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上周末應邀觀看了一部眾人都在談論的3D電影「阿凡達」，3D體驗奇新，就好像親臨現場，就是因為有現場這一感覺，我們便能設身處地，一切都可以恍然大悟。

原來現場是很重要的，只有人在現場，才會更容易理與情兼備。我堅持盡量跑到新聞現場，絕對正確。

去年在北京遇上一位大記者。在他眼中，北京正逐漸成為國際政治中心，而他的辦公室就在北京中心，再加上桌上兩部最新款極速電腦，他得意地向我說，採訪根本不用往外跑，不少外國使節、達官貴人爭先恐後來訪北京，或在北京設辦事處。即使不到北京來，只要他按一下電腦，便能接觸到世界各角落的人與事，他奇怪我在廿一世紀為甚麽還要跑來跑去，自討苦吃！

這只是一個例子。有很多人迷信科技可代替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情感接觸，又或過份相信一小部份高層人士的代表性，以為掌握金權便掌握真理，至少是事實的大部份。

就社會的發展，如果記者懶惰訪問一下權威人士交差了事；高官迷信所謂專業意見和數字草率作决定，這不僅大眾被誤導了，一個社會一直所賴以為繫的文化機能也給破壞了，其嚴重性往往是我們始料不及。而香港新育運動受到催生是有其背景的。

因此，請到現場去，瞪大你的眼睛、張開你的耳朶、打開你的心房。我想，「阿凡達」用上立體效果，是否不一定純綷出於商業考慮呢？是虛疑也是真實，真實得迫使我們不能不重新審視，人類的貪婪與醜陋，看到此就如電影所帶來的震懾效果，我們不禁要打個冷顫。

阿凡達就是因在現場目睹一切遂掉轉槍頭。

看完「阿凡達」，腦海裡浮現兩個字：「共業」。當我們無知、沈默，又或借無奈而置身事外，甚至以為只是執行上頭的命令，與自己無關，但原來我們都在不自覺間促進或鞏固了現存不合理的政策和扭曲的制度，到最後我們可能要共同承擔後果，因果循環，這是「共業」。

八九年羅馬尼亞人為民主自由灑熱血，如今羅國政壇卻被視為過去共黨的延續，除了面對經濟危機外，還有政治危機，傳統文化價值也淪喪，公民社會未及建立作出自救。羅馬尼亞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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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是東歐地區二十年前最後變天的國家，自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群眾上街起義，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最後一個共黨總統齊奧塞斯庫逃亡被擒為止，七日革命把羅馬尼亞推向另一個里程碑。可是二十年後的今天，羅馬尼亞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而零九年十二月初剛結束的大選結果更險引發政治風暴，擺在羅馬尼亞面前的，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

踏入二零零九十二月中，正當羅馬尼亞準備展開八九年革命二十週年慶祝活動之際，竟然來了一場大風雪。二十年前的十二月，首都布加勒斯特也是茫茫一片白雪，民眾踏著雪霜，紛紛走上街頭高呼齊奧塞斯庫下台。

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於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以專制手段統治羅馬尼亞，國內經濟政策一敗塗地，糧食嚴重短缺，引發騷動，他用武力鎮壓。羅馬尼亞人借東歐變天的骨牌效應，終於推翻齊奧塞斯庫，一代獨裁者在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遭到秘密槍決。

一位工作於農民博物館的主管哥倫比魯（Vlad Columbeanu）與我談起當年事，不禁眼眶泛紅，指羅馬尼亞革命和其他東歐國家變天有點不同，就是羅馬尼亞革命是一場流血的革命。人民拿出最大的勇氣上街起義，與警察發生血腥衝突，造成死傷無數。後來齊奧塞斯庫欲出動軍隊，怎知國防部長瓦西里·米利亞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拒絕向人民開槍，第二天卻被發現死亡，軍方憤怒，與人民站在一起，對付保安部隊，發生激烈交火場面。

哥倫比魯領著我參觀他的攝影展，他用圖片記錄了一場激動人心的歷史事件。他說：「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早上我照常出門上班，竟看到一大群示威群眾，我真不敢相信。以前我們上街是被迫參與官方集體活動，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人們自發上街爭取自由與民主。我立刻回家拿出照相機拍下眼前的一切。」

藉著二十週年，羅馬尼亞人重新反省那一段獨裁歷史，而本屆諾貝爾文學獎也落在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德裔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身上，她的作品不乏描述羅國獨裁統治下低層人民的苦況。

不過，哥倫比魯表示，不僅過去值得反省，而現今也一樣需要反省，二十年來羅馬尼亞究竟轉變了多少？

一位二十七歲的女白領勞珊坦（Ruxandra Jonescu）開車送我一程時，發表她對十二月六日大選結果的意見﹕「這次大選多虛?，現任總統伯塞斯庫（Traian Basescu）和另一位候選人傑瓦納（Mircea Geoana）都不是好東西。伯塞斯庫執政五年毫無建樹，傑瓦納則投機取巧，他們全是前共黨人員，選民根本沒有選擇。」

