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從巴塞隆拿飛去雅典只須二個半小時。到雅典已近黃昏，怎知碰上罷工，沒有機場地鐵，惟有改坐巴士。抵達市中心，竟是一片漆黑寂靜，與我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境況大相逕庭。我拖行李步行往旅館，沿路經過不少露天餐廳，空空蕩蕩，昔日的熱鬧一去不返。

　　希臘的友人告訴我，以前餐廳一星期七天都擠滿人，現在只有周末才見人頭湧湧，平日則水盡鵝飛。但蕭條的市面，有另一番風景。希臘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雅典，雅典更是人文薈萃之地。在雅典的第二天晚上，受邀往一個新書發布會。希臘和歐洲的知名作家 Petros Markaris 創作希臘三部曲，已完成了第二部。他以寫「罪惡」見稱，但不是那種煽情連環兇殺的故事，而是反映一個時代與罪惡的關係。他的三部曲正是有關現在希臘危機背後的經濟與社會的犯罪心理學。

　　我按地址抵達一間書店酒吧，它在一條靜悄悄的小街上。一推門便見到星光熠熠，騷人墨客的身影在我眼前幌動，裏外的情景很不一樣。最令我興奮的是，希臘的大導演安哲羅普洛斯也在現場。我的天啊，他是我的偶像，見到偶像，立刻上前自我介紹。大導的英語不太靈光，他的第二語言是法語。幸好他太太的英語了得，我們就這樣站，一邊喝酒一邊聊天。

　　安哲羅普洛斯說，他正在製作一部新電影，也是以希臘危機作題材。我熱切期待並向他說，去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邀請他來港作嘉賓，可惜他臨時病倒而取消了行程，令影迷失望。他表示，如果明年再邀請他，他一定樂意出席。

　　在雅典，類似這種文人聚會每天晚上都有。另一個晚上，我參加了知名希臘詩人 Anastasios Vistonitis 的讀詩會。

　　就好像活地．阿倫那部《情迷午夜巴黎》，今次則在雅典上演。

 

 

在雅典見到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好開心啊！

如果你是一般遊客，來到歐豬五國，單憑市面的氣氛，並不會感到當地人民的危機感。因為街頭依然人來人往，露天咖啡店一樣有不少人在喝咖啡、看書，談天說地。商店貨品琳琅滿目，或許只是多了減價貨品而已。

 

　　但只要一打開報紙，扭開電視機，有關債務危機消息和評論便如雪片飛舞，歐元區解體的可能性高唱入雲。大家都關注西班牙大選過後的新政府，能否果敢推行緊縮政策。

 

    

 

 

　事實上，緊縮政策已在多月前推行。西班牙一些省份連食水也早已給私有化，馬德里人恐怕快要捱貴水了，每天在市中心的太陽廣場集會，抗議政府削減公共服務。

 

　　教育亦受到今次衝擊，當政府一表示考慮把教育私有化時，師生反彈得最激烈。我來到馬德里的第二天，便聽聞大學生因抗議教育私有化而罷課，遂跑去大學區看個究竟，意外地碰上不少中國留學生。我問他們有關罷課的情況，他們沒有因遇見「鄉里」而表現親切，反之好像打擾了他們甚麼似的，瞟了我一眼，表示不知情，其中一位叫我自行查看牆上的海報，跟着欲匆匆離開。

 

 

 

 

在西班牙幾乎大部分華人都支持右派人民黨，對上街示威的年輕人運動非常看不順眼。即使華人學生，他們對同學的激情一樣冷漠。

 

但我還是追問下去。我好奇問他們唸哪個學系。原來他們全部唸傳播系，但對身邊世事卻不關心。

 

　　有時我可以是個討厭之人，我偏偏纏他們不放。一位同學終於承認，他們對事事都不關心，唸傳播只因沒有其他選擇。在那裏的中國留學生，出國前乃是唸西班牙語，要放洋留學自然以西班牙作首選，難道他們願意去拉美的窮國嗎？他們不是理科生，唸政治經濟甚至心理學很吃力，校方也不會錄取他們，退而求其次便是傳播。

 

　　得知原委後，我當然感到失望，還以為他們有機會在外進修傳播這個專業，回國後可以做個好記者，怎知到頭來只是踏腳石，一種手段而已。

 

　　至於其他西班牙華人，聽聞總數有二十多萬，分布在整個西班牙。馬德里沒有唐人街，華人各自找生活，他們有不少來自溫州。

 

　　我認識一名僑領虞洪光，算是個異數，一隻腳已踏入主流，現為馬德里工商總會委員，以前參過政。於八六年十六歲飄洋過海，到馬德里一中國餐館做侍應，因年輕活潑，主動認識了從商從政的顧客，成為他日後轉業的貴人。

 

　　生活是一種態度，人生是一種選擇。你將來會是甚麼？態度與選擇起着重要的作用。

 

說回大學生的示威。不知是否近月來有太多抗議活動，西班牙警察對此表現得十分不耐煩。當我跟學生跑到國會大樓，他們一排排走上國會前的階級搖旗吶喊，我自然不斷拍照。我見到其中一名學生拿着示威牌，上寫：「震撼主義——克萊恩」，我感到很有趣，想不到克萊恩這本《震撼主義》著作在香港銷量冷清，但在歐洲，尤其是歐洲人面對危機震盪削赤時，該書便如及時雨，為他們解謎團，指出資本主義如何利用災難進行某個國家以至某個地區，甚至世界的改造。

　　我拍了一張照片，正準備拍第二張時，防暴警察就衝過來了。他們抓了幾個學生就打。很快有一輛警車到來，故意擋着這個場面，警察把學生拖到警車背後，我便甚麼也看不到了。

消一分鐘，警方把國會地區範圍清場了。

　　一名學生解釋過後，我才知道原來所有官方機構都受到保護，示威者不能靠近，一靠近便會遭到上述的懲罰。

　　我好奇問，那是國會，代表人民的機關啊！不能靠近去表達意見嗎？學生肯定說：是呀！這就是西班牙的「民主」。

　　我向學生說，香港的立法會雖然只有約一半議員是直選出來的，但好歹也是個民意機關，人民有怨氣都會跑到立法會大樓前抗議、遞請願信等。

　　學生感到好奇。我還告訴他，最近立法會搬遷，大家投訴地點不利示威行動，並要求政府清楚劃出更好抗議區，不然便是企圖打壓民意云云。不要說香港了。如果台灣立法院有西班牙這個規例，當地社運界恐怕要嘈到拆天了。

　　學生搖搖頭，哀歎表示，西班牙仍未完全民主化。

　　第二天，我繼續跑到市中心的太陽廣場，今次碰上的不是年輕人，而是一群中年和老年人，他們舉起示威牌，繞着廣場遊行。一問之下，原來是弗朗哥執政時的受害家庭成員，他們抗議政府打壓一名嘗試進一步揭露和審判弗朗哥罪行的法官。

　　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至三九年經歷過一場殘酷的內戰，之後大獨裁者弗朗哥上台，一執政便達三十五年之久，到七五年才下台，西班牙自此正式邁向民主化。

　　一位示威的老人家說，弗朗哥的幽靈仍在影響着整個政治和司法制度，只有對歷史有徹底反省，西班牙才會有完全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