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柏林牆推倒廿週年現場筆記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Tue, 17 Nov 2009 02:05:00 +0800

我在二十年後重訪柏林，推倒柏林圍牆改寫了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為原東德人民帶來大量機會，但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當年搖旗吶喊，現在卻自嘲為迷失一代。融合仍是漫長的過程，二十年並不算長。

火車從波蘭首都華沙徐徐開往德國柏林，火車上有不少乘客是來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的慶典，這是歐洲一個重要的紀念活動。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不僅德國歷史被改寫，歐洲也進入一個新紀元，邁向整合之路。

大家一窩蜂擁到柏林，好像一切變天從柏林開始。有波蘭人感到不是味兒，他們不時提醒我，首先帶來東歐（正確說應是中歐）變天的國家是波蘭，波蘭團結工會功不可沒。

一出柏林火車站，火車站大堂掛了一幅巨型醒目海報，海報上寫著Solidarnosc （團結工會），一位波蘭工人捲起衣袖往前走。聽聞德國政府為了安撫波蘭人的情緒，或是真的想熱情的公眾不要忘記波蘭，這乃是波蘭為東歐變天踏出第一步，為柏林圍牆瓦解帶來契機。

我的心情有點緊張，畢竟是二十年了。一九九零年春天我曾來這裏採訪，因此結識了一些前東德的朋友，二十年後尋訪他們，同時也尋訪歷史，以及二十年來的變遷，五分之一世紀的人生與國家、甚至一個地區的軌跡。

卡斯塔（Carsta Wustlich）為前東德異見人士，我在九零年認識她，乃由於我要採訪她前任丈夫烏斯尼茲，他是東德反對派「新論壇」的代表人物，緊接著波蘭在八九年六月四日舉行第一次民主自由的大選後，「新論壇」開始發難，他們發動簽名運動，要求改革，各界人士紛紛響應，波瀾壯闊。

當柏林圍牆倒下之際，烏斯尼茲充滿信心，準備在新時代大展拳腳。無奈二十年後重訪，他已隨著「新論壇」一起銷聲匿跡，並早與卡斯塔離婚，他們離婚的日子竟然就在德國統一之時。

原來，柏林圍牆的倒下同時也推倒了不少東邊的婚姻。據統計，九零年後前東德地區的離婚率大增，與大量往西邊遷移的人口比率立時成為突出的現象。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教授芭芭拉（Barbara Ritdmuller）指出，由於他們認為一個時代的變遷會帶來新機會，他們對前景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憧憬。

在變遷過程中，總會有失敗者，卡斯塔二十七歲的小兒子馬田因無法適應而患上憂鬱症，近年越來越深居簡出，害怕與人交往，整天與電腦這一新玩意兒為伍，變成「隱蔽青年」。

在柏林的東邊，有多少「隱蔽青年」？卡斯塔站在家中的大廳往窗外望，嘆了一口氣，不欲再談兒子之事。當被問到二十年的轉變，她聳聳肩，然後點頭表示﹕「畢竟柏林圍牆的倒下為他們帶來自由，總體來說是好事啊！」

二十年來，她搬了一次家，其實她是從原來一個大單位搬到同一層樓的另一個較小的單位，一樣的坐向，面對柏林圍牆的遺址。她笑說，拆下圍牆，才知道有一條美麗的運河，一直在她房子對面流淌著。她向下一指，告訴我，以前樓下的街道，由於是圍牆邊界，經常有軍警巡邏，有又黑又瘦的軍犬在叫吠，陰森極了。如今政府在該地區大興土木。諷刺的是，國家安全部大樓將坐落於卡斯塔房子旁邊，她取笑說，以前給前東德情報機關Stasi監視，現在一樣逃避不了國家老大哥的眼睛。

十一月九日二十週年慶典舉行過後當晚，德國電視台播放知名電影《竊聽風暴》，講及前東德Stasi情報人員如何監控異見人士。前東德陰暗一面在這二十年間不停透過媒體呈現在新德國人民眼前。

