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波蘭這次總统專機墮毀的歷史性災難，會否令到一直傾向悲觀主義的波蘭民族再次陷入無法自拔的悲觀情緒裡？這不期然把我帶回去年底到波蘭的採訪現場上去。

「跨越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波蘭已故的知名記者卡普欽斯基 ( Ryszard Kapuściński )如是說。 諷刺的是，過去二十年來，波蘭人隨著國家的變革的確跨出了邊境。特別自波蘭在二○○四年加入了歐盟後，波蘭人在歐洲更能自由流動，大量波蘭人湧到英國、愛爾蘭工作，尋找美好的物質生活，只可惜好景不常，去年的金融海嘯又把他們沖回來，令到波蘭的失業率升至百分之十一。

我開玩笑說，超英趕美啊！美國的失業率不是已經突破百分之十嗎？ 失業無國界，這是東歐的頭號敵人！

當我這樣調侃時，一位波蘭友人立即一臉愁容。其實，在這一波的金融海嘯中，由於波蘭內部市場較其他東歐國家龐大，該國所受的打擊已算最小了。可是，波蘭人總是不抱樂觀，認為滔滔的金融巨浪遲早會把波蘭淹沒，並開始指摘他們的政客，而在今次空難身亡的總统卡欽斯基 ( Lech Kaczynski ) 亦不例外，他所代表的法律及公義政黨被視為右翼陣營，經常受到自由派攻擊。不過，波蘭人的悲觀主義，亦是使他們對任何人、任何事容易失信心的原因之一，因此，波蘭政局總是混作一團。

有趣的是，在波蘭，無論是右派或是自由派，全都屬於傾右的光譜上，分別只在於右翼偏左還是偏右而已。此外，不同政治陣營的領導層，他們有不少都曾是團结工會的成員，而卡欽斯基不僅來自團结工會，他同時也成長於團结工會總部所在地-----格旦斯克 (Gdańsk) 。

原來，格旦斯克本身也是個悲情城市。

格旦斯克是我的採訪重點，該地最能代表波蘭。隆隆的火車把我帶到這個位於波羅的海的北部城市，與我同一車廂的是個慈祥的老教授，在閒談中，我好奇問他，為甚麼波蘭人總帶悲觀態度，在說話上總打些折扣，例如之前我踫過一位德國與波蘭的混血兒，但在柏林長大，不時到華沙探親。我問他假期尚算愉快吧？這位有一半波蘭血統的商人聳聳肩，說：“So, so（一般）。但，我看他帶著親友送上的大包小包禮物，面露愉快神情，他說so, so，那表示很好啊！

他只有一半波蘭裔血统，卻已對甚麼都留有餘地，那何況是土生土長的波蘭人呢！教授苦笑說，波蘭人不是天生的悲觀主義者，這與他們的過去經歷分不開。在歷史上，波蘭曾是個强盛的大國，不過，自十八世纪後，國力日衰，領土受到侵蝕，而且竟還遭遇兩次亡國之苦，德國和前蘇聯是罪魁禍首。

自此無論是歷史、國家、民族、以至個人，悲劇如幽靈纏擾，揮之不去。

我踏出格旦斯克（Gdansk）火車站，一片古城之風，刹是美麗，但原來該地在二次大戰時，有百分之八十的建築物遭到損毀，經歷過納粹德軍的蹂躪後，未幾又受到蘇俄紅軍的踐踏，聽聞這城有百分之四十的婦女遭紅軍強暴，實在是歲月不堪回首！

我逗留在格旦斯克的時間只有兩三天，主要探訪團結工會總部和船塢，想不到竟觸踫了波蘭的傷口，從過去到現在。　

我十分感激團結工會總部國際部門兩位負責人安娜和安德魯的坦率交流，他們與我分享了他們的悲與喜、失望與挑戰，悲觀與樂觀總是在工作的起伏之間。

安娜曾是前團結工會主席兼前總统華里沙多年的助手，但她毫不畏懼批評華里沙晚年的作風；安德魯則坦白告訴我，現今波蘭工會舉步維艱。 波蘭經濟結構的轉變是導致工會疲弱的主因。小型企業與服務業的湧現，私營取代國營公司，工人不再像過去那麼意氣激昂。

但，令他們最感悲哀的，就是有不少前團結工會的領導層，皆一窩蜂擁去做生意，賺大錢。前者做了老闆打壓工會也還算了，使人心痛的則是後者竟掉轉槍頭，當上企業總裁後，便禁止工會在自己的企業內活動，如發現有工人蠢蠢欲動，即炒魷魚，殺無赦。

團結工會的分裂，從中可見一班。卡欽斯基當年也是因為與華里沙不和，毅然自组政黨，自此，他與工會劃清界線，靠向大企業，推動私有化。而格旦斯克亦隨着團結工會的分崩離析，逐漸又墮入一片愁绪當中。

「格旦斯克本身就是夾雜了悲劇的基因！」安德魯指着一座房古老的房子，告訴我，這是叔本華出生之地。叔本華是德國哲學家，但他出生於格旦斯克 ，他認為人皆有其宿命，其决定論指示出人生本身的结構性悲劇。他的悲劇哲學影響了一代波蘭人，成為波蘭人生活哲學的组成部份。

