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9年11月29日
被劫持的捷克天鵝絨革命
| 十一月十七日是捷克天鵝絨革命二十週年。在這個捷克大日子的三天前，即十一月十四日，位於布拉格舊城的聖安尼教堂（St. Anne's Church）裏，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辦了一個私人派對，邀請數十位來自東歐前反對派代表人物出席，此外還有俄羅斯異見人士普德拉比內克（Alexander Podrabinek）和奧列格·奧里沃夫（Oleg Oriov），以及中國知名獨立記者高瑜，而有捷克血統的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 Albright）更是吸引全場目光的嘉賓。 原本這是哈維爾與他私人朋友聚首一堂慶祝二十週年的場合，怎知在中途，現任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突訪，並發表演說。事後有人指這是克勞斯企圖在哈維爾身上沾光，又或要與哈維爾分享革命的榮耀。 這個不受民眾歡迎的總統，是否趁此機會借哈維爾來挽回民望？捷克人對他的舉動都在竊竊私語。 在十一月十七日的大遊行中，捷克人重走二十年前學生遊行路線。當年的遊行雖受軍警鎮壓，但卻同時拉開天鵝絨革命的序幕，由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乃是東歐反對力量的表表者，當中有不少是「七七憲章」成員。 具有非凡文人魅力的哈維爾吸引了捷克反對派凝聚一起，為推翻專制統治和建立民主捷克立下汗馬功勞。他們當年的理想，是否就在今天的捷克得到實現？ 瓦茨拉夫·克勞斯是哈維爾的繼任，為捷克自八九革命之後第二位總統。可是，十一月十七日二十週年的遊行當中，不少人高舉橫幅指責現任總統為「罪犯」，高呼他下台謝罪。 當天天氣灰沉，上天沒有為二十週年大放陽光，遊行人士也百般滋味在心頭。一位音樂老師尼奧在我身邊經過，他舉牌控訴捷克民主受到黑幫政府騎劫，勞苦大眾依然得不到好日子。 走在布拉格街頭，人們會驚嘆該城市在二十年來有著高速的經濟發展，五光十色的商場和名店躋身在這個由古典建築打造成的名城之中，傳統與現代互相輝映。翻看過去的經濟數據，強勁的工業和出口令到捷克的國民生產總值維持在百分之六的增長，直至去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為止。世界銀行早已把捷克列為「已發展國家」。 貪污困擾變天後的捷克 人們或許會奇怪，捷克的經濟成果不就是得益於其開放民主制度嗎？為何人們竟然借二十週年的遊行來表達不滿？ 原來，在表面的經濟繁榮背後，有一項國際調查卻指捷克是歐洲最貪污的國家之一，與意大利齊名。貪污，一直困擾著變天後的捷克。 一九八九年底，一場非流血革命成功，本身是作家出身的哈維爾，和他同樣是文人知識分子的盟友們，正在討論如何接管共產政權，推行政治與經濟的改革，此時，克勞斯不請自來，推門而進，指著哈維爾，說﹕「你們需要我！」 克勞斯是一名經濟學家，早在共產時代已高喊只有自由經濟才能挽救捷克，但他卻不算是政治異見分子，亦沒有如哈維爾等反對派遭到迫害和受牢獄之苦，他參與政治也是在革命成功之際。 他向哈維爾毛遂自薦，這對於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運作的哈維爾團隊來說，的確沒有別的選擇，便接受他成為推動自由捷克經濟的大旗手。 克勞斯一開始即大力主張他所稱的「戴卓爾夫人政策」，他通過拋出一大堆自由經濟學大師的名字如海耶克、弗里德曼、亞當·斯密等，並讚揚「無形之手」的威力，完全震懾了只唸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哈維爾團隊。 未幾，克勞斯很快便全速推行私有化，他以售賣「股份券」形式來私有化國有資產，結果最大的得益者是他的近親盟友，貪污謠言此起彼落，哈維爾曾痛心指克勞斯所實施的其實是「黑幫資本主義」（gangster capitalism）。當時哈維爾是總統，而克勞斯則是總理，這兩位國家領導人旋即成為政敵。公民論壇瓦解，克勞斯與盟友另立右翼政黨——公民民主黨。 