據統計，東德時代有大量民眾受政府指派為Stasi提供情報，東德遂成為整個東歐陣營中情報人員最多的國家。

在政治上，德國統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樣進行融合，卻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任問題。來自柏林西邊的歷史學家諾拉（Nora Duhme）博士對我說，統一初期，東與西兩邊的確存在一種不信任的鴻溝，即使政府也不大願意委任東邊的人加入政府機構。當然，現在的總理默克爾夫人也是來自前東德了。

不過，這並非一定表示西邊的人已完全接受東邊的人，特別對東邊的政治人物而言，他們的過去經常成為焦點。

舉個例子，在東德時代經常為異見分子打官司的人權律師沃爾夫岡（Wolfgang Schnur），柏林圍牆倒下後，他即成立一個名為「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政治組織，並高調表示渴望為新德國的自由民主而獻身，怎知在他意志高昂之際，卻給人調查發現，原來他竟然曾為Stasi任秘密情報提供者，結果他黯然隱退。

當有人提出寬恕與和解，但亦有人認為必須正視和清理過去，二十年來的柏林便是這樣處於拔河的狀態。就好像納粹的歷史，十一月九日自由慶典當天，大批反納粹人士發動大遊行，毋忘恐怖統治、以及當中的劊子手和同謀者。

在柏林，有一個叫「左派黨」（Die Linke）的政黨，人們相信這主要由前東德共黨成員所組成，零七年建黨之初便受到德國國家安全機關嚴密監視，該黨領導人之一蓋勒格（Gregger Gysi），其父曾為前東德文化部部長。

我走訪這個政黨，其國際政策部門主管奧利弗（Oliver Schroder）接見，他才三十歲出頭，他向我強調他來自西邊，指外界對「左派黨」有錯誤印象，而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傳媒經常大肆描繪該黨來自東邊的成員只懂一味緬懷前東德時代，大有要求走回頭路之勢。「我們的成員沒有這種態度，而我們所主張的乃是社會民主主義，並否定前東德的獨裁、專政。但我們應要追求怎樣的民主？如果沒有社會公義，又如何談民主自由？」

他確實點出了問題的所在。儘管在二十週年，德國政府向外界描繪出美麗願景，但統一後的二十年來，社會貧富差距越益嚴重，而柏林東邊更成為重災區，這令到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感到迷惘，當年他們搖旗吶喊，要推翻專制統治，可是卻未完全準備要擁抱西邊的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自嘲是邊緣一族、迷失一代。

當年的「新論壇」成員以及其後改組為「聯盟九零」（Alliance 90），都因未能百分百認同西邊放任的市場經濟，結果與「綠黨」合併，要求民主自由，也要求社會公義。這是前東德反對派的寫照，他們在統一的德國繼續擔任反對角色。

事實上，不僅東邊的人，西邊的人也開始關注公平的問題。我在柏林坐電車往東邊去，從繁華的市中心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直到東邊的盡頭，越東越破落，越荒涼。有不少空置的工地，儼如廢物場。自柏林圍牆塌毀後，東邊的工業亦隨著萎縮，缺乏競爭力，前國營企業逐一關門，即使給私有化的，也搬到西邊去，又或給西邊企業吞併。統一後東邊更有接近二百萬人口遷走，出生率亦大大下降。今年德國捲入金融海嘯，東邊人口急速萎縮，到處是荒涼之景。東柏林的雙位數失業率是全德國之冠，而工資也低於西邊百分之二十五。

東西德融合仍需時間

我在九零年認識安格·勞爾（Anke Rohl）一家，她當時才七歲，現在二十七歲，她為了一份兼職工作，搬到較近市中心的地區去，而她父母則提早告老歸田，回家鄉過著較柏林便宜的生活。

她入不敷支，靠支取政府的補助金過日子。十一月九日前兩天，她坐友人便車跑到波蘭邊境去遊玩。她對二十週年慶典感情複雜，她成長在東邊Honow地區，如今成長之地面目全非，鄰居也經常不同，她對該地區已失去歸屬感，並迷失於時間與記憶裏。

