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從內地的富士康員工到香港的莘莘學子，十多二十歲的花樣年華，應該一如清晨的小鳥般充滿活力地跳，又如春天發芽的花草，滿有希望，但為甚麼他們竟絕望地求死？

　　日前香港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十七歲中學生黃凌鋒，同樣選擇一躍而下。雖然他精神上有點問題，但他所留下的網誌遺言卻字字珠璣，值得大家反思。

　　凌鋒在五千字的遺言裏這樣表示，人擁有最強大的能力，可是不應只靠弱肉強食，而是共同相處，把身邊的敵人變成朋友，這才是生存之道。在結語中他更這樣說：「如人若說我有罪，那必先定下你自己的罪；如人若說我是錯，那必先找出錯誤的源頭。」

　　多麼有靈氣、聰慧的孩子啊！可惜殘酷的社會喜愛標籤化。甚麼叫做好學生？甚麼叫做壞學生？甚麼是正常？甚麼是異常？

　　凌鋒在老師節批評老師便是壞學生；一經診斷有思覺失調便如囚犯般，被「收監」進精神病院去。我們太迷信制度化，以為一切都可以交給專業制度去解決，並令制度化漸漸走向非人化，忘記了人的內在情感的複雜性。在非人性化的制度下，容易令人瘋狂。

　　「地獄」老師，多麼傳神的稱謂呢，凌鋒生前這樣形容經常公開羞辱他的老師。但本應春風化雨的老師，緣何會成為「地獄使者」？看來老師也在非人性的制度裏逐漸異化起來。其實，從公開羞辱別人的行為中獲取快感，除了要體現自己所擁有的威權外，我想也算是滿足一己虐待心理的異常狀態。

　　其實，你癲定我癲？人類社會處處充斥着權力角力戰，這包括了學校。最悲哀的是，凌鋒所渴望的社會：「不應只靠弱肉強食，而是共同相處」，他的哲學：「把身邊的敵人變成朋友」，即使在學校，與他有着密切感情關係的地方，不僅未能如他所願，反而把他打成為失敗者，一位卑微的失敗者，最後以死作控訴。但人們還是認為他只是因為精神病發而自殺，大家便可以脫罪了。

     有人可能認為現今的年輕人心靈太脆弱了。或許是，但把問題全歸咎於年輕人身上，無助社會人士了解問題，以及尋找解決方案。

　　從新聞報道中，得知校方早已把凌峰標籤為「問題學生」，並在有意無意間孤立他。這種手法原來極為普遍，特別是在所謂的名校，為了保校譽，對那些「問題學生」尤為敏感，視他們如癌細胞，必須除之而後快。當然，這也是出於方便的理由。

　　校方遂以孤立政策、咄咄逼人的方式，令有關學生知難而退，告別學校。他們的策略是把失敗者盡早掃出校門，以維持學校的成功形象。一到會考放榜，啊，又有多少個狀元產生！及格率是百分之一百，加上甚麼校外賽的獎牌一籮籮，堆砌起學校威猛的聲譽。

　　可是，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能忍心遺棄學生的成功學校，其實最終是失敗了。就好像那些風光的企業，背後卻陰暗重重，為其服務的工人，一個接一個的跳下尋死，那還算得上是成功嗎？

　　最近，台灣的政治大學商學院，邀請以生產手機聞名的 HTC 行銷長王景弘演講，並在會議廳門外掛上「HTC 全球品牌之路：竭誠歡迎 HTC 行銷長王景弘先生蒞臨政大」的紅布條。在人頭鑽動的會議廳裏，大家欲一睹企業界成功名人風釆之際，卻有學生高舉「HTC 品牌之路-沾滿血腥的一條路」牌子。

　　較早前已有學生團體「高科技冷血青年」，用裸體彩繪方式，在年輕男女的胴體上，配上觸目驚心的油彩，還有 HTC 手機的圖案滴下血來的畫面，在電視畫面上製造驚嚇的效果，重創企業形象。

　　成功的品牌竟是血色手機，是多麼的嚇人啊！究竟HTC和其行銷長王景弘真的成功了嗎？

      另方面，有報章社論指富士康在硬件上雖算不上是血汗工廠，但在精神上卻是百分百的血汗工廠。從血汗工廠到血汗學校，對於精神上的血汗學校，我們又有多少的關注和了解？

　　

DOCUMENT ID: 201005270300106

富士康的「十連跳 」悲劇，令我想起年前走訪過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些自由貿易加工區。

 

我無法相信,一位危地馬拉 ( 台譯瓜地馬拉 ) 婦女告訴我，她在自由貿易加工區制衣廠一天十二小時的工資才兩個多美元。如果她好像機器一樣不停踏著衣車，她或可以拿到三個美元、四個美元。