曾是七七憲章與公民論壇成員的約翰·伯凱（John Bok)向我形容瓦茨拉夫·克勞斯為國家竊賊；而哈維爾這批理想主義者根本不太懂得治理國家。他還告訴我克勞斯所說過的一番令捷克人震驚的說話﹕一次，當專家提醒克勞斯在私有化過程中慎防有黑錢流入，必須先立例作出規範，怎知克勞斯卻回應說﹕「我不明白什麼叫做黑錢？錢就是錢，我只知道我們需要錢。」這番話一出，即變成家傳戶曉的「名句」。 從華沙、柏林走到布拉格，我發現一個有趣現象：這些前共產歐洲國家在自由化之後突然出現不少的小型賭場，特別在布拉格，幾乎在每一個街角都可以碰上一間，它們並不像拉斯維加斯或是澳門的賭場，而是低調地存在著。我認識一位曾專門採訪黑幫新聞的捷克前任記者Jiri Reichl，他現為「專制政權調查研究所」發言人。我好奇問他問賭場這一現象時，他嚴肅地回答說，這都是黑幫用來洗黑錢的手段，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生意。他還建議我入內探訪，賭場裏根本沒有什麼顧客。 我繼續發問，捷克賭場比其他前共產歐洲國家多，這是否表示捷克要洗黑錢的人也較多？Jiri Reichl鑑於他現已是公家機構僱員的身份，不欲再回答我在這方面的問題。 在遊行隊伍中，我碰上多組年輕人，他們雖各自表述對政府和國家各種的不滿，但殊途同歸，例如有一群年輕人指現任總統與前共黨成員勾結，要求真正開放透明的政府。另有一群人舉起寫上「世界新秩序反對者」的示威牌，不過，他們的訴求與前者一樣，就是對真正民主的渴望。 查理斯大學教授奧嘉·羅慕娃對我說，現在在政壇上批評前共產政權最落力者，就是前共產黨員，其實他們沒有真正的信念，只是一群希望向上爬的機會主義者。 完全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克勞斯於去年能夠連任總統，有傳聞指他就是向一些有前共產黨黨員背景的國會議員買票。 在捷克，總統不是普選產生，而只是由國會議員選出來。雖然如此，但他卻不是象徵性領袖如英女皇或日本天皇，而是享有一定實權，就好像較早前有關歐盟改革的里斯本條約，在捷克國會和憲制法庭都同意通過下，克勞斯偏偏卻拒絕簽名，令到歐盟與捷克關係一度緊張。克勞斯在各方指責中最後還是勉強簽名通過，但人民不禁質疑，捷克民主體制哪裏出了錯？ 一位老捷克人慨嘆，他們無疑是擺脫了共產獨裁統治，這卻並不表示民主立刻可以實現。至於經濟方面，捷克人的物質生活的確比以前豐盛了，可是，這就是大家所追求的最終目的嗎？ 哈維爾依舊是英雄 我在捷克所到之處，人們擺放著的依然是哈維爾的肖像，而不是現任領導人的照片。哈維爾或許不一定有很強的治國能力，不過，他所代表的道德情操和理想的精神，到如今更令人追憶懷念。 在我所入住的酒店，有一位兼職的年輕接待員湯馬斯，他二十三歲，在查理斯大學修讀語文。他向我說，直到現在他只會承認哈維爾才是他們合法的人民總統。這可能不是哈維爾所樂於見到的情況。 無論如何，八九年革命後第一份民辦新聞雜誌Weekly Respect，在二十週年出版的一期以老哈維爾像為封面，質問這位精神領袖﹕我們還等什麼？二十年來捷克人一直期待的轉變仍未來臨。當中道盡一代捷克人的心聲，就在這個天鵝絨革命二十週年的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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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09年11月17日
柏林牆推倒廿週年現場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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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二十年後重訪柏林，推倒柏林圍牆改寫了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為原東德人民帶來大量機會，但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當年搖旗吶喊，現在卻自嘲為迷失一代。融合仍是漫長的過程，二十年並不算長。 |