想不到年輕的安格，竟與年長的一代同樣有失落的感覺，雖然她不否認統一為東邊的人帶來大量機會，但融合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二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

時間與記憶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Thu, 12 Nov 2009 05:17:00 +0800

從香港飛到波蘭，就好像迅速換了一個季節。我抵達波蘭首都華沙當天，剛下過大雪不久，天灰茫茫一片，人們一身厚衣，是久違了的冰冷。

　　過去多次出發，有點刻意選擇在夏天出發，可以輕便行裝上路，唯獨前一年到拉美，國家之間氣候差別大，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熱氣逼人之際，南美的玻利維亞的氣溫卻可以低至零度。

　　今次來東歐探訪共產倒台二十周年，適逢初雪提前來到，令我全身發抖，惟有拿出阿 Q 精神，告訴自己：好啊！在大雪紛飛中尋人尋歷史，別有一番肅殺的氣氛和景象，難得呢！

　　回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第一次到波蘭，幸運地碰上一位團結工會成員的記者，他英語說得不錯，就這樣，在他的協助下，展開採訪。

　　不知今次能否與他重逢，暢談二十年來的變化；除他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故友，大家通了幾年書信便停下來，失去聯絡。我拿着他們當年的照片和信件，突然有一股不知如何解釋的情緒湧上心頭。

　　站在二十年後的華沙街頭，竟有點不知所措，一派大城市的氣勢，到處車水馬龍，感到不知往哪裏去。我是迷失在這座城市的時間裏？還是迷失在記憶中？我努力在記憶中探索一九九○年的華沙，其實是重新了解當時的我，是怎樣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來去自如，現在反而寸步艱難？

　　二十年前在華沙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團結工會。那一年的波蘭，物價仍是很便宜，不怕出入坐的士。現在華沙的士與西歐幾乎看齊，而且還有所謂 mafia taxi（黑幫的士），機場中到處都有警告標貼「提防黑幫的士」，我坐了二十分鐘車程，的士司機狠狠要求相等於港幣三百元的車資。

　　到了團結工會的辦事處，與二十年前已有很大分別，有人更指團結工會已成為工人的敵人，真不可思議。二十年，如流水滔滔，來到東歐，我也把自己檢閱了一番。

我來到華沙，與二十年前比較，的確有天淵之別。老實說，人在波蘭，真的感受到全球化的威力，從金融到商貿，衣、食、住、行，還有發達的通訊科技，令到華沙與巴黎、倫敦、漢堡等西歐城市無異。

　　聽聞波蘭在東歐地區裏，乃是少數國家能夠抵禦去年爆發的金融風暴，一切安好，而今年 GDP 更能有正數的增長。眼前的景象，使我不敢相信，這就是我在二十年前採訪過的那個城市華沙嗎？

　　二十年前的華沙是怎樣的？它是一個典型的共產城市，物資短缺，人們要排隊輪購東西。還有，所有食肆在晚上八時便關門了。

　　記得當年有一次，一位波蘭記者邀請我到他家作客，途中他把車子停在一間只收美元的超級市場，然後他跟我說︰「我妻子愛喝英國茶，我女兒喜歡吃新奇士橙，而我則很想試試法國紅酒。」

　　他示意我給他們送上這些禮物，因此我買了一盒英國茶、幾個美國橙和一枝平價紅酒，共七美元。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因為我感到遭變相打劫。

　　到他家後，一直聊天到晚上八時，他竟然向我表示，他妻子沒有餸菜做晚餐。為了補償我當晚要空着肚子回旅館，他送了一些新聞照片給我，其中包括華里沙與共產政權結束圓桌會議出來後，給一陣強風吹得人幾乎要倒下來。

