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中美洲再次上演舉世矚目的軍人政變事件。六月二十八日洪都拉斯軍隊衝入總統府，綁架總統塞拉亞（Manuel Zelaya），把他驅逐至鄰國哥斯達黎加，國會並委任議長羅伯托．米切萊蒂(Roberto Micheletti)為代總統，隨即引起拉美各國強烈譴責，並聯手抵制洪都拉斯，紛紛召回大使，還暫停與洪國貿易四十八小時，聯合國也予以譴責，洪都拉斯旋即四面楚歌。

拉美這次團結一致的行動，扭轉了該地區政變的宿命，迫使美國不得不也跟隨表態，奧巴馬指洪國政變不符合民主精神，而他亦只承認民選的總統塞拉亞。

一直是美國附庸的洪都拉斯，沒有美國支持的政變如何堅持下去？

不過，奧巴馬的譴責也來得非常為難，他開始時只表示「深切關注」，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才呼籲該國回復民主秩序。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措詞則較為明確，她說，塞拉亞是合法總統，他在國內所引起的憲法修改爭議，應待他回國後，再透過民主程序解決，美國暫不會因此制裁洪國。

雖然美國政府已發表了聲明，但在洪都拉斯，一個由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資助的非政府組織Paz y Democracia發言人迪亞斯（Martha Diaz）接受CNN訪問時，卻指「這次不是政變，而是一次維護憲法和民主的表現，洪國的民間社會根本不支持總統修憲」。究竟哪一種是美國真正的聲音？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洪國發生政變時，即高調聲稱美國中情局是最大嫌疑的幕後黑手，要求奧巴馬交代。儘管奧巴馬否認中情局介入，但根據歷史紀錄，美國干預拉美內政之深，特別是中美洲，幾乎所有左翼領導人或政權在中情局策劃下都沒有好下場，因此，這次洪都拉斯保守勢力企圖推翻向左轉的塞拉亞，自然令人懷疑中情局的角色。

更何況洪都拉斯一直是美國在中美洲最親密的盟友，而美國在洪國擁有不少利益，這些利益都受到當地傳統利益集團保護。事實上，洪國保守勢力便是由美國所扶持，致使該國成為拉美最保守的國家，即使七、八十年代革命浪潮席捲中美洲，洪都拉斯亦不為所動。

美洲學校訓練悍軍

洪都拉斯知名人權鬥士阿爾曼達雷斯醫生（Dr. Juan Almendares）在接受訪問時直接指出，該國一直遭美國變相「佔領」，美國絕不會歡迎一個如塞拉亞的總統，企圖擺脫美國的控制，加入查韋斯的陣營如「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ALBA）。他進一步說，洪都拉斯強悍殘暴的軍權，正是由美國在中美洲設立的「美洲學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一手訓練出來。

根據「美洲學校監察」組織資料庫顯示，這所美國軍事訓練學校在拉美地區共訓練出超過六萬名成員，單是洪都拉斯便有三千五百六十六名畢業生，是次主導政變的瓦斯克斯將軍（Gen. Romeo Vasquez）和蘇阿索將軍（Gen. Luis Suazo）便是美洲學校的高才生。

美國國會議員約瑟．甘迺迪便曾這樣說：「美洲學校是一所有史以來訓練最多獨裁者的軍事學校！」一九七五年上台的洪都拉斯軍人獨裁者米爾格爾將軍和八零年至八二年執政的獨裁者帕斯，也是畢業於美洲學校。

一九九六年，《華盛頓郵報》揭露該校一份具爭議的培訓手冊，當中鼓吹對抗爭者施用行刑、暗殺、恐嚇、虐待及其他違反人權的手段，有人更指責該校導師與洪國右派侵犯人權事件有直接關係。

