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索羅斯上月份訪問香港，受邀在大學演講，順道為他在香港設立「索羅斯基金會」鋪路，引起哄動。這使我想起在二零零四年採訪美國大選時，曾在華盛頓國際記者俱樂部出席他的演講，他還向在場記者和嘉賓派發他的著作，甚有親和力。

無可否認，索羅斯是一位動人的演說家，整篇講詞充滿人道主義，他要傳達他對一個美好開放世界的承諾。但，無論多動人，面對着這位有權、有勢、有錢的國際資本家，還是critical點好。

可是，索羅斯從金融大鱷轉個身來，是一位知名的大慈善家，他更要做一名哲學家，大學更為他著書立說，與我們分享他超越金融的哲學。聽一個人所說的，倒不如看這個人做了甚麼，又或將會做些甚麼。一如索羅斯，說得動聽，但我更有興趣他的行動。

這些大人物，言行往往並不一致，而金融大鱷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狙擊」行動。他狙擊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迫使他們向大資本開放市場，導致新興市場「雞毛鴨血」，最受打擊的是老百姓，這可謂是一場又一場的無煙戰爭，無聲的屠殺。

我們最切身的九七亞洲金融風暴，當年索羅斯的得力助手瓊斯（Rodney Jones）便是以香港為基地，從香港出發，深入到東南亞各國研究該亞洲地區的經濟實況，然後尋找狙擊目標，再擬出作戰計劃。有些受害國家到現在仍未恢復過來，例如印尼，老百姓仍處於水深火熱當中。

當索氏狙擊馬幣時，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接受西方傳媒訪問時，便喝令索氏：「請滾到別的地方去。」

究竟，索羅斯，何許人也？

由美國資深調查記者 Daniel Estulin 於零五年撰寫的《比特伯集團的真實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Bilderberg Group），是值得我們去認真閱讀的。

比特伯集團是一個由西方頂尖政經文化精英所組成的隱蔽組織，一如多年前給人揭發的「骷髏會」，還有「共濟會」、「主業會」等，其目的就是要推動「單一世界秩序」（One World Order），重要的手段就是透過金錢來重塑世界、統治世界。

說到此，讀者可能會感到非常不可思議，質疑我是否跌進《達文西密碼》作者 Dan Brown 筆下的陰謀世界裏？

哈哈，非也！我當然可以分辨現實與虛擬，只不過我們理解這個世界實在太少，而這個世界有不少事情比我們想像的更不可思議。事實上，人類歷史就是一頁征服再征服的歷史，像希特拉企圖控制世界的野心，從沒有隨着希特拉的倒下而消失。

野心，往往是人性的原始部分。

究竟這本《比特伯集團的真實故事》有多少可信性？只要看作者如何用其專業調查方式去挖掘資料，在多國四處奔跑，明查暗訪，訪問了好些局中人、情報中心，實牙實齒，就清楚知道絕不是另一本《達文西密碼》。

作者在書中揭露了比特伯集團一張重要成員的名單，索羅斯榜上有名。這絕不出奇。索羅斯一方面大講開放社會，另一方面卻鼓勵單一世界秩序；一方面表示要推動獨立媒體運動，另一方面卻慢慢築起他的媒體王國，製造輿論共識；一方面批判美式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卻鞏固自由資本市場，以對冲方式來謀取暴利。

索羅斯一直積極製造「索羅斯子弟」，一如已故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 ( Milton friedman ) ，製造「芝加哥子弟」來支持他的新自由主義。索羅斯曾這樣說：「在每一個地方，我都會找出一群人，分享我的信念。」如是者，教育機構與傳媒對他實在太重要了。

一九九零年，在俄羅斯，他便重點資助某些目標學校，提供所有教學材料，讓新一代俄羅斯人認同他的所謂「信念」，然後逐步控制該國的金融，對外投資和私有化進程，而傳媒對他而言只不過是其中一種手段。

索羅斯今次到訪香港，大學宣傳他為成功的國際金融家，卻沒有深究他如何「成功」。他如何成功？他夫子自道地表示，在投資時絕不講道德。〇三年他曾被法國指控他作內幕交易；〇八年他受到自己家鄉匈牙利，指控他非法沽售匈國最大銀行 OTP 銀行的股份，差點導致匈國破產，經濟動盪，失業率升，最後被迫接受 IMF 的救市方案。

社會要開放，但，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其實為誰開放？為國際資本？

大學的責任本應培養具批判精神的學生，但當大學一見到金主如索羅斯便臣服於他的金錢之下，大說：when he speaks, we will listen (當他一開口，我們便聆聽 ) ，簡單化地把他捧為「民主之神」，而他也非常懂得經營自我的個人形象，一如經營他的量子基金。他把自己搖身一變，化作 icon，繼而化作 idol（偶像），下一步就可以是 God（神）了。