　　中國人講意頭，這張照片的意頭則極差。而華里沙一當上自由波蘭第一屆總統後，團結工會亦隨即分崩離析。

今次我一抵達華沙，當地友人即告訴我，有人拿出舊檔案，力指控華里沙曾與當年的共黨。

　　就在這個二十周年前夕，在波蘭，新仇與舊恨。

　　尤斯丁先生一直與前共黨進行拔河賽，他對華里沙於八九年與共黨達成共同執政的協議，尤為不滿。

　　不過，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對尤斯丁的看法和「堅持」未敢苟同，Adam Michnik（米茲力奇）是其中一位。他本人也是來自新聞界，是《Gazeta Wyborcza》的總編輯。

　　順道一提，《Gazeta Wyborcza》是八九變革後第一份民辦報紙，現為波蘭最受歡迎的報紙，言論較為務實和中立。

　　我有幸在朋友介紹下認識米茲力奇。他力主和解，認為當年共黨能夠和平下台，避過血腥暴力手段實在是奇迹，這不能不歸功於華里沙為順利過渡鋪下基礎。

　　有趣的是，尤斯丁和米茲力奇都曾是團結工會的成員，而當年的共黨成員解散後則組織了另一個政黨，叫「民主左翼聯盟」（SLD），近年有不少年輕人加入。

　　SLD 雖是小黨，但它在九○年代曾在大選中勝出，成為執政黨。尤斯丁恐共黨回巢，多年來蒐集證據，堅持要公布當年共黨秘密警察和其受害人的名單，這名單成為波蘭人所共知的「尤斯丁名單」。

　　這名單公布前亦經歷了幾番波折，因當中有華里沙與共黨交手的內容，華里沙指內容不實，多次阻撓，並警告內容一公開便會訴諸法律。但名單終於出來了，華里沙卻沒有採取行動，令人竊竊私語。

　　但「尤斯丁名單」也使尤斯丁非常惹火，他原本所服務的報紙，因此把他辭退，他亦曾任波蘭電視台的總裁，現在他寫寫專欄，為一名自由撰稿評論員。

　　我正努力尋找他的聯絡方法，了解這份名單的來龍去脈。

　　波蘭雖是第一個國家帶動八九變革，而該國掙脫共產統治、展開第一次民主大選，竟就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可是，在中歐，主要的慶祝集中在柏林。

台灣˙身體論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Sun, 01 Nov 2009 23:34:55 +0800

當年台灣仍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候，在野的反對派便擅長以肢體語言來衝擊威權主義，並且衝出了一個名堂。

　　或許這引來不少爭議。但無可否認，由於反對派的肢體語言，令原來不太關心台灣的香港人，也對此議論紛紛。而八十年代最聞名的反對派代表人物之一朱高正，在議會裏手舞足蹈，跳上跳落，拳打腳踢，吸引了世人的視綫，更何況他是德國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為他的肢體語言賦與了豐富的詮釋。

　　香港人可能不太察覺，身體對台灣人而言，有多重的社會意義。身體學是一門學問。體現身體學的行為藝術，在台灣社會佔上一個重要位置。在行為藝術這個領域裏，藝術家王墨林是表表者，他又是小劇場的負責人。是藝術也是革命，藝術與革命同在路上發生。王墨林的行為藝術本身便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算是社會運動的一環。

　　如果我們要了解台灣，不僅是政治與經濟，台灣的小眾藝術竟然發揮了大眾的意義，社會能前進，當中亦有他們的功勞。

　　王墨林曾在日本研習，對日本小劇場、舞蹈等地下文化特別有興趣，他發現日本自六十年代以來，身體在劇場的表現，皆以對政治、社會、文化等體制的反抗而形成，故他對「身體」的認識，可說是深受日本地下文化的影響。

　　他除了是表演者外，也是年輕人的精神導師，講學是他工作重要的部分，而他的講學比一些教授更認真，更深具啟發性，因為他看起來的確像一位學者多於藝術家。今年六月，他把多年的講學內容輯錄成書，由左耳文化出版，書名是《台灣，身體論》。說的雖是台灣，其實可推而廣之，人類的身體論，我認為我們香港人也應該一看，自會深受裨益。