勞珊坦專職經濟事務，認為羅馬尼亞政客只顧爭權，提不出經濟改革良方，她對國家經濟前景不感樂觀。

自十月議會解散了聯合政府後，羅馬尼亞雪上加霜，經濟危機上再加上混亂政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得不擱置對羅國的三百億美元借貸，直至政壇重拾秩序，能提出合乎國際要求的財政預算。

羅國兩大政黨民主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其領導人分別就是伯塞斯庫和傑瓦納，他們從五年前著手組織聯合政府到鬧翻至瓦解，兩領導人再在大選一決雌雄，對不少羅馬尼亞人來說就是一場鬧劇。當大選過後的第二天，兩位候選人都宣稱自己勝利，結果伯塞斯庫依靠海外僑民支持，以不超過百分之一的選票險勝連任。傑瓦納不服，告上法庭，失敗而回。伯塞斯庫最後在十二月十四日正式獲確認成為新一任總統，但隨即而來的難題就是如何在分崩離析的政黨政治裏尋找夥伴，組織聯合政府。

在羅馬尼亞吵吵鬧鬧的聲音之中，我踏著白雪尋訪當年革命的學生領袖馬偉安·繆天亞魯（Marian Munteanu），現在他是布加勒斯特大學文化研究教授兼尤西魯斯基金會（Euxinus Foundation）創辦人。

                                      繆天亞魯 在一九九零年給逮捕時的樣子                 
                                                      

繆天亞魯是八九革命少數的知名領袖之一，從八九年反對共黨獨裁統治，到九零年抵抗由前共黨變身的「全國救贖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接掌政權，繆天亞魯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組織創會會員，領導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反齊奧塞斯庫運動，他同時又在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學生同盟」（Student League）全國組織，他在九零年四、五月期間領導學生在大學廣場抗議「全國救贖陣線」不民主統治，導致流血收場，而繆天亞魯亦受重傷並被警方拘留兩個月，引起國際輿論極大關注，羅馬尼亞多個地方有群眾上街要求釋放繆天亞魯。

當年為自由與民主拋頭顱、灑熱血的繆天亞魯，如今回望二十年後的祖國，他有何感想？

繆天亞魯身形高大，一臉鬍子，聲如洪鐘。他一坐下來即向我強調，現在的政府其實是前共黨的延續，過去二十年的政治換湯不換藥，前朝人馬繼續掌管羅國。目前的紛爭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利益分贓之爭。

伯塞斯庫在共黨時期曾任羅馬尼亞遠洋油輪和貨輪船長，他解釋加入共黨原因，乃為了在國營輪船公司的晉升機會。八九革命後，他又加入「全國救贖陣線」，後來陣線分裂為「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黨」，伯塞斯庫選擇了民主黨。未幾，民主黨又輾轉演變成現在的「民主自由黨」。

對繆天亞魯來說，無論是社會民主黨還是民主自由黨，他們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思維和行事作風與共產黨時代沒有太大分別。所不同者，就是以前缺自由，現在則有了自由。

我好奇問繆天亞魯，羅馬尼亞在共產時代為什麼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對派？波蘭有團結工會，前東德有新論壇，捷克有七七憲章與公民論壇，匈牙利共黨則有由內部冒升的改革派，都一一能夠為後共產時代提供接班人。但羅馬尼亞卻不同，在群眾革命爆發後才逐漸有反對人物走出來，以至前共黨人員輕易在後共產時代又重奪權力。

繆天亞魯瞪大眼睛回答說﹕「其實我們過去有很多哈維爾，可是他們一出現就遭共黨殘酷鎮壓，他們不是給暗殺便是遭監禁，在齊奧塞斯庫統治的二十四年之中，共有二百萬異見分子被困在監獄又或受監控，佔人口的百分之十，當中不乏知識分子，他們根本無法站起來。從中你可以看到齊奧塞斯庫政權比其他東歐共產政權來得更專制和殘酷。因此，即使在後共產時代，羅馬尼亞也很難重建知識階層來抗衡前朝的平庸貪污政客，這是羅馬尼亞的悲哀。」

不過，繆天亞魯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推動當年的理想，他表示，八九革命最大的成就是讓人民奪回自由這項基本人權，「自由非常重要……」，繆天亞魯不斷強調，即使他感到悲哀，至少他可以自由表述，並於零三年自由成立了尤西魯斯基金會，希望以文化教育來喚回一種傳統價值精神，為羅國帶來一線曙光。而尤西魯斯正是古代哲人之名稱，他在文化精神領域裏感召歐洲文明往前進。

