們所熟悉的樂施會和無國界醫生，他們在非洲的工作成果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問題是，有多少在非洲運作的人道團體貫徹人道原則？或是人道主義這個修辭變成一種公關手段？

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得首先要瞭解西方人道主義在非洲的歷史。

相信有不少人已知道，早於19世紀西方就是以人道之名介入非洲，當時他們送出一批又一批的基督教傳教士到非洲去，稱是爲了拯救那些在歐洲奴隸貶賣政策下的非洲受害者。

諷刺的是，歷史告訴了我們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士正是主張歐洲征服非洲的積極支持者，他們認爲這可加促他們在非洲的人道工作。事實上，對他們而言，非洲人是無知的野蠻的，只有通過歐洲殖民才能拯救。
在19世紀衆多的傳教士中，以大衛•利文斯頓和塞繆爾•貝克最廣爲人知，他們均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本身又是探險家，他們前往非洲對抗奴隸販賣，表面上是解放黑奴，但只要看看他們對非洲人的態度，便會大約明白到他們所進行的是什麽人道工作。

在1870年初，利文斯頓曾發表一篇文章，表達他在非洲傳道的感懷，他這樣寫道：“我走進他們之中，作爲較優越的民族成員，也是代表政府的僕人，期待能提升這群人類大家庭裏最落後地區的素質，我們是神聖基督教的追隨者，我們帶著最大的耐心來到這裏，向當地受打壓的愚昧民族賜予平安！”

至於貝克，他又怎樣說呢？1865年，貝克在倫敦一教會中表示，居住於尼羅河上流的非洲人連動物也不如，貝克至說：“他們連狗也談不上！”要知道貝克不是普通人，他是知名英國探險家，又是當時英國維多利女王的好友，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尼羅河盆谷取締阿拉伯人的黑奴販賣。

利文斯頓與貝克等人道工作者，他們骨子裏的種族主義其實是有時代背景的。19世紀歐洲人對非洲的征服走到高峰，而隨之而來的貿易也蓬勃發展，他們只視非洲爲其勞役地區，爲歐洲的資本主義築起基地，他們一手拿劍，一手拿著人道主義的招牌，自以爲是既開發，又教化，來合理化他們的侵略。

但在很多的文獻裏，利文斯頓和貝克卻被描繪爲在非洲土地上的歐洲英雄，他們爲拯救非洲人民做出了不少犧牲。他們的繼承者，不論是從歐洲來的傳教士、商人或殖民官員等，他們都被視之是爲非洲人帶來文明的英雄，在歷史的書本裏很少提及到他們那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對非洲的侵略也被寫成一種高尚的行爲，目的就是教化非洲人，有人更形容他是19世紀最偉大的歐洲慈善家，因爲他協助和推動非洲地區的發展，但我們卻沒有想過1890年期間，利奧波德曾下令屠殺了近1000萬非洲人。

事實上，人道主義存在著非常辯證的方面，就以非洲爲例，販賣奴隸和殖民帝國主義爲非洲帶來危機，而西方帝國的子民又以人道工作者的身份回到非洲爲危機作補救工作。換言之，人道危機爲人道工作鋪路，倒過頭來非洲人又通過人道救援加強了他們對西方的依賴。人道工作者很少追問人道危機的來龍去脈，因爲他們在有意無意地變成危機的既得利益者。

回顧了19世紀西方人道機構在非洲的運作後，我們可能會發現，雖然已踏入21世紀，但卻沒什麽分別。放在歷史的脈絡裏，我們便會很容易明白到乍得的醜聞原來是有著歷史的源頭。

昨天的利文斯頓，今天的“佐亞方舟”，問題在於歐美西方等白人對非洲的種族思維，他們至今仍未能抛棄這個思維和態度。人道主義應該建基於尊重和平等，認同他們的權力與夢想，而人道機構也應該以雙向和透明運作爲基礎。

乍得醜聞向世界響起一口警醒鐘聲，在人道主義大傘下有著太多不爲人所知的故事，由於慈善團體各施各法，缺乏監管，令不少人借機混水摸魚，反而侵犯了受害者的尊嚴和人權。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應是憐憫的施捨，也不是侵略者的化裝？？，而是人類鞏固大家庭的守望相助，感情團結。