有「香蕉共和」（Banana Republic）之稱的洪都拉斯，其北部海岸線肥沃的香蕉園，早於十九世紀已吸引美國企業垂涎，三大美國公司瓜分了百分之七十五香蕉園地，這分別為標準水果公司（Standard Fruit）、古雅米爾水果公司（Cuyamel Fruit）和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二十世紀初，香蕉佔了洪都拉斯總出口近百分之七十，美國公司在洪國成為舉足輕重的勢力，他們不僅掌握了該國的經濟咽喉，同時也與政治扯上密切關係，例如古雅米爾水果公司金援洪國的自由黨，聯合水果公司則支持國家黨，他們與其他美國公司共同塑造了洪都拉斯的政治生態，而自由黨和國家黨便一直主導洪國政壇，與美國大企業攜手組成典型的金權政治。

為了維護美國企業的利益，美國更深深介入了洪都拉斯的軍事領域。洪國除了成為美國在中美洲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外，美國並於一九五四年與洪國政府簽署了一份重要的軍事協議，美國向洪國提供軍事訓練和軍火供應，洪國則讓美國廉價地自由享用洪國的天然資源。自此，洪都拉斯的軍人勢力在美國扶持下不斷上升。

一九五七年的新憲法雖限制軍人干預文人政府，但這只屬一紙空文，軍人從沒有尊重憲法，軍事政變此起彼落，洪國人民長時期受軍人獨裁統治之苦，直至一九八二年，洪國在新憲法下再度進行民主大選。

不過，文人民選總統背後還是擺脫不了軍人勢力控制，這由於洪都拉斯在美國的操弄下已變得非常軍事化，特別在八十年代美國總統列根在位時，洪都拉斯徹底成為美國「軍事殖民地」，美國以洪國為基地打擊尼加拉瓜桑定諾政權，又設立薩爾瓦多軍事訓練營，完全無視洪都拉斯的主權。直到近年，洪國社會內部醞釀著各種各樣的民權組織和工會，與傳統保守勢力抗衡，社會越見對立分化。

有趣的是，本身是商人的塞拉亞代表自由黨於零五年底參與大選，其所獲票數僅高出國家黨百分之三，而在競選期間，他的表現仍緊隨自由黨的保守偏中間意識形態，高調支持中美自由貿易協議，當時有不少洪國草根階層上街抗議此一協議剝削窮人。

人口只有七百多萬的洪都拉斯，是拉美地區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國內少於一成人口控制了國家過半財富，經濟一直依靠貿易、外援和僑匯，而這三者主要來自美國，僑匯更佔國民生產總值四分之一。有百分之七十人口活在貧窮線以下，一半人口文盲，失業率長期處於百分之三十左右。

塞拉亞上台後，他的立場逐步向左轉，零八年加入查韋斯主導的「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又提高最低工資百分之六十，以及加強政府與原住民組織的關係。此外他更向古巴與委內瑞拉學習，推行反文盲運動，並要求電台與電視台每天撥出兩小時解釋政府政策內容。

他的連串舉動不僅令到自由黨不滿，受到影響的國內富裕階層和美國企業亦對他深懷怨氣。但洪國窮人卻大為振奮，該國最大民間組織「全國民眾抗爭聯盟」認為塞拉亞是第一位為窮人說話的總統。一時間，塞拉亞盡得民心。

塞拉亞乘勢追擊，要求修改憲法。他說，這部自八二年起沿用至今的憲法只代表富裕階層而不是廣大民眾的利益，而他也同時建議打破總統不能連任的限制。

事實上，洪都拉斯獨立以來，已有十八次修改憲法紀錄。近年拉美逐漸擺脫美國影響往左轉，追求獨立自主，隨即而來的是掀起一場修憲浪潮，推翻僅保障社會上層利益的憲法，要求在憲法擴大原住民的參與權。可是，有關擴大總統權力和延長任期方面，則招來不少爭議。

