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澳門和香港己先後舉行過書展，今年華文出版界依然沒有甚麽大驚喜，我們缺乏甚麽呢？

我們有太多湊湊併併的文集，卻缺乏自成一家之言或有系統結構的專書，就好像西方世界。大家整天嚷着要超英趕美，但，為何不先好好整頓自己的腦袋？

在書展中令我驚喜的，還是翻譯書。臺灣的時報出版社終於把奧米．克萊恩 ( Naomi Klein ) 的Shock Doctrine 翻譯了，中文書名為《震撼主義》，其實我在此已介紹過英文版。不過，借中文版出爐，我還是想發表點意見。

不少記者的報道，很容易變成流水帳，就如一個沒有裝上東西的布袋，缺乏分析和 角度，便無法站起來。但，加拿大女記者兼作家的克萊恩卻不同，她不僅發掘了樹木，也為我們展示了樹林，並且形成了一種近乎於有系统的學說，一說出來便令人恍然大悟，解開了一種現象的密碼， 而這現象就是災難資本主義 ，密碼解開了讓世界震盪 。

每當我出外採訪，都會這樣想，今次我將在採訪中引證她的見解，還是推翻她的看法？從中東地區到拉丁美洲，又從東歐到亞洲，新自然主義是造福東地人民，或是「趁你病攞你命」？在多個不同的地方，我都目賭當地人民一樣的命運，他們在新自由主義神話面前忍受著不公平的待遇，自生自滅或是起來反抗？人類歷史在震撼的搖晃中摸索前路。

在洪水滔滔的爭辯聲裡，克萊恩卻看到新自由主義的另一面向，這就是它與災難及危機的關係。

對於我們這些記者曾採訪過天災或戰亂中重建的國家，都深深明白到，跨國企業如何利用災難重新獲得機會操控當地的經濟發展權。

例如南亞海嘯，當克萊恩在香港一次座談會中告訴我們，從印尼到斯里蘭卡的海嘯災區，跨國資本如何發災難財，怎樣借機奪取當地土地和資源，當時，我想，這位加拿大記者都從老遠的加拿大跑去做了研究，為什麼我們華人記者只懂一窩蜂報導海嘯，寫得多悲慘，但海嘯完結後卻全無報導，是否應該覺得慚愧呢？

我們或許不可以逃避天災，但人禍則可制止，至少發出預警，當無辜的老百姓在天災人禍裡感到迷茫，在震撼中無所適從，克萊恩卻以清澈的眼睛看到事件背後的真相，以豐富的人文學養作出大論述，令我們在無聲之處聽到隆然巨響的驚雷，難道我們可以袖手旁觀，寧可做任人宰割的沉默一群？

我走在伊拉克滿目瘡痍的土地上，或是探訪坐在金礦上的南美窮國玻利維亞，在回看我們香港和台灣在九七金融風暴後，大家仍然擁抱新自然神話而熱炒經濟，但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的嘆息？我無法推倒克萊恩對災難資本主義的論述，我甚至驚訝於她的洞見。

世界風煙四起，克萊恩的《震撼主義》帶來震撼也遭到非議、攻擊，有批評者指她是意見記者，但只要一位的記者立場乃是建基於事實之上，這無礙於他/她的客觀。反之，當一位記者在疏理複雜的新聞事件中，在思考著一個個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難題過程裡，能夠按良知明確表示出他/她起碼的贊成和反對，我的敬意將會悠然而生。

克萊恩憑著無比勇氣鑿破災難資本主義的面目，即使論點有爭議，那就讓我們來一場大辯論吧。

理性的局限

  

　　米蘭．昆德拉的新作《帷幕》提到穆齊爾的小說《沒有個性的人》中一段情節，這是有關小說主人翁烏爾里希的經歷。

 

　　一天，烏爾里希碰上一場盛大的群眾遊行，遊行這一行動本身對昆德拉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遊行這個作為二十世紀、以至二十一世紀如此具代表性的集體行為╱現象，究竟意味着甚麼？

 

　　接着的情節這樣描述︰「受到震驚的烏爾里希，透過窗子觀看那些遊行的人，當他們到達宮殿門前，他們抬起臉，臉上布滿憤怒之色，然後揮舞着手杖，但是就在幾步處，在一個拐角，就在遊行彷彿消失在幕後的那個地方，大多數人已經卸裝了，在沒有任何觀看者的情況下再擺出氣勢洶洶的樣子是荒謬的。」

 

　　其後昆德拉這樣寫着︰「在這一隱喻的照片下，遊行者不再是憤怒的人，他們是憤怒的表演者！一旦表演結束，他們就匆匆卸裝了。」

 

　　昆德拉稱這種現象為「表演的社會」。

 

　　或者，當你看到人們卸裝時，你會一如烏爾里希感到驚訝，又或者你甚至沒有烏氏這樣走運，有機會看到人們的卸裝。只要媒體變得愈來愈豐富與多樣化、愈來愈有權力時，「表演的社會」便獲得深化。

 

　　當媒體已踏上全球化時，人們深知，在鏡頭面前的喜怒哀樂，很快便會傳遍整個世界。此時，便會讓人產生一種表演的慾望，而在表演期間，他的個人理性思考不一定與他的行動一致。

 

理性，明顯是有其限度的。

 

有時候，我們的選擇看起來很合乎邏輯，但其實這個選擇跟事實並不相干，這由於我們的理性已陷入了自己的邏輯當中，而我們所做的，乃是根據自己的邏輯，卻不一定根據客觀的事實真相。

 

舉個例子，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中，美國接獲情報，古巴正部署核導彈，當時的總統甘迺迪按他的邏輯，認為必須以武力制止，其後蘇聯的赫魯曉夫提出協商，甘迺迪不相信，幸好有幕僚湯普森看得出赫魯曉夫的用意，指協商是有可能的。

　　

至於古巴總統卡斯特羅，他的邏輯告訴他，面對美國這個霸權，一定要硬拼，沒有其他選擇，這個想法顯然錯誤，幸得赫魯曉夫開出軟條件，不然，一場核戰就這樣發生了。

 

　　再看近一點的，美國攻打伊拉克，現在看來，這乃是布殊按着自己的邏輯辦事，再說得白一點，這個邏輯就是他自己的想像。

 

　　如果我們宣判對方是「瘋子」的話，事情便沒有轉圜餘地。

 

　　因此，一個國家的心智是很重要的。

 

　　中國當務之急，我想，不是甚麼經濟不經濟，而是如何讓理性的心智變得更成熟，以應付來自四方八面的危機。

　　那麼，如何去衡量一個國家的心智是否成熟呢？

 

　　我們可從它的公共討論看出端倪。例如，若其公共討論是開放的、深入的、可以持續的，這便算是成熟；但，假若公共討論似是而非，只是一堆激動的言詞和情緒的話，那便危險了。

 

　　我們得要無時無刻警醒自己，不要落入心智幼稚的迷思中，因為，我們不想再誤入歧途了。

最近新彊衝突令人十分擔憂，漢人和維吾爾族弟兄姊妹都是受害者。我們不希望再見到流血，也不希望分裂，只追求平等與尊重。享有和平生活是人權。現在，兩岸四地的兄弟姊妹，包括中國國內的維族同胞，計劃草擬一份和平宣言，說出心聲、正視問題、尋找真相、繪畫遠景，世界大同，無分彼此。

各位，你們也齊來參與，集思廣益，對和平宣言有甚麼意見請提出來。我相信我的博客讀者是理性的、慈愛的。事實上，你們在這裡的表現一直如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