科索沃:停不了的惡鬥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Mon, 17 Mar 2008 18:35:00 +0800

無論這是美國的支持，還是俄羅斯的反對，科索沃獨立已成為一個事實，隨著科索沃新政府上台，大家把焦點轉移至其組成內容和政策上，有觀察家擔心，與黑幫關係密切的新政府，將會加速巴爾幹地區的黑幫化，而其親歐美政策進一步為黑幫化找到支持力量，科索沃總理薩奇推動能源私有化以討好歐美，正好為巴爾幹新一輪惡鬥拉開序幕。

熟悉歐洲的專家都知道，巴爾幹半島是歐洲的犯罪天堂，每天有多少人口與毒品販賣，正在猖獗中進行，其中又有多少與科索沃解放軍有密切關係，而過去的解放軍領導層現在成為科索沃新政權，掌握當地豐富資源，這自然引來整個巴爾幹境內的反彈力量，特別是塞爾維亞人表示未有放棄科索沃，仍然視之為他們的聖地，當歐美企圖介入的，不僅是政治領域，還有經濟領域的時候，其所引發的反彈力量將更強大。

事實上，科索沃於二月十七日單方面宣佈獨立的後遺症繼續併發，各種勢力互相較量，有不少記者的注意力落在科索沃現任總理哈齊•薩奇（Hashim
Thaci）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上，有批評者指薩奇受到美國支持，只由於他的利用價值，而價值在於美國可透過他的奪權來支解南斯拉夫和俄羅斯勢力之餘，還可支配當地資源。當科索沃一宣佈獨立後，薩奇政府即重申表示，他們不排除科索沃能源私有化的可能。能源及礦業部副部長Blerim Rexha指出，政府正在研究，應以何種方式出售科索沃能源公司（Korporata Energietike e Kosoves-KEK）。

早於北約部隊於九九年戰後進駐科索沃時，《紐約時報》指出，科索沃的礦產蘊藏量是全歐洲最高，估計每年可提供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利潤。此外，科索沃還擁有約一百七十億噸煤炭儲存和可觀的原油儲存量，就此有關人等曾按科索沃礦產最豐富的北部，提出不少非官方方案，建議如何與塞爾維亞領土分隔，以及誰有權擁有這些天然資源等。

《紐約時報》又指，科索沃北部以Trepca省最為人關注，本由塞爾維亞國營企業管控的礦產綜合設施，覆蓋甚廣，被視為巴爾幹半島最具價值的不動產資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拉便曾佔領Trepca，並以該地資源來支持其納粹戰爭行動。

自北約轟炸結束后，在過去八年間，美國在巴爾幹地區建立無數軍事基地，而以科索沃最為龐大，這乃是越戰後最具規模的美國軍事基地。

歐洲的巴爾幹半島，一塊具有重要戰略位置、豐富天然資產和工業發展能量的地區，可是，從阿爾巴尼亞、黑羅地亞、波斯尼亞、匈牙利、馬其頓，到現在的科索沃，都駐有成千上萬的美軍。

當筆者於九九年在巴爾幹採訪科索沃戰事的時候，早已目擊美軍以及北約盟友如何在當地作出永久性的軍事部署，一位阿爾巴尼亞難民Ljiljana表示，她很奇怪美國為什要幫助信奉伊斯蘭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人，她很為這由於科索沃擁有豐富天然資源而令他們獲得“垂青”，而缺乏資源的盧旺達，九四年發生大屠殺，西方大國便只會隔岸觀火了。

科索沃新政府除表示考慮石油私有化外，有分析家相信其他的礦產資源亦會相繼步上私有化的議程表上，那，最大的得益者是誰？而事實上，歐美爭相協助科索沃建國，連國旗也是歐盟的設計，北約將以保衛科索沃之名繼續在當地駐軍，至於美國，其所派出的顧問團隊正忙碌扶持科索沃撰寫憲法，並指導經濟發展的方向。