塞拉亞提出公投，讓人民就修憲上發聲，但遭高等法院、國會和軍權強力反對，塞拉亞因而罷免不合作的軍隊總參謀長巴斯克斯，堅持在六月二十八日如期公投，軍隊先發制人，遂上演了一場戲劇化的軍事政變。民間社會不甘示弱，發動全國罷工，迫使政變流產。大批群眾上街抗議，令美國扶植的非政府組織Paz y Democracia指公民社會不支持修憲的說法不攻自破。

有批評家指奧巴馬如果真心支持拉美民主，應一改美國過去的干預政策，讓拉美人民自決。■

　　近年，香港青少年濫藥嚴重，最近傳媒更不斷湧現相關新聞，令社會憂心。與此同時，以扶助邊沿少年改過自新的香港正生書院，因在芝麻灣 ( 香港偏遠離島 ) 的校址靠近斜波，危險又破舊，嚴重影响師生安全和學習，特區政府建議該書院遷住大嶼山梅窩一所廢置學校，遭梅窩居民大力反對，還在一次諮詢會中高喊不歡迎 "吸毒仔、吸毒妹"，令勇於出席的正生書院學生哭起來，引起強烈輿論。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又焉知非禍。經過一輪的吵吵嚷嚷，令香港市民都認識了這所由一群有心人士開設的正生書院，明白到這是一所特殊學校而不是戒毒所，同時更深受書院創辦人和該校老師的信念所感動。

     不僅梅窩居民應該感到歉咎，每一位香港人也應該感到歉咎，過去竟讓這所院校的師生默默承受風吹雨打，孤獨地掙扎求存。

     這麼好的一個教育項目，政府沒有從中得到啟發，給予更多扶持，只給予他們一塊爛地便算了。這一再反映了政府對土地的態度——土地是生財工具，是用來與地產商勾結的工具，是作為窒息香港公共空間的手段。

     可憐的是，從梅窩居民粗暴地與正生書院爭地的醜劇上看，我很難說這完全是梅窩居民的錯，他們可能亦是受害者。

          梅窩居民也是香港的寫照。我們一直以來無奈給政府洗腦，早已內化了地產主義這套扭曲的哲學，大家捱生捱死，就只為了那幾百平方呎的昂貴居所，不能安生，也不能立命，每一寸地方都價值連城，有能力的話都拼命去炒。因為土地真的可以生錢，錢生錢，有錢就是一切，特別在這個勢利的香港。

     我想，今次梅窩居民排斥正生書院的背後深層原因，還有不能宣之於口的憂慮，就是房地產價格會否因正生的存在而下降？如果會的話，那麼，一輩子的投資豈非因此而縮水?!啊！不甘心，不甘心，一定要大吵。

     我不太清楚梅窩的地產市道，以香港地產商的無孔不入，梅窩難免如東涌 ( 靠近大嶼山國際機場 ) 一樣，逐步湧現屏風樓。日前看見一位甚麼、甚麼女博士 代表梅窩居民 ，在電視上振振有詞反對與正生書院為鄰，她一派知識分子的外表，加上華麗的打扮，還說自己工作與戒毒有關，卻展露出這副咀臉，這令我心中有數，梅窩的抗議聲音不僅是出於無知和恐懼這樣簡單呢！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更何況那些是一群願意重生的孩子，何忍讓他們流淚？我們香港人除了懂得赚錢、重視赚錢外，好也同時應該懂得去愛、重視愛吧！在愛裡面，沒有恐懼，亦不再無知，不會只看見自己。

剛結束的伊朗大選所引發的爭議，是史無前例的。代表強硬派的現任總統內賈德獲百分之六十二點六三選票成功連任，至於改革陣營的穆薩維則只得到百分之三十三點七五，遠低於預期。穆薩維及其支持者不服，指選舉舞弊，上街抗議，聲勢浩大的百萬示威人潮，就這樣吸引了國際媒體廣泛報道。

