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繼蘇丹達富爾種族衝突不斷升溫，肯尼亞又上演敵對派系仇殺事件，國際傳媒焦點從中東危機再次轉移到非洲身上，這個被西方視爲被咀咒的黑暗大陸，一直吸引大量的西方救援，但在2007年結束之際，西非國家乍得一宗與國際人道組織有關的醜聞曝光，引起軒然大波，直至現在民憤未息，乍得政府的回避進一步凸顯了非洲當權者與西方盟友的複雜關係，其中帶出不少發人深省的問題。

據報道，有16名歐洲人，其中9名來自法國，均隸屬于一個慈善團體叫“佐亞方舟”，他們涉嫌在乍得與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市阿比齊茲，企圖拐帶103名從達富爾逃過來的小難民，當他們以緊急健康問題爲理由，正準備把小難民送上飛機飛往法國時，在機場被拘捕。最新消息指有6名歐洲人已被有關當局正式起訴販賣人口。

筆者在非洲等其他動蕩國家採訪時，也曾碰上“佐亞方舟”這一救援組織，該組織成員愛穿上同一T恤，T恤上印有“拯救孩子”的標記，該團體乃是于南亞海嘯發生時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爲災難中的孤兒解困，他們近年的工作焦點已從南亞轉到蘇丹，無奈在蘇丹及其鄰國邊境的難民營展開救援不久即捲入這次醜聞事件。

該組織辯稱他們爲了小難民的健康危機才做出緊急的醫療撤退行動，但聯合國官員在調查後卻發現，在百余名的兒童中沒有孤兒也沒有嚴重健康問題，他們的口供與事實不符，有關當局遂進行拘捕和審訊行動。

據知，這種以人道之名的“人口販賣”已存在了一段時間，知情者指收養家庭如法國等西方國家一般需付3000美元收養費用，而被收養的兒童有可能成爲變相的終生奴隸，非洲報紙《黑星》指這是西方在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的新奴隸現象。

美國知名評論家喬姆斯基批評美國過去一直干預第三世界國家，沒爲該地區帶來和平，反之點燃戰火，繼而佔領人家土地並大建美國軍事據點，而衝突也推動了人道組織發展蓬勃，近年各大小救援團體湧現，“佐亞方舟”便是其中一個在這幾年間借災難冒起的慈善機構。由於監管不力造成機構良莠不齊。

至於“佐亞方舟”，它展示出3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並有其歷史性的意義。首先，我們如何理解“人道主義”，它的性質、原則和定義？第二，在非洲運作的人道組織究竟爲誰的利益服務？第三，上述醜聞爲我們帶來什麽啓示？

“人道主義”一般泛指拯救生命和減輕痛苦的行動，無論這是由於天災或是人爲的災難。而大家所理解的“人道行動”理應基於兩個原則，這就是無論受害者的背景是什麽，都有權接受人道對待；還有，人道機構的獨立性。在當今的社會，人道活動已全部由所謂的百政府組織擔當起來，，他們活躍於所有的災難地區。

就有關乍得醜聞問題，根據“佐亞方舟”自辯說，他們的行動目的在於拯救從達富爾逃到乍得的孤兒，並安排他們到歐洲過較爲輕鬆的生活。可是，聯合國多個部門，包括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都在調查中發現，“佐亞方舟”自稱要拯救的兒童都不是孤兒。法國權威報紙《世界報》質疑，法國軍方在乍得東部有常設基地，他們不可能對“佐亞方舟”的工作不知情。

法國政府急忙表示，他們一獲知消息，便立刻想辦法阻止“佐亞方舟”在乍得的活動。事實上，法國政府最主要的考慮是這次醜聞對3個駐守在乍得的歐盟部隊的影響。雖然歐盟軍隊的部署行動被視爲一種要保護達富爾難民的措施，但知情人士早就指出，法國真正的部署理由乃是乍得對法國的地緣戰略利益，這方面的考慮多於保護達富爾難民。

醜聞出事地點阿布切是乍得東部與蘇丹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鎮，直到現在，當地居民對醜聞的憤怒仍然沒能平息，他們繼續上街示威，抗議有西方組織假借救援名義進行人口販賣，他們大呼說：“向奴隸貿易說不！停止販賣兒童！”

在這個危機中，乍得政府本來可以好好利用機會檢討非政府機構在乍得的行爲操守，可是，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反之，他們恐怕因此事得罪了西方盟友，竟然公開強調歡迎各慈善團體繼續在乍得境內工作。