至於科索沃總理塔奇，在宣佈獨立後強調整頓經濟和打擊貪污的決心，但有批評者卻懷疑塔奇的誠意，美國獨立記者Jeremy Scahill，他多次在巴爾幹半島採訪，他說，薩奇是他所知的最貪污人物，甚至可以“罪犯”來形容之，這由於他仍任科索沃解放軍（KLA）政治領袖時，曾多番牽涉入暗殺、販毒等罪行，其別名稱之?“蛇”（the Snake）。

薩奇心狠手棘，《華盛頓時報》發現他同時也與西歐販毒集團有緊密關係，在與塞軍對抗時期，他對敵人和阿裔異見者，絕不手軟。

九九年科索沃戰事後，KLA雖變身成一支全新的科索沃自衛隊，但在薩奇背後指揮下繼續捲入犯罪活動裏，這包括勒索、敲詐、恐嚇、軍火毒品販賣和賣淫等，但最?人詬病的還是對塞族平民採取殘忍的報復行動，令到戰後的科索沃仍然動蕩不安，而薩奇也因與種種暴行有關，失意於多場選舉之中，可是，他所組成的科索沃民主黨（PDK）終在去年十一月選舉中取得勝利，他成為總理，他一上臺即表示會加快科索沃獨立的時間表。

如果要追溯他與美國的關係，可從九九年由北約推動的朗布依埃（Rambouillet）和平談判，薩奇代表科索沃阿裔與塞爾維亞舉行會議，尋求兩族衝突的解決辦法，當時有協助談判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對塔奇表現得十分欣賞，並指他是個“理性之音”，從此薩奇成為了美國可合作的夥伴，直至布殊政府，關係依然沒有變，甚至可以說，他們共同炮製了科索沃的獨立早產。

最初美國把KLA定性為“恐怖組織”，後來又與之合作肢解南斯拉夫。根據《蘇格蘭人報》九九年四月二日的報道，在九八年至九九年間，有不少來自中東和中亞的聖戰軍戰士被徵召前往科索沃，協助KLA打聖戰，幕後竟然由美國大力推動，而美國國防部情報系統、英國軍情六（M16）及英國第二十二特種空軍部隊於九八年共同訓練KLA，訓練營就設在阿爾巴尼亞北部。

有趣的是，筆者所碰見的KLA，他手持中國製造的AK47，他說，他是從阿爾巴尼亞境內有關方面獲得的。在冷戰時期，阿爾巴尼亞被中國視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向該提供大量武器，想不到該批武器最後落入KLA，反過來對抗中國盟友南斯拉夫。

KLA受多方訓練，美國國會裏的共和黨委員會於九七年一月十六日更發表解封報告，揭露了本•拉登於九四年也曾取道阿爾巴尼亞，秘密派出首批基本教義派遊擊戰士進入科索沃。

美國全球有組織犯罪發言人向美國議院法律委員會作報告時，指出KLA主要從販毒賺取金錢來購買武器，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正是巴爾幹半島販毒路的核心地帶，而這地帶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黃金新月彎”販毒路緊緊相連，每年涉及近上億美元的毒品交易，以及佔八成的歐洲海洛因市場。

換言之，當美國在軍事上支援KLA時，KLA則以販毒資助軍事開支，用以爭取獨立。二零零一年馬其頓爆發一場內戰，KLA便是主角之一，他們公開協助馬其頓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與馬其頓開戰，並發動多次暴力襲擊，企圖爭取馬其頓阿裔聚居之地與科索沃合併。

馬其頓內戰雖然早已結束，但KLA推動大科索沃對馬其頓仍然是一個惡夢。

現在，大家都關注到科索沃新政府的組成及其政策，除總理薩奇外，他領導的科索沃民主黨有不少成員來自前KLA遊擊組織，而他們都陸續加入新政府的隊伍，這包括國防部部長Azem Sulja，科索沃駐阿爾巴尼亞大使Xhavit Haliti，以及美國所極力促成為科索沃軍隊頭目的Agim Ceku，他們過去在巴爾幹地區都曾涉及不同程度的戰爭罪行，美國獨立記者Jeremy Scahill指他們參與科索沃新政府重要工作引起鄰近國的不安，該地區將有一番惡鬥。

Chui Yung with a KLA member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the albanians from Kosovo showing the sign of independent Kosovo. They are the survivior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erbs and the ethnic Alban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