　　為甚麼談起王墨林的身體論呢？自香港社民連三子經常在立法會以肢體驚動達官貴人，即使泛民也予以譴責，我想，是時候認真研究我們一直感陌生的身體論了。

　一講「身體論」，我們可能會有點兒不知所措，身體在消費社會中被過度剝削了，剝削至體無完膚，人也變得麻木，突然有人要提出一份嚴肅的身體論述，我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能夠有系統地把身體置在一個社會脈絡裏詳細探討，在華文出版界裏，實在不多。拿起王墨林的《台灣．身體論》，不到二百頁，輕巧薄薄的一本書，卻承載了王氏二十年來的思考成果。

　　身體，是人的象徵，也是身份認同的第一個決定因子，而身份認同當然源自社會關係。我們如何看待身體，就是渴望怎樣與社會發生關係。

　　王墨林直接關心身體，也就是「關心」社會，他說：「在現實社會中，瘦身法、化粧術、髮型設計等是屬於流行時尚，這些美容包裝的重要性不是來自身體，而是來自社會建構的價值觀……現在市面上流行美容整形，就連美女也有所謂人工美女，這是消費文化在身體上所顯現的奇迹。」

　　我們追求可以被肯定的身體，並賦與身體一個名份，只有這樣才可以為身體畫出一個人「存在」的輪廓，或塑出一個人「存在」的造型，而這個「存在」一定是要跟社會發生關係之後，才得以產生「存在」的意義。

　　如果有肯定，那自然便會有否定。在此，問題來了。怎樣的身體會被肯定，又怎樣的身體會被否定？白人╱黑人？中國人╱日本人？男人╱女人？美與醜？老與青？肥與瘦？

　　從自然的身體變成社會的身體，當中有着各種各樣的歷程，同時也避免了不同權力的互動和角力。是馴服還是解放？被聖潔化抑或污名化？給物化或遭抽象化？主體化還是客體化？

　　王墨林的身體論述從小化大，又從大化小，他觸及到身體的私隱物語，但又無限擴至政治、經濟，以至國家和主義崇拜，有點令人感到吃力，在嚴肅中亦不失趣味性。

往事並不如煙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Thu, 15 Oct 2009 15:51:00 +0800

中國最後一個大右派林希翎走了，但我的耳邊仍聽到林大姐滔滔雄辯的響亮聲音。

以下一文是我對她的深切懷念！

往事並不如煙

性格决定命運，大家都知。正由於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因此，命運似乎也早註定。

被鄧小平定性為永遠大右派的林希翎，五零年代在京城，當時她青春少艾，一屆女流，卻敢於站到台前，指罵領導人，狠批時政，最後瑯璫入獄，亦勢不低頭，反映出其性格剛烈，重原則，不易妥協，這類人，一看便知，他/她的人生道路必定艱辛。

數年前，當林大姐旅居香港時，一次，她的門牙掉了，留下一個洞，怪難看，我帶她見牙醫，暫按上一只臨時門牙，牙醫千吩萬咐要吃硬東西。怎知林大姐當晚回到居所後，便咬了一口大雞脾，之後還要咬雞腳，結果臨時門牙立刻脫落。

面對此情此景，我禁指着她大罵，她還我顏色，也把聲音提高，回問我，知否甚麽叫做自我挑戰？

我心裡掠過一陣悲凉，明白到，她甘於接受年紀老邁這一現實，她要吃得如年輕人一樣，正如她一直不願從五七年的舞台走下來，她相信她仍在那裡擔當着一個重要的角色。

她多年來東奔西跑，心裡總認為這是為了祖國。在紐約，發生車禍，斷了多條肋骨，她一手按着胸膛，站起來。她說，這是為祖國而站起來，無論多少痛苦，都要敖過去。

回到巴黎，十多歲的小兒子自殺身亡，而她又給疹斷患上乳癌，她一氣下，獨自一人跑到西班牙，白天漫無目的在游蕩，晚上便睡在公園長椅上，遙望祖國，妳還記得我嗎？

七零年代她給釋放出來後，政府向她分配了一位農民，硬要她結婚，她憶述如何在粗暴的夫妻關係中生了兩名兒子，然後離婚，跟着到巴黎去。她自覺根本適合結婚，適合做媽媽。她說，她的一生早交給了祖國。

