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19日
災難背後

在這個時候,英國《衞報》有專欄作者 Peter Hallward 卻有力指出,這些叫世界不要遺忘海地和與這個小國站在一起的西方大國和聯合國,正正是海地悲情背後的元兇,這還包括一些非政府組織,即使他們不是元兇,也是幫兇。如今海地處於大災難,這些元兇和幫兇的呼籲令人感到十分矯情,變得非常虛偽。
Peter Hallward 在他的專欄《我們在海地處境的角色》(Our Role in Hiati's Plight )一針見血地建議我們,如果我們真的關心海地,必須先了解海地悲情的根源。
對,這是很重要的。不然,只要等災難發生後,大家哭哭啼啼,捐款、救援,雖可解燃眉之急,但無助災民重建持久合理的生活。
過去不少天災已告訴世人,天災裏所隱藏的是人禍,從南亞海嘯、新奧爾良風暴到四川大地震,當中我們汲取的是甚麼的教訓?
沒錯,美麗的加勒比海原來也是個天災重重的地區,從地震到風景。在海地地震之前,其實鄰國古巴曾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暴風雨,可是,古巴則能把傷亡減到最低,並且迅速重建,而海地卻不能。
海地人從西班牙和法國相繼殖民以至美國佔領開始,一直爭取擺脫控制,改善貧窮,但亦一直受到打壓。前總統阿里斯蒂德(Aristide)神父欲推動滅貧政策,從外資手中奪回國家資源,卻給美國支援國內反對派發動政變,把一位由大多數窮人支持的民主總统趕出國境。當時聯合國保持沉默,事後才派出維和部隊,但維和部隊的作用竟協助了海地親美叛軍政府打壓當地反叛軍民間力量,間接加強美國在海地的操控,海地人民繼續任由美式新自由主義政策鱼肉,惡債滾存,生活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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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羅馬尼亞到香港
面對新世代,有不少人慨歎他們太物質主義,太個人主義,對社會冷漠。這觀點不僅在香港聽得到,在歐洲以至北美,都有人對年輕人作出這樣的慨歎。
我在上月探訪羅馬尼亞,一抵達便碰上他們的大選日,投票率不足百分之六十。當地友人說,羅馬尼亞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政治愈來愈冷感,對社會愈來愈疏離。
是耶?非耶?
不過,香港卻有年輕人因不滿高鐵興建的政府方案而帶出一場新社會運動,八○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更作苦行,為受高鐵影響的家園控訴政府只顧經濟、不顧倫理。
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我也碰上一群八十後的年輕人,他們七嘴八舌,評論剛結束的大選結果,當中有投票者,也有不投票者。 投票,皆因要行使這一公民權利,即使對候選人如何失望;不投票,是一種對目前政治生態的抗議,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關心社會,他們正準備另成立政治組織,遠離這一代的政客。
在香港立法會門外,香港八十後的年輕人表示要向第二度殖民政治說不,要用自己雙腳行出一條真正之路。
羅馬尼亞兩大政黨 ── 社會民主黨和民主自由黨,其領導層都同屬前共產黨成員。年輕人說,他們對兩黨厭倦極了,兩黨的分歧不在於意識形態,而是在於利益分贓之爭,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令他們心碎了。
最近,香港立法會門外也有年輕人表示香港過去的政治發展令他們心碎,他們要尋回一種自主性。
從羅馬尼亞到香港,誰說年輕人太冷漠?而台灣和澳門也不乏古道熱腸的年輕人。
在羅馬尼亞聽着那些二十來歲,甚至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評論他們國家的政情,竟不乏洞見,比我採訪甚麼專家教授來得一針見血,我心裏暗歎,不要小覷他們年紀小。
香港隨着新興的保育運動和民主運動所冒出一批八十後,也引起很多評論家的注意,對他們作分析,但有些充滿敵意,指他們貪玩,甚麼都反,破壞社會的秩序與安寧云云。
離經叛道的年輕人一定是破壞分子?
為甚麼我們不換另一角度去看,香港是否一直太保守?其實「保守」一詞還不足以形容香港過去的真實狀態,這應該是深刻的殖民教育牢牢困着我們的腦袋,令我們變得單向。
一位我認識的羅馬尼亞年輕會計師阿麗山杜, 她把羅國目前的經濟危機歸咎於政客的無能,一談起現任總統伯塞斯庫就更動氣了。她說,伯塞斯庫沒有政績,今次大選最後竟以百分之零點六八險勝,這主要是由於海外羅國人的選票,突然在最後一刻大量轉投給他,買票傳言四起。
可是,另一位候選人——社會民主黨喬安納,也不是甚麼好東西。阿麗山杜說,她把選票給了喬安納,只不過是由於沒有其他選擇。她無奈表示,民主帶來自由,但自由卻沒有選擇,不是很諷刺嗎?
無論是伯塞斯庫或是喬安納,他們都是舊時代的產生,他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上,都擺脫不了過去的影子。阿麗山杜認為只有舊時代的一代人物過去了,新一代人物能夠上台,羅馬尼亞才能有真正的轉變和希望。
如果說香港特區政府興建高鐵方案是大白象,那麼充斥着我們社會的政治人物,有不少是大笨象,大笨象不走,社會無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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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11日
阿凡達
上周末應邀觀看了一部眾人都在談論的3D電影「阿凡達」,3D體驗奇新,就好像親臨現場,就是因為有現場這一感覺,我們便能設身處地,一切都可以恍然大悟。
原來現場是很重要的,只有人在現場,才會更容易理與情兼備。我堅持盡量跑到新聞現場,絕對正確。
去年在北京遇上一位大記者。在他眼中,北京正逐漸成為國際政治中心,而他的辦公室就在北京中心,再加上桌上兩部最新款極速電腦,他得意地向我說,採訪根本不用往外跑,不少外國使節、達官貴人爭先恐後來訪北京,或在北京設辦事處。即使不到北京來,只要他按一下電腦,便能接觸到世界各角落的人與事,他奇怪我在廿一世紀為甚麽還要跑來跑去,自討苦吃!
這只是一個例子。有很多人迷信科技可代替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情感接觸,又或過份相信一小部份高層人士的代表性,以為掌握金權便掌握真理,至少是事實的大部份。
就社會的發展,如果記者懶惰訪問一下權威人士交差了事;高官迷信所謂專業意見和數字草率作决定,這不僅大眾被誤導了,一個社會一直所賴以為繫的文化機能也給破壞了,其嚴重性往往是我們始料不及。而香港新育運動受到催生是有其背景的。
因此,請到現場去,瞪大你的眼睛、張開你的耳朶、打開你的心房。我想,「阿凡達」用上立體效果,是否不一定純綷出於商業考慮呢?是虛疑也是真實,真實得迫使我們不能不重新審視,人類的貪婪與醜陋,看到此就如電影所帶來的震懾效果,我們不禁要打個冷顫。
阿凡達就是因在現場目睹一切遂掉轉槍頭。
看完「阿凡達」,腦海裡浮現兩個字:「共業」。當我們無知、沈默,又或借無奈而置身事外,甚至以為只是執行上頭的命令,與自己無關,但原來我們都在不自覺間促進或鞏固了現存不合理的政策和扭曲的制度,到最後我們可能要共同承擔後果,因果循環,這是「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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