那麽，我們又如何從該宗醜聞中獲得一些啓示呢？如果所有人道活動人道原則和政策方向，我們的世界的確沒有這麽痛苦，並且可活出人類作爲一個大家庭的信念，在國際上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團結。

當然，在衆多救援組織中，也有不少真正以人道爲本的，例如我們所熟悉的樂施會和無國界醫生，他們在非洲的工作成果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問題是，有多少在非洲運作的人道團體貫徹人道原則？或是人道主義這個修辭變成一種公關手段？

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得首先要瞭解西方人道主義在非洲的歷史。

相信有不少人已知道，早於19世紀西方就是以人道之名介入非洲，當時他們送出一批又一批的基督教傳教士到非洲去，稱是爲了拯救那些在歐洲奴隸貶賣政策下的非洲受害者。

諷刺的是，歷史告訴了我們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士正是主張歐洲征服非洲的積極支持者，他們認爲這可加促他們在非洲的人道工作。事實上，對他們而言，非洲人是無知的野蠻的，只有通過歐洲殖民才能拯救。
在19世紀衆多的傳教士中，以大衛•利文斯頓和塞繆爾•貝克最廣爲人知，他們均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本身又是探險家，他們前往非洲對抗奴隸販賣，表面上是解放黑奴，但只要看看他們對非洲人的態度，便會大約明白到他們所進行的是什麽人道工作。

在1870年初，利文斯頓曾發表一篇文章，表達他在非洲傳道的感懷，他這樣寫道：“我走進他們之中，作爲較優越的民族成員，也是代表政府的僕人，期待能提升這群人類大家庭裏最落後地區的素質，我們是神聖基督教的追隨者，我們帶著最大的耐心來到這裏，向當地受打壓的愚昧民族賜予平安！”

至於貝克，他又怎樣說呢？1865年，貝克在倫敦一教會中表示，居住於尼羅河上流的非洲人連動物也不如，貝克至說：“他們連狗也談不上！”要知道貝克不是普通人，他是知名英國探險家，又是當時英國維多利女王的好友，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尼羅河盆谷取締阿拉伯人的黑奴販賣。

利文斯頓與貝克等人道工作者，他們骨子裏的種族主義其實是有時代背景的。19世紀歐洲人對非洲的征服走到高峰，而隨之而來的貿易也蓬勃發展，他們只視非洲爲其勞役地區，爲歐洲的資本主義築起基地，他們一手拿劍，一手拿著人道主義的招牌，自以爲是既開發，又教化，來合理化他們的侵略。

但在很多的文獻裏，利文斯頓和貝克卻被描繪爲在非洲土地上的歐洲英雄，他們爲拯救非洲人民做出了不少犧牲。他們的繼承者，不論是從歐洲來的傳教士、商人或殖民官員等，他們都被視之是爲非洲人帶來文明的英雄，在歷史的書本裏很少提及到他們那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對非洲的侵略也被寫成一種高尚的行爲，目的就是教化非洲人，有人更形容他是19世紀最偉大的歐洲慈善家，因爲他協助和推動非洲地區的發展，但我們卻沒有想過1890年期間，利奧波德曾下令屠殺了近1000萬非洲人。

事實上，人道主義存在著非常辯證的方面，就以非洲爲例，販賣奴隸和殖民帝國主義爲非洲帶來危機，而西方帝國的子民又以人道工作者的身份回到非洲爲危機作補救工作。換言之，人道危機爲人道工作鋪路，倒過頭來非洲人又通過人道救援加強了他們對西方的依賴。人道工作者很少追問人道危機的來龍去脈，因爲他們在有意無意地變成危機的既得利益者。

回顧了19世紀西方人道機構在非洲的運作後，我們可能會發現，雖然已踏入21世紀，但卻沒什麽分別。放在歷史的脈絡裏，我們便會很容易明白到乍得的醜聞原來是有著歷史的源頭。

昨天的利文斯頓，今天的“佐亞方舟”，問題在於歐美西方等白人對非洲的種族思維，他們至今仍未能抛棄這個思維和態度。人道主義應該建基於尊重和平等，認同他們的權力與夢想，而人道機構也應該以雙向和透明運作爲基礎。

乍得醜聞向世界響起一口警醒鐘聲，在人道主義大傘下有著太多不爲人所知的故事，由於慈善團體各施各法，缺乏監管，令不少人借機混水摸魚，反而侵犯了受害者的尊嚴和人權。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應是憐憫的施捨，也不是侵略者的化裝？？，而是人類鞏固大家庭的守望相助，感情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