林大姐，尤如唐吉訶德，拿起手中的長茅，究竟面前的是巨人或是風車？無論如何，她早在共和國的旗幟上寫下了她一生的悲劇命運。

永遠永遠懷念您──林希翎（程海果）大姐追思會

1934 – 2009

九月二十一日，林希翎女士病逝巴黎，二十八日，兒子樓先生及部分朋友也於Père Lachaise公墓辦了追思會。香港的朋友，若希望在遠方送她一程，並談談大姐的甜酸苦辣，請出席是次的追思會。

希望各方有心人出席。

時間：十月十七日晚上七時

地點：九龍彌敦道618號八樓（九龍教協）

聯絡人：唐婉清女士

電話：94314526

P.S. 我會出席並講話。你們來嗎？

千人合照怒撐菜園村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Wed, 14 Oct 2009 17:01:05 +0800

"憤怒讓我們更團結：十月十八，千人合照怒撐菜園村，叫停高鐵撥款" on Sunday, October 18 at 2:00pm.

Event: 憤怒讓我們更團結：十月十八，千人合照怒撐菜園村，叫停高鐵撥款
"依家唔出黎等幾時！"
What: Protest
Start Time: Sunday, October 18 at 2:00pm
End Time: Sunday, October 18 at 4:00pm
Where: 錦田公路石崗菜站菜園村村口

新書後記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Mon, 12 Oct 2009 17:41:00 +0800

台灣商業周刊在1139期選了我的新書作為好書書摘，可查看以下綱址

http://iread.businessweekly.com.tw/file.php?fid=790

在此刊登我新書後記，與讀耆分享。

烏托邦的善與惡

寫到第四本書，依然是「艱苦我奮鬥」。多次到拉美地區採訪，都是在緊拙的條件進行。

在委內瑞拉，外國記者為安全盡量下塌於中產地區的酒店，但我在資源的限制下，無法不入住當地人眼中的「賊窩」。一次，委內瑞拉一個華人社團主席梅醫生知悉我所住之地，吃一驚，借出他的座駕，並派了一名軍警持槍護送我到機場去，這是我感到最溫暖安心的旅程。

在顛沛的路途上，拉美人民的面貌卻從模糊不清到漸現出清晰的輪廓，我是多麼的百感交集，我在他們身上領會到困乏的滋味。

在玻利維亞，到處都是擦鞋童，他們眼神迷惘。其中一位約八歲，老是看著我，雙手冷得發抖，我給他買了一個小小的炸洋蔥圈，他似乎不感相信，接過洋蔥圈便馬上飛奔而跑。

在拉丁美洲，隨貧窮而來的饑餓是一場無聲的屠殺，這是一個「人禍」的老問題，革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

但，革命不易。革命意味著除舊迎新，有一種與現況決裂的含意。

有人曾經這樣說，如果人在一生沒有出現過一次個人的革命，那是遺憾的。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出走記固然是一次觸目的個人革命，可是，誰人能夠承受革命帶來的震盪？還有革命裡的不確定因素？因此，大部分人都選擇安於現狀，況且革命也實在嚇人呢！

革命發生在國家的層次就令人聯想到動盪、暴力、流血，原本以為能上天堂，結果卻下了地獄，烏托邦瞬即成為負面之詞，莫問烏托邦是否存在，即使存在也未敢觸碰。

烏托邦的確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從德國的希特拉到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他們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雖各站左右的極端，卻又只是一個銅幣的兩面，他們同是地獄的使者。而天堂，在哪裡？

或者，拉美人未敢奢望天堂，但仍不會放棄心中的理想角度，總是要往前走，在這個廿一世紀，不是光靠一個人，而是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鬧革命。