「事實上，東歐比西歐有著更深厚的文化基礎。可是，現在，不僅羅馬尼亞，還有其他東歐國家，過去二十年瀰漫濃厚的消費主義，企業文化當道。此際，我們才警覺，我們擁有自由卻缺乏方向，政客一味急速推行全面私有化，又全無策略和願景，羅國經濟如此糟糕，這可能由於我們沒有鄧小平。」

原來繆天亞魯在求學時曾到北京交流，對鄧小平於七、八十年代所推動的經濟改革印象深刻。

他又說﹕「羅國過去盲目追求現代化發展，令人變得自私自利，無所適從，羅國傳統文化價值也一步一步邁向毀滅，公民社會未及建立作出自救。」

換言之，羅馬尼亞所面臨的危機除了政治和經濟外，也有不為人所察覺的文化危機，這是羅馬尼亞二十年後不得不處理的一項重大挑戰。

羅馬尼亞的另一嚴峻挑戰可能就是遷移海外人口不斷增加，這已影響到羅國人口的結構和身份認同。最近，羅國有一部舞台劇叫做《羅馬尼亞，讓我親吻你》（Romania I Kiss you），充分反映羅馬尼亞人對此的憂慮。

十二月份，一樣的白雪，對羅馬尼亞人而言，卻有不一樣的心情。■

　

正當東歐慶祝變天二十週年之際，匈牙利極端民族主義卻默默抬頭，一個名為「更好匈牙利運動」（JOBBIK）政黨在經濟危機中突圍而出，其新納粹式主張困擾匈牙利鄰國，同時亦成為匈牙利後共產時代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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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開始倒數聖誕佳節，沿著美麗的多瑙河河畔出現一個又一個聖誕市集，綵燈高掛，愉快的聖誕歌曲夾雜著小孩的歡笑聲，人們以為可以暫時忘卻經濟不景氣的憂慮，好好享受輕鬆的週末，怎知在莊嚴國會附近，一大群軍警嚴陣以待。一個名為「更好匈牙利運動」（Movement for Better Hungary）政黨，簡稱JOBBIK，選擇該天進行大規模集會，批評政府的政經政策，導致匈牙利受到自八九年以來最致命的經濟危機，令匈牙利慶祝變天二十週年蒙上陰影。

JOBBIK被視為極端民族主義新興政黨，主張匈牙利應由真正的匈牙利人統治，把一切經濟失誤歸咎於猶太人「陰謀」，又把社會問題怪罪於當地活在邊緣的吉普賽人。有分析家擔心這種反猶太、反吉普賽少數民族的種族言論將隨著經濟危機而在社會肆虐，可能造成比經濟危機更讓人擔憂的危機，匈牙利的新生民主正面臨考驗。

我前往採訪JOBBIK的集會，當天寒冷的天氣並沒有使我發抖，但該集會卻令我不寒而慄。參與者揮動黑色黨旗，還有國旗和紅白色相間的中古匈牙利旗幟，兩旁是穿著黑色軍人式制服的成員，他們自稱為「匈牙利自衛隊」（Hungarian Guard），為JOBBIK的民兵隊伍，他們一成立即遭政府定性為極危險的非法組織，曾牽涉多宗謀殺吉普賽人案件。

該黑色軍人式制服其實就是二次大戰時法西斯所穿的制服。當天集會上，我聽到JOBBIK領袖在演講台上呼喊的口號和台下的和應，一如法西斯的情景，他們對猶太人的敵視與納粹無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匈牙利為了奪回一戰時失去的領土，便曾與德國納粹結盟，德國納粹並扶植匈國當時極右法西斯政黨Arrow Cross奪取政權。當Arrow Cross一上台，即驅逐成千上萬猶太人出境。由於匈牙利擁有過這一段黑暗歷史，JOBBIK的出現不得不使鄰國憂心忡忡，這包括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兩國都曾與匈牙利有土地之爭，目前在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與匈牙利接壤的邊境內，有為數不少的匈牙利裔居民。諷刺的是，東歐共黨在二十年前倒台後，東歐各國紛紛爭取加入歐盟這個大家庭，而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也分別在零四年和零七年成為歐盟會員國，但在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不僅沒有失去市場，反而捲土重來，而且朝極端方向發展。

更諷刺的是，JOBBIK在今年六月歐洲議會選舉裏竟然贏取了匈牙利二十二議席中的三席。自零三年成立至今僅僅六年，JOBBIK能迅速獲得一定的支持，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我穿梭於JOBBIK的集會，發現有不少年輕人。事實上，JOBBIK於零二年首先由一群天主教大學生發起，零三年正式成為政黨。