內賈德對外形象並不討好，國際媒體自當緊盯他在大選的表現，以及改革派能否取代他，為伊朗帶來轉變。

在這樣一個年輕人口佔六成的國家，大家都關注年輕人的走向。今次的確有不少伊朗年輕人發出強烈的改革渴求，當穆薩維黯然落敗的一刻，走上首都德黑蘭革命廣場上抗議的大部分為年輕人，其中有相當數目的漂亮女生。他們選用特定的顔色——綠色，來代表他們追求的核心價值。這引來大家的揣測，顔色革命是否即將降臨在伊朗身上？

說到革命，這意味著把現有的制度推翻，以另一制度取代之。其實，伊朗在七九年已發生過一場轟烈的伊斯蘭革命，並為伊朗奠定了目前的制度，即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伊斯蘭什葉派信仰是人民堅定的宗教信仰，有伊朗人甚至以伊朗能成爲什葉派的大本營而驕傲。

一切從這裡出發，改革派也不例外。

穆薩維在八一年至八九年任伊朗總理，出自伊斯蘭革命的系统。即使前伊朗改革派總統哈塔米（M. Khatami），本身也是一位教士。從中可以看到，伊斯蘭革命不僅為伊朗奠定牢不可破的基礎，同時也塑造出一種道德倫理標準，這深深根植於人民的思想中。

一九七九年，伊朗人對當時執政的巴列維國王深惡痛絕。巴列維是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他企圖把伊朗帶上全速的現代化列車，可是，世俗化同時又迎來微爛生活和道德標準下滑，貧富落差嚴重。

巴列維未能鎮壓龐大的抗議聲音，不得已落荒而逃，伊朗大學生更遷怒於美國，引發出舉世矚目的劫持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一場浩浩蕩蕩的伊斯蘭革命由此展開。

此際，在巴黎流亡的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班師回朝，堅負潔淨伊朗的任務，革命水到渠成，伊斯蘭共和國成立。

為伊斯蘭共和國度身訂造的新憲法出籠，專家委員會選舉最高宗教領袖兼任國家最高領導人，他是政教合一的象徵。自一九八九年霍梅尼去世後，哈梅内伊繼任至今。

在哈梅內伊之下，就是民選總統和國會。伊朗所實行的是總統内閣制，總統是繼宗教領袖後第二位國家最高領導人，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可連任一屆。至於民選國會，則由憲制監護委員會負責監察其決議，是否合乎伊斯蘭教義和憲法原則。

在此，我們可以明白到，宗教信仰在伊朗的重要性，即使司法部門的領導人，亦是由最高宗教領袖任命。但，在憲法裡，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之間又擁有相對的獨立性。

總之，除了伊斯蘭宗教、體制、教規、共和制及最高領袖的權力不能動搖外，其餘都可按人民的選票決定。如有人欲改變伊斯蘭革命建立的制度基礎，均一律被視之為大逆不道。面對這個「金光圈」，自稱爲改革派的政治領袖亦不敢觸碰，那外界如何能期待他們為伊朗帯來另一場天翻地覆的革命，推倒神權制度？改革派領袖極其量只是在一個大框框裏進行修補工作，例如穆薩維在其選舉政綱中所提出的擴大人權範圍、推動媒體私有化、穩定經濟、改善對外關係等等。

至於西方眼中的伊朗核能發展這一心腹大患，對伊朗人而言，卻是民族尊嚴的體現，而且還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無論哪一個陣營，都不會輕言反對。如果西方認為改革派上台，便可解決核能發展的困局，那只是天真的想法。

當西方媒體把今次大選簡單地解讀為反西方保守陣營勢力與親西方改革陣營之爭，我們不妨回看伊朗這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其實當中存在著多樣化的力量，即使在同一派系裏也有矛盾與對立。