因此，今次的革命沒有暴力，也沒有流血，就是透過民主程序和平進行，可是這仍然為國際主流媒體帶來很大的震撼，負面報導鋪天蓋地。

他們說，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是個「瘋子」、「反美狂徒」；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是個「恐怖分子」、「毒販」；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是個「民粹主義者」、「獨裁者」。

雖然有另類媒體換一個姿勢，從另一角度去審視今次拉美的現象，但，我們聽到嗎？

我們都是在主流媒體的喧鬧聲中去認識拉美地區，我們的思考，有多少受著媒體的影響？又有多少受著我們過去的殖民地式教育影響？

我們那個閱讀世界的框框，是屬於強者？征服者？

我們愛以左與右來區分立場，但我認為有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左與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這就是你選擇站在強者/征服者那一邊，用精英的角度去認知世界，還是選擇透過弱者/失敗者的眼睛來審視世情？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於零九年初接受耶路撤冷文學獎表示，作家永遠站在雞蛋的那一邊，如此說來，這不僅是上或下，還有石頭與雞蛋的觀點。

當我走進拉丁美洲，革命便發生在路上。去採訪革命者，原來革命也在採訪者的心靈裡不經意地流淌著。畢竟，革命應是從個人開始的。

在古巴，我有幸親身窺視了切‧格瓦拉那一部革命前夕的真實摩托車。它，被放置在靜默的角落，滿身歷史的塵垢，但，仍不脫理想的光彩。它，折射出一種廣度與深度的生命旅程，背負的是人類恆久的任務。

我凝視著傳奇的摩托車，過去總以為自己經歷了多少的艱辛，這一刻，才明白我一直受到富足的香港寵壞了，變得自以為是和誇大自己的痛。相比之下，我的「艱苦奮鬥」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是那麼的相形見拙。

想到此，我的精神又抖擻起來。從張羅經費、採訪安排、到搜集資料，雖然一切都是單人匹馬，卻不感到孤獨。回到香港，我困在猶如密室的小書房裡，為拉丁美洲揮筆疾書，看不見有月色相伴，也聽不到海浪的聲音，同時又要為生計奔馳，但未敢抱怨。

能夠為認為有價值的人與事而流汗，上天也實在太厚待我了。

拉丁美洲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大陸，當我疏理這個大陸在廿一世紀「染紅」的現象時，發覺他們除了面對外圍極強大的干預之外，該地區內部亦存在不少挑戰，而最大的考驗是團結，還有原本有下而上的改革，最後會否倒過來變成由上而下，以至難逃權力愈見集中愈腐化的宿命？

此外，也有分析家擔心，政治的解放是否也能導致生產力的解放，以達至經濟自足？革命的成果的持久性也繫於經濟，人民嚐不到經濟利益亦會同時推翻革命。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誰能確定是次革命能維持多久？無論如何，我已用了最大的力氣去把這一場國際側目的實驗忠實地記錄下來，一個時代，一段歷史，這或會敵不過時間的衝擊，但我所接觸過的人物，所經歷過的事情，已化作春泥滋養著我的生命，我期待這亦能滋養著你們的生命，生生不息，一個又一個的浪花聚集起來便成為滔滔的大海，推動我們往前行。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且讓我們為當下努力吧！

最後，我把此書獻給那些為世界流了一把汗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他們為子女流盡大半生的汗水，卻是衣帶漸寬終不悔，在那一個無眠的晚上，當我完成整本書之際，內心感動之情如波濤翻騰，無法按奈下來。

我的下一個站又會到哪裡？

「……真正的旅行者只是這些人……他們永遠不逃避自己的命運……他們總是說：『上路吧』。」

波特萊爾------《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我的新書

noreply@blogspirit.com (Chui Yung) — Sat, 10 Oct 2009 21:10:50 +0800

各位，我的新書終於出版了！拉丁美洲真相之路：見證新世紀革命2.0

這星期六 ( 17/10/09 ) 下午三時至五時會在香港城邦書店有個新書發佈會及簽名會，如可抽空來打氣的話，請致電25086231報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