我碰上就讀於布達佩斯羅蘭大學政治系二年級學生嘉伯·薩波（Gabor Szabo），他不諱言他是JOBBIK成員，其父母也是JOBBIK的同情者，他認同該黨主張，認為猶太人企圖控制匈牙利的政經，作為匈牙利年輕一代，他有責任捍衛匈牙利。他還告訴我，當初啟發大學生推動JOBBIK的成立，乃是匈牙利一九五六年革命的其中一名領袖哥格利·旁格拉茨（Gergely Pongratz），他帶領抵抗組織抵抗蘇聯佔領，其後逃亡海外，至匈牙利共黨倒台後的九一年回國。

旁格拉茨在創黨時這樣向年輕人說：「火炬正在從我們手中下滑，你們這一代一定要再次把火炬拿起來，一九五六年的革命義士為了捍衛那些精神、價值而犧牲，你們一定要為此繼續前進……」

事實上，匈牙利五六年的一場革命為東歐反共力量拉起序幕，同時推動匈牙利共產黨作出內部改革，而匈牙利變天就是由匈共自我改革所促成。八九年二月，匈共同意開放邊境，讓東德人可以經由匈牙利前往西方，主要是西德，間接促成柏林圍牆倒下。其後，匈共更同意交出權力，一九八九年十月匈牙利改為匈牙利共和國，並在九零年三月舉行民主選舉，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和平變革，自此匈牙利過渡至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

可是，這過渡並不順利，九十年代初期人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經濟衰退，一直至踏入二十一世紀，經濟否極泰來，外資湧至，經濟成長可觀，當中推動市場經濟最積極者，竟然就是由前匈共變身的匈牙利社會主義黨（MSZP），他們在零二年以不過半數選票勝出大選，與匈牙利自由黨派「自由民主者聯盟」（SZDSZ）組成聯合政府，零六年再次在大選中勝出，聯合政府繼續執政，直至去年中拆夥，引發政治危機。

政治危機再加上經濟危機，MSZP的支持率急降，人民抱怨政府貪污，挽救經濟不力。MSZP前總理久爾恰尼·費倫茨（Ferenc Gyurcsany）為一名富豪，他與捷克總統克勞斯一樣，有一番名言令人難忘，就是在一次記者會中，他向記者說：「你們什麼問題都可以問，就是不要問我第一桶金如何得來。」我與匈牙利人說起政客貪污問題，他們都搖頭嘆息，對政治與經濟前景都不抱樂觀。

我走在布達佩斯市中心一些地區，赫然發現大量露宿者，我訪問他們，他們均表示因失業無法負擔房租，唯有露宿街頭，有些更因抑鬱成為酗酒者，造成社會問題。

房屋短缺和就業不足成為匈牙利政府的兩大難題。匈牙利受去年全球金融海嘯打擊至深，亦是首先求助於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東歐國家。據報道，去年匈牙利曾一度瀕臨破產邊緣，現在雖已有所穩定，但失業率達百分之十，匈牙利東部較落後地區更高至百分之四十，成為國家的計時炸彈。

從匈牙利中央統計局數字顯示，單在布達佩斯便有四萬名露宿者，全國有二萬五千名兒童糧食不足，百分之二十七人口在貧窮線中掙扎。目前，有不少匈牙利人要找多份兼職，才可以維持生計。

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貝拉·格雷斯科維茨（Bela Greskovits）說，中歐和東歐地區在經濟困境中還可以維持社會穩定，與拉丁美洲不一樣，拉丁美洲在過去二十年來是赤裸裸的剝削資本主義，東歐地區變天後則承繼了西歐福利制度傳統，對於新興經濟而言，這可能造成政府財政負擔。

不過，教授最擔心的就是極端右翼政治的抬頭。在東歐社會轉型的過程裏，再碰上經濟不景，人們容易產生身份危機，為激進民族主義提供了機會。

中歐大學由匈牙利猶太裔的美籍金融家索羅斯開辦，他在二次大戰時為了逃避納粹迫害前往美國。在冷戰期間，他所設立的「開放社會基金」在東歐甚為活躍，支持過不少共產政權下的反對派，而其大本營就設在布達佩斯。

可是，在布達佩斯有不少匈牙利人卻用陰謀理論來看待索羅斯及其「開放社會基金」，特別在去年索羅斯一下子出售手中大量匈牙利OTP銀行股份，令OTP銀行股價震盪，成為匈牙利在金融海嘯中另一場內部海嘯，人們不禁問，開放社會為誰開放？

正當匈牙利人感到迷失，充滿疑惑，JOBBIK乘勢而起，他們反對國際資本特別是猶太人資本操控匈牙利經濟，主張匈牙利人奪回國家政治主導權，甚至要求給予鄰國邊境內的匈牙利裔人士國籍身份等等。明年是匈牙利的大選年，分析家估計右翼中間黨「匈牙利公民論壇」（FIDESZ）將會取得大勝，但會否大吹右風？這真是匈牙利在後共產時代一項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