正如前述所指出，道德倫理在伊朗佔有重要的地位。內賈德之所以能夠在零五年的大選中勝出，就是人民厭倦了其對手前任總統拉夫桑賈尼的揮霍奢華，還有窮人亦不滿他在任時所推行的經濟自由化。因此，持清廉儉樸形象而又擁有博士頭銜的內賈德，正好代表了一股新保守力量，蓄勢待發。

內賈德的基層支持者中，大多來自農村，當中甚至有人認為哈塔米當政八年也有動搖社會信仰根基之嫌，因此轉向强硬的內賈德，期待他上台修補。

內賈德參選時承諾整頓傷痕累累的經濟，投放更多資源於貧困的地區，正視社會不公及貪腐現象。而他一上台後也的確大刀闊斧改善經濟難題，可是後來卻無以為繼，通脹與失業日益嚴重，城市的選民固然非常不滿，農村的支持者也開始抱怨。

因此，當大選結果顯示，內賈德不僅在農村獲高票數，城市如德黑蘭和塔比兹 ( Tabriz ) 也取得百分之五十多的選票，而後者更是穆薩維的家鄉，令人難以置，選舉舞弊遂不脛而走。

不過，國際媒體對德黑蘭以外的城鄉動態所知不詳，亦沒有深究內賈德如何在競選中努力拉票，鞏固了農村的票數，反之大家焦點放在德黑蘭這個大城市，而德克蘭也一直是傳媒、輿論、知識分子的聚焦之地。尤如置身在放大鏡之下，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會引來極大的關注。

毫無疑問，德黑蘭是改革的火車頭，雖然它只佔國家七千多萬人口的一成，但這一成人口卻是全國精英的代表。當伊朗大部份地方仍然高舉信仰道德旗幟之際，居住在德克蘭的年輕人，特別在七九年伊斯蘭革命後出生的年輕人，不但宗教革命的包袱，並早已透過蓬勃的資訊科技，默默受到世界社會運動潮流所感召，從婦女運動、學生運動、以至公民運動，雖然伊朗社會仍缺乏公民參與 ( civic engagement ) 的空間，但新生一代已發出了聲音，這聲音更超越了改革陣營領袖的聲音。難怪此次浩蕩的街頭抗爭，穆薩維表示這已超越了他，他已無法控制其發展。

官方打壓，審查手機和媒體，甚至禁止外國傳媒採訪，伊朗年輕人便利用社交網絡如facebook 及twitter來傳達訊息，令是次抗爭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同時也由於超越一切，這已變成無人駕駛的高速列車，展示出一定的危險程度。有伊朗年輕人大呼，他們要與官方好好打一場網絡戰 ( cyber war )。

其實，這股新生力量在過去幾年已衝擊著上層政治，例如今次大選第一次引入美式辯論，各候選人有平等機會公開爭辯政綱，全國直播，可以說是一種進步。有分折家更指內賈德的表現比穆薩維還要好，國際媒體對此卻沒有報道。但，選舉監察工作的確不夠獨立，仍受控於官方，無人能說得準選舉過程是否公平、公正。

另一方面，街頭力量是否只針對選舉的公正性，還是有更高的訴求，也說不準。可是，他們使用特定的綠色則惹來陣陣顏色革命疑雲，有人指背後有外國勢力介入，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受攻擊。

但，所謂綠色陣營裏也有不同的口號。有趣的是，陣營中有支持者指綠色不但代表和平、生機、自由繁榮，同時也追求道德，他們不是要拋棄伊斯蘭共和，而是希望把國家變得更開明。有另一些激進改革者則希望能以現代共和來取代之，好讓伊朗與國際接軌。

無論如何，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一方面答應調查大選舞弊事件，另一方面政府軍警已出動鎮壓示威群眾，事態變得愈益嚴峻。伊朗的改革力量教人摸不清楚，但保守宗教勢力卻仍處於優勢，他們除了有一定的支持者外，他們還控制了軍權，而伊朗軍隊對神權的忠心程度，令政變很難發生。不過，一旦爆發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伊朗政權無法不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