 

真廉價啊！

 

最令我匪夷所思的，就是這些工作於危地馬拉加工區的婦女，不僅面對漫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環境、低廉工資和毫無工作保障，她們還要應付廠長的呼喝和虐待。廠長就好像不停鞭撻馬匹的馬夫，催促加快步伐。如遇上趕船期,廠長更會把工廠大門鎖上，要求工人通宵達旦趕工。

 

下班了，她們再次受到淩虐，她們猶如囚犯般給工廠的保安搜身，保安仔細地檢查她們，以及她們的私人物品。

 

雨果筆下的十九世紀悲慘世界竟然在我眼前重現。

 

類似情況就發生在新世紀整個中美洲出口加工區，設在加工區的外資工廠，有一個特別的名稱，西班牙語叫Maquiladora,或maquila，這即指那些工廠從母公司入口免稅的零件和材料，然後進行組合，組合完後再把製成品運回母公司，這種出口同樣享受免稅優惠。

 

美國迷倒全球小孩的迪士尼卡通毛公仔，便染有拉美廉價勞工的血汗。還有其他美國的品牌產品North Isles 、Avon Export、 Flamingo,、Miss Dee、Eddie Bauer等。

 

舉個例子，Sag Harbour成衣，在危地馬拉有龐大工廠，一條男裝短褲，完成製作的人工成本才十八美仙，這十八美仙不是一個工人的工資，而是有份參與制作過程的工人所獲取的總工資，從中可以想像製成品所潛在的巨大的利潤。不少工人表示，極度廉價工資根本無法應付不斷上升的物價。

 

 

中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勞工情況，現今雖有所改善，但不公義的現象仍在，人們早以視這類不公平的企業全球化為另一種殖民侵略。 

 

墨西哥的情況又怎樣呢？

在漫長的邊境地區，有震耳欲聾的機器聲，自「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於九四年正式生效後，美資公司终於可以自由汲取墨國簾價勞動力，因此，在邊境一帶地區，湧現大量血汗工廠 ( sweatshop )，來自墨西哥窮困地區的居民，紛紛跑到此地尋找工作，而美國廠商也前來尋找廉價勞工，並享有邊境區内出入口免稅特惠政策。

一時間，自由貿易製造了很多幻想，與此同時，境界線卻出現更嚴密的鐵絲網，更堅實的圍牆，我不敢靠近，與境界線一樣長的血淚故事，與亂草一同在孤獨的空氣裏哭訴。

 

像這一個情景，同樣出現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達尼加，整個中美洲是一個龐大的國際加工場，停不了的機器，流不盡的血汗。

 

墨西哥勞工幻想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可鼓勵更多美國投資和貿易，那麼他們便可得益於製造業加工區的擴大，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可惜，殘酷的現實很快告訴他們，投資與貿易的增長不等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赤裸裸的自由招牌面前，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令勞工缺乏議價能力，當生產力上升，工資卻反之下跌，人們無法脫貧。事實上，墨西哥生活於貧窮線下的人數，從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十點九七，上升至零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多。

 

 

我在友人的引介下，訪問了兩母女，他們離開農村，加入名牌波鞋加工廠的生產線，媽媽謙卑地表示有一份工作已很滿足，她沒有想得太多，省下微薄的工資來幫補家計，她向我說:「自貿易協議實施以來，這裏的確增加了很多工作機會，我想，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是嗎?」

 

但女兒卻氣憤表示，媽媽不自知地賠上她的寶貴健康，狗臉的歲月，吃人的機器，工廠空氣中瀰漫著烏黑的粒子，刺鼻的臭味。

 

我聯想到年前去探望一個中國農村家庭，這源起於我在以巴地區採訪時認識了一位來自江蘇農村的黃大哥，他因農村無以為繼，冒險往以巴地區工作，結果客死異鄉。他臨死前向工友留下我的電話號碼，囑咐其家人找我幫忙。

 

我走進黃大哥的故鄉，農村已面目全非，大部份土地以出租給外資紡織廠，黃大哥的兒子小鵬在紡織廠工作，一天十二小時，一星期七天，做一天計一天工資，沒有有薪假期，更沒有任何福利。

 

小鵬告訴我，他們工廠分兩更，日間由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晚更由七時到第二天早上七時，我瞪大眼睛，一天二十四小時，機器就是這樣不停轉動?