| 火車從波蘭首都華沙徐徐開往德國柏林，火車上有不少乘客是來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的慶典，這是歐洲一個重要的紀念活動。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不僅德國歷史被改寫，歐洲也進入一個新紀元，邁向整合之路。  當柏林圍牆倒下之際，烏斯尼茲充滿信心，準備在新時代大展拳腳。無奈二十年後重訪，他已隨著「新論壇」一起銷聲匿跡，並早與卡斯塔離婚，他們離婚的日子竟然就在德國統一之時。 原來，柏林圍牆的倒下同時也推倒了不少東邊的婚姻。據統計，九零年後前東德地區的離婚率大增，與大量往西邊遷移的人口比率立時成為突出的現象。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教授芭芭拉（Barbara Ritdmuller）指出，由於他們認為一個時代的變遷會帶來新機會，他們對前景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憧憬。 在變遷過程中，總會有失敗者，卡斯塔二十七歲的小兒子馬田因無法適應而患上憂鬱症，近年越來越深居簡出，害怕與人交往，整天與電腦這一新玩意兒為伍，變成「隱蔽青年」。 在柏林的東邊，有多少「隱蔽青年」？卡斯塔站在家中的大廳往窗外望，嘆了一口氣，不欲再談兒子之事。當被問到二十年的轉變，她聳聳肩，然後點頭表示﹕「畢竟柏林圍牆的倒下為他們帶來自由，總體來說是好事啊！」 二十年來，她搬了一次家，其實她是從原來一個大單位搬到同一層樓的另一個較小的單位，一樣的坐向，面對柏林圍牆的遺址。她笑說，拆下圍牆，才知道有一條美麗的運河，一直在她房子對面流淌著。她向下一指，告訴我，以前樓下的街道，由於是圍牆邊界，經常有軍警巡邏，有又黑又瘦的軍犬在叫吠，陰森極了。如今政府在該地區大興土木。諷刺的是，國家安全部大樓將坐落於卡斯塔房子旁邊，她取笑說，以前給前東德情報機關Stasi監視，現在一樣逃避不了國家老大哥的眼睛。 十一月九日二十週年慶典舉行過後當晚，德國電視台播放知名電影《竊聽風暴》，講及前東德Stasi情報人員如何監控異見人士。前東德陰暗一面在這二十年間不停透過媒體呈現在新德國人民眼前。 據統計，東德時代有大量民眾受政府指派為Stasi提供情報，東德遂成為整個東歐陣營中情報人員最多的國家。 在政治上，德國統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樣進行融合，卻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任問題。來自柏林西邊的歷史學家諾拉（Nora Duhme）博士對我說，統一初期，東與西兩邊的確存在一種不信任的鴻溝，即使政府也不大願意委任東邊的人加入政府機構。當然，現在的總理默克爾夫人也是來自前東德了。 不過，這並非一定表示西邊的人已完全接受東邊的人，特別對東邊的政治人物而言，他們的過去經常成為焦點。 舉個例子，在東德時代經常為異見分子打官司的人權律師沃爾夫岡（Wolfgang Schnur），柏林圍牆倒下後，他即成立一個名為「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政治組織，並高調表示渴望為新德國的自由民主而獻身，怎知在他意志高昂之際，卻給人調查發現，原來他竟然曾為Stasi任秘密情報提供者，結果他黯然隱退。 當有人提出寬恕與和解，但亦有人認為必須正視和清理過去，二十年來的柏林便是這樣處於拔河的狀態。就好像納粹的歷史，十一月九日自由慶典當天，大批反納粹人士發動大遊行，毋忘恐怖統治、以及當中的劊子手和同謀者。 在柏林，有一個叫「左派黨」（Die Linke）的政黨，人們相信這主要由前東德共黨成員所組成，零七年建黨之初便受到德國國家安全機關嚴密監視，該黨領導人之一蓋勒格（Gregger Gysi），其父曾為前東德文化部部長。 我走訪這個政黨，其國際政策部門主管奧利弗（Oliver Schroder）接見，他才三十歲出頭，他向我強調他來自西邊，指外界對「左派黨」有錯誤印象，而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傳媒經常大肆描繪該黨來自東邊的成員只懂一味緬懷前東德時代，大有要求走回頭路之勢。