一個叔本華已經夠了，想不到，格旦斯克還出產了德裔作家格拉斯 ( Gunter Grass )，他雖是國際知名當代作家，可是，他曾是納粹黨成員，這段歷史一樣成為他一生的重擔，備受世人譴責。

格拉斯的成名作《錫皮鼓》拍成電影，當中承載了作者對人性最深沉痛苦的反省。格拉斯生長於格旦斯克，而電影也在格旦斯克拍攝 ，格氏要向我們訴說該城一段黑暗的歷史，《錫皮鼓》正是格旦斯克三部曲的其中一部。

電影一開始，一名婦人蹲在原野，她的大裙子一蹲下來便如帳篷，一名逃走的納粹軍人，走進她的裙子內匿藏，竟然順道強姦了這名婦人，生下《錫皮鼓》的主角奧斯卡，人生的罪業由此展開。

這片原野就在格旦斯克，現已改成為機場，叫「華里沙機場」，有趣呢！

「華里沙機場」的不遠處，便是知名的列寧格船塢，近年貨櫃業隨着世界不景氣而凋零，船塢要轉手，八○年代聲勢浩蕩的船塢工人，如今只剩下不到百人。船塢前面那一座橋，橫跨格旦斯克運河，當年工人浩浩蕩蕩走上這座橋吶喊，因此，橋被稱為「自由之橋」。

「自由之橋」敵不過時間的挑戰，政府很快就要把它拆掉，還有附近的工人舊房子，拆掉後會改建大型商場，或作其他現代化用途。

我站在「自由之橋」上，俯覽格旦斯克的歷史痕迹，波羅的海海風吹過來，滴滴答答的雨水打在我面上。此時，腦海響起 Rainald Grebe 一首孤獨之歌，「我感到如此空虛，我感到布蘭登堡 」( I feel so empty today, I feel Brandenburg )。現在，我感到如此空虛，我感到格旦斯克！

想不到，我直視了波蘭的悲劇。

我站在華沙，凝望十九世纪波蘭音樂家蕭邦的雕像，他的琴聲再次響起。有樂評家說，蕭邦一生處流亡狀態，他的音符是他為波蘭流下來的淚珠，滿載了鄉愁。他那極至哀怨動人的音樂，就是由波蘭連串悲劇歷史催生而成，一直與波蘭人共同呼吸。

可是，經歷今次的空難悲劇，有年輕的波蘭人卻高呼，請從今走出悲劇意識，波蘭絕不滅亡！ 他們說，這場悲劇讓許多年輕人，第一次重新思考國家、政府在生活中的角色及其重要性。墜機事件將為今年六月大選造成影響，但不一定負面的，這或許鼓勵更多人參與投票，或許讓更多人意識到個人對國家的責任，並且更深思熟慮。希望他們的總統沒有白白的犧牲。希望世界為他們加油！

對，悲劇也可化為力量，就讓我們打破彼此的邊界，向波蘭人呼喊，加油！

我早說過，而大家亦知道，中國內地上上下下一片往錢望。悲哀的是，外界人士亦視中國為一個大金礦，往中國跑就是為了去掘金，有些「食相」甚難看。

原本任教於中文大學財務系的朗咸平，近年在內地迅速竄紅，有人以為他本身是內地人，其實他是台灣人。現在，台灣人在內地要吃香不難。

例如一名在內地工作的台灣青年廖信忠，其處女作《我們台灣這些年》，一出即一鳴驚人，一個月內狂銷五十萬本，作者表示期待向一千萬本進發。

內地出版界坦言，他們的確對港台同胞觀點感好奇，這本來無可厚非，有交流是好事。可是，如果為了討好內地市場而嘩眾取寵，顛倒是非黑白，那就是一個危險的炸彈。

前陣子美國向台售武，引起中美關係緊張。內地有個被視為中央台青春版的電視台，該台有一知名台灣評論員兼主持人，竟然大罵台灣之餘，又指中國中央政府應對台灣加大强硬力度云云，但他是台灣人呀！想他說時所考慮的，只有給他出糧的主子。

可是，此人卻在內地因電視人氣竟廣受尊重，年輕人見到他恭恭敬敬叫聲老師。這位「老師」也絕不手軟，深知人氣即身價，到大學演講兩小時叫價五萬人民幣，對尊重他的莘莘學子不會憐惜。

好了，又到朗咸平。他在中國內地經濟學界普遍吹新自由主義突圍而出，在一片私有化呼聲中，他卻高喊不要賤賣國產，並提出不少諍言。加上他個性鮮明，風趣幽默，深入淺出，他在上海電視台主持的「財經朗閒評」，大受老百姓歡迎。

這原本也是好事。但，我們香港人有句「食住上」，而作為金融財務學家的朗咸平，當然深明此道理。他索性在內地當起金融醫師，大力推銷他的「醫術」。諾大的演講廳就是他的診所，出席者分嘉賓與貴賓兩種，貴賓可以坐前排兼有朗氏親自為其「診症」半小時。「診症」費自然價值不菲，每位每次盛惠人民幣五千九。

在內地，甚麽人也好，幾乎全都是金錢的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