 

小鵬及他媽媽帶我走到黃大哥墓前拜祭。黃大嫂禁不住哭喊，說: 「我們來了，張記者也來了，你安息吧!」

 

在一片渺無人煙的空地上，一個個的荒墳在雜草裏默然屹立，而黃大嫂一邊哭著，一邊撤著溪錢 ( 廣東語：亡者用的金錢 )，漫天溪錢飛舞著，忽然一陣風吹過，黃大嫂隨風遠望，沉默了一會，心情突轉豁然，咧嘴向我說: 「黃大哥剛才已乘風來看過我們了。」

 

然後，黃大嫂心滿意足回家去，但我的心隱隱作痛，農村人的純樸，卻成為被剝削的對象。這裏的雜草，墨西哥的亂草，一樣在風中發出呼呼的哭訴聲。

 

工人們的前路如看不見彼岸的黑洞，不過，我在此看到彼此的命運，從中國到墨西哥。

 

誰欺騙了你的自由?

 

 

 

 

 

四月底參加成都書展，结束後趕往北京到北京大學演講，因緣際會認識了一群古道熱腸的北大學生和畢業生，特別是後者，以前北大畢業生都是天之嬌子，但這一群卻自願跑去工地扶助孤獨無援的農民工，還與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中生活在一起，怎不令我感動麼？！

從北大再往北面開車差不多半小時至四十五分鐘，眼前出現一望無際的大工地，民工們赤手空拳地攀高攀低去蓋房子。諷刺的是，蓋房子的人自己卻沒有房子住。

這一現象讓我想起危地馬拉一九六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斯都里亞斯 ( Miguel Angel Asturias )得獎小說《玉米人》。

「種地吃飯是人類的天職，人本來就是玉米做的。
可是，種地做買賣，只能讓玉米做成的人遭受饑荒。」

這是拉美魔幻寫實主義的代表作。現在，在中國，多少魔幻場面陸續登場！

原來，那些民工不是每人都有宿舍，沒有宿舍的民工便得自己找棲身之所。有不少民工就在附近農舍租房子，怎知政府一聲下令發展，農舍要清拆，農舍原居民可獲安置，可是，外來的民工則要自找辦法。

老實說，你要他們到哪裡呀？附近的農舍，不是清拆了，便是等待清拆。以為政府會在這些郊區蓋建廉價房屋，怎知發展公司卻要興建高級住宅和別墅，一如我們香港，到處都是豪宅。

上述的北大學生籌了經費，當中也有來自學校的研習經費，他們在工地不遠處租下一塊臨時土地，蓋起臨時鐵皮宿舍。當民工沒地方吃飯，學生們又建飯堂。由於是臨時，一切都很簡陋。破爛的浴室、柴盒式的睡房，沒有暖氣，沒有冷氣，學生們就這樣與民工打成一片，聚在一起吃大鍋飯，熱騰騰的，大家還引吭高歌：「北京好遠好遠、北京好冷好冷、北京好熱好熱……啊！我的家在哪裡？姑娘啊，如果妳來看我，不要坐飛機，飛機大款多，到時妳便會嫌棄我。」

由北京飛到廣州，湊巧踫上廣交會，市內到處都是人頭湧湧。不少酒店門前都掛上長長一條大紅布，紅布上用金漆寫上了歡迎甚麼甚麼省企業代表團到廣州來，在猛烈的太陽下特別刺眼。

從北京車展、上海世博到廣州的交易會，就在這個初夏，中國突然一片喜慶洋洋。在北京車展，有很多外國參展車商驚訝中國年輕人的購買能力，那些一口氣就買下幾部豪車的豪客，均是三十來歲，而有一部價值八百萬的大豪車，買主竟然也是三十多歲的青年人，這怎不叫車商又驚又喜？！

可是，這批年輕豪客絕對只是少部份。在中國，大部份年輕人，特別是八十後，都在爭扎求存。

有一次，在成都迷失了方向，一名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為我指路。途中交談時，他告訴我，他很幸運在成都找到一份會計工作，月薪二千元，但這工資根本不夠為生，他打算第二年到沿海城市發展。

他說，錢對他們開展人生新階段的男生尤其重要，因為現在在內地，大部份女孩子都很現實，談戀愛是一回事，結婚便要看看男方是否有房子。我好奇問，廿一世紀的女性已很獨立，可以照顧自己了，怎麼還要求男方確保衣食住行才結婚？

小夥子嘆氣表示，即使女方不要求，女方家人也要求，沒房子便不許結婚。可是，按目前的樓價，莫說不能買房子，連租房也吃力。他問我有否聽過「蟻族」？他恐怕自己很快也變成蟻族。

北大有一位研究員廉思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成書，就叫做《蟻族》。蟻族是指那些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乃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他們忍受不到二千元的低工資，又或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九成屬「八十後」，主要聚居於城鄉，形成獨特的「聚居村」。廉思指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弱小強者」，可悲的是，這個新弱勢群體正在擴大中，一如農民工。我看，香港很快也出現蟻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