「我們的成員沒有這種態度，而我們所主張的乃是社會民主主義，並否定前東德的獨裁、專政。但我們應要追求怎樣的民主？如果沒有社會公義，又如何談民主自由？」 他確實點出了問題的所在。儘管在二十週年，德國政府向外界描繪出美麗願景，但統一後的二十年來，社會貧富差距越益嚴重，而柏林東邊更成為重災區，這令到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感到迷惘，當年他們搖旗吶喊，要推翻專制統治，可是卻未完全準備要擁抱西邊的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自嘲是邊緣一族、迷失一代。 當年的「新論壇」成員以及其後改組為「聯盟九零」（Alliance 90），都因未能百分百認同西邊放任的市場經濟，結果與「綠黨」合併，要求民主自由，也要求社會公義。這是前東德反對派的寫照，他們在統一的德國繼續擔任反對角色。 事實上，不僅東邊的人，西邊的人也開始關注公平的問題。我在柏林坐電車往東邊去，從繁華的市中心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直到東邊的盡頭，越東越破落，越荒涼。有不少空置的工地，儼如廢物場。自柏林圍牆塌毀後，東邊的工業亦隨著萎縮，缺乏競爭力，前國營企業逐一關門，即使給私有化的，也搬到西邊去，又或給西邊企業吞併。統一後東邊更有接近二百萬人口遷走，出生率亦大大下降。今年德國捲入金融海嘯，東邊人口急速萎縮，到處是荒涼之景。東柏林的雙位數失業率是全德國之冠，而工資也低於西邊百分之二十五。 東西德融合仍需時間 我在九零年認識安格·勞爾（Anke Rohl）一家，她當時才七歲，現在二十七歲，她為了一份兼職工作，搬到較近市中心的地區去，而她父母則提早告老歸田，回家鄉過著較柏林便宜的生活。 她入不敷支，靠支取政府的補助金過日子。十一月九日前兩天，她坐友人便車跑到波蘭邊境去遊玩。她對二十週年慶典感情複雜，她成長在東邊Honow地區，如今成長之地面目全非，鄰居也經常不同，她對該地區已失去歸屬感，並迷失於時間與記憶裏。 想不到年輕的安格，竟與年長的一代同樣有失落的感覺，雖然她不否認統一為東邊的人帶來大量機會，但融合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二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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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09年11月12日
時間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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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飛到波蘭，就好像迅速換了一個季節。我抵達波蘭首都華沙當天，剛下過大雪不久，天灰茫茫一片，人們一身厚衣，是久違了的冰冷。 過去多次出發，有點刻意選擇在夏天出發，可以輕便行裝上路，唯獨前一年到拉美，國家之間氣候差別大，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熱氣逼人之際，南美的玻利維亞的氣溫卻可以低至零度。 今次來東歐探訪共產倒台二十周年，適逢初雪提前來到，令我全身發抖，惟有拿出阿 Q 精神，告訴自己：好啊！在大雪紛飛中尋人尋歷史，別有一番肅殺的氣氛和景象，難得呢！ 回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第一次到波蘭，幸運地碰上一位團結工會成員的記者，他英語說得不錯，就這樣，在他的協助下，展開採訪。 不知今次能否與他重逢，暢談二十年來的變化；除他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故友，大家通了幾年書信便停下來，失去聯絡。我拿着他們當年的照片和信件，突然有一股不知如何解釋的情緒湧上心頭。 站在二十年後的華沙街頭，竟有點不知所措，一派大城市的氣勢，到處車水馬龍，感到不知往哪裏去。