當大學喪失道德責任，那麼，一個社會的災難便悄然而至。

　　近年，中國內地大量引進轉基因生物技術，大搞集約化大農場，嚴重衝擊農民合作社的傳統模式，有批評指政府這一政策是有潛在危險的「特洛伊木馬」。

　　特洛伊木馬是家喻戶曉的古希臘傳說故事。話說來自特洛伊的王子到訪希臘，誘騙了王后與他私奔，希臘人一氣之下圍攻特洛伊，但接近十年也攻不下，遂有將領獻計，假裝撤退，然後留下藏有一批勇士的木馬，敵方不虞有詐，並視木馬為勝利品，捧回城中慶祝，怎知給希臘人裏應外合，把特洛伊城殺個措手不及，這就是有名的「木馬屠城記」。

　　現代人對這隻木馬更是恨之入骨，因它是最惹人討厭的電腦病毒，不時潛藏在電腦裏伺機襲擊，還要一網打盡。

　　那麼，轉基因技術就是特洛伊木馬嗎？但政府認為這是追趕世界潮流、增加糧食的手段，只要糧食來源和產量有所保證，便可減低社會的動盪。

　　可是，事情卻極可能適得其反。內地知名生態學家蔣高明對此有一番見解，非常值得我們參考。他說，當轉基因技術主導了農業生產後，辛勤工作的農民便面臨巨大挑戰。眾所周知，糧食生產的關鍵是種子，對農民來說，種子代表希望，期待收穫。過去農民都愛挑選最好的種子備用，因此，傳統農夫堪稱是經驗豐富的遺傳育種專家。

　　但轉基因技術卻改變這個傳統，最諷刺的是來自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農民的挑戰者就是壟斷技術知識產權的跨國企業，只要農民一留下種子，便會犯上侵害知識產權的罪名，繼而被列入黑名單，最後不獲貸款和農業機器的補貼，連出售農產品也受到限制。原本是天經地義的行為竟變成犯罪行為，哀哉！

　　跨國公司對種子產權步步為營，為防農民偷種，他們更發明出「自殺種子」，即發了一次芽後便不能再發芽，自動「自殺」。

　　在重重專利下，糧食主權從本地農民手中滑離，木馬程式開始侵食我們，木馬何時屠城，真是天曉得！

金融大鱷索羅斯受香港大學之邀在二月三日訪港，並透露要在香港設立「開放社會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分會，這個政治層面背後的深層意義，值得香港政治評論界去討論、探究。 　　可惜香港是否存在着一個獨立的公共知識群體，有足夠能力戳破政治表象，看來是一個疑問。 就好像今次大學對索羅斯力捧，令我猜測，這是否由於索羅斯對大學作大筆捐獻，便為他打鑼打鼓？如是者，大學之道，已漸行漸遠，只一味臣服於金主脚下，可悲！ 　　我們鮮有把香港現象放在一個更宏觀的層次中去看，又或提升到國際層面去解讀，因此過去瑣瑣碎碎的雜音有之，有宏觀洞悉力的評論則少，偶爾看到但未有足夠輿論跟進，結果不了了之，這反映了香港仍未形成公共知識圈。 　　例如今次的香港的公民黨與社民連五位立法會議員，進行五區請辭，變相公投爭民主，首先我得申明我對此沒有立場，沒有立場是因為我自問認知不足，因為過去幾個月我都身處外國採訪。不過，從斷斷續續的資訊當中，我好奇為甚麼公民黨當初反對，認為那是個荒謬的行動，但傳聞說他們與某某傳媒大亨私下吃過飯後，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僅支持五區請辭，還派出兩名骨幹參加。 　　那傳媒大亨單單代表自己，還是代表他背後的利益群體？飯局中還有甚麼人？漂亮口號背後是否也一樣存在着一個高尚的目的？其實這一切都有待自命為社會守門犬的第四權 —— 傳媒，去解構，以及公共知識圈去分析，讓大眾有個更廣闊的理解。 　　不幸的是，香港社會一直異常薄弱，薄弱的媒體、薄弱的公共知識圈，很容易給別的力量騎劫，左左右右也不過是一個銅幣的兩面，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正如一些評論家指出，海地無法發展，不僅是由於經濟受操控，最悲哀的是獨立後大量有理想的愛國志士遭鎮壓殺害，人才凋零，公共知識圈受到沉重打擊，以至消失，在沒有監察抗衡下，貪官污吏橫行，民不聊生。 　　從中可看到，一個地方窮可能不是致命問題，失去獨立的知識圈才是悲劇。但我們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充斥着太多左右「買辦」，這包括大學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