我是迷失在這座城市的時間裏？還是迷失在記憶中？我努力在記憶中探索一九九○年的華沙，其實是重新了解當時的我，是怎樣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來去自如，現在反而寸步艱難？ 二十年前在華沙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團結工會。那一年的波蘭，物價仍是很便宜，不怕出入坐的士。現在華沙的士與西歐幾乎看齊，而且還有所謂 mafia taxi（黑幫的士），機場中到處都有警告標貼「提防黑幫的士」，我坐了二十分鐘車程，的士司機狠狠要求相等於港幣三百元的車資。 到了團結工會的辦事處，與二十年前已有很大分別，有人更指團結工會已成為工人的敵人，真不可思議。二十年，如流水滔滔，來到東歐，我也把自己檢閱了一番。 我來到華沙，與二十年前比較，的確有天淵之別。老實說，人在波蘭，真的感受到全球化的威力，從金融到商貿，衣、食、住、行，還有發達的通訊科技，令到華沙與巴黎、倫敦、漢堡等西歐城市無異。 聽聞波蘭在東歐地區裏，乃是少數國家能夠抵禦去年爆發的金融風暴，一切安好，而今年 GDP 更能有正數的增長。眼前的景象，使我不敢相信，這就是我在二十年前採訪過的那個城市華沙嗎？ 二十年前的華沙是怎樣的？它是一個典型的共產城市，物資短缺，人們要排隊輪購東西。還有，所有食肆在晚上八時便關門了。 記得當年有一次，一位波蘭記者邀請我到他家作客，途中他把車子停在一間只收美元的超級市場，然後他跟我說︰「我妻子愛喝英國茶，我女兒喜歡吃新奇士橙，而我則很想試試法國紅酒。」 他示意我給他們送上這些禮物，因此我買了一盒英國茶、幾個美國橙和一枝平價紅酒，共七美元。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因為我感到遭變相打劫。 到他家後，一直聊天到晚上八時，他竟然向我表示，他妻子沒有餸菜做晚餐。為了補償我當晚要空着肚子回旅館，他送了一些新聞照片給我，其中包括華里沙與共產政權結束圓桌會議出來後，給一陣強風吹得人幾乎要倒下來。 中國人講意頭，這張照片的意頭則極差。而華里沙一當上自由波蘭第一屆總統後，團結工會亦隨即分崩離析。 今次我一抵達華沙，當地友人即告訴我，有人拿出舊檔案，力指控華里沙曾與當年的共黨。 就在這個二十周年前夕，在波蘭，新仇與舊恨。
尤斯丁先生一直與前共黨進行拔河賽，他對華里沙於八九年與共黨達成共同執政的協議，尤為不滿。 不過，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對尤斯丁的看法和「堅持」未敢苟同，Adam Michnik（米茲力奇）是其中一位。他本人也是來自新聞界，是《Gazeta Wyborcza》的總編輯。 順道一提，《Gazeta Wyborcza》是八九變革後第一份民辦報紙，現為波蘭最受歡迎的報紙，言論較為務實和中立。 我有幸在朋友介紹下認識米茲力奇。他力主和解，認為當年共黨能夠和平下台，避過血腥暴力手段實在是奇迹，這不能不歸功於華里沙為順利過渡鋪下基礎。 有趣的是，尤斯丁和米茲力奇都曾是團結工會的成員，而當年的共黨成員解散後則組織了另一個政黨，叫「民主左翼聯盟」（SLD），近年有不少年輕人加入。 SLD 雖是小黨，但它在九○年代曾在大選中勝出，成為執政黨。尤斯丁恐共黨回巢，多年來蒐集證據，堅持要公布當年共黨秘密警察和其受害人的名單，這名單成為波蘭人所共知的「尤斯丁名單」。 這名單公布前亦經歷了幾番波折，因當中有華里沙與共黨交手的內容，華里沙指內容不實，多次阻撓，並警告內容一公開便會訴諸法律。但名單終於出來了，華里沙卻沒有採取行動，令人竊竊私語。 但「尤斯丁名單」也使尤斯丁非常惹火，他原本所服務的報紙，因此把他辭退，他亦曾任波蘭電視台的總裁，現在他寫寫專欄，為一名自由撰稿評論員。 我正努力尋找他的聯絡方法，了解這份名單的來龍去脈。 波蘭雖是第一個國家帶動八九變革，而該國掙脫共產統治、展開第一次民主大選，竟就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可是，在中歐，主要的慶祝集中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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