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10年02月02日

公共知識圈

 

    金融大鱷索羅斯受香港大學之邀在二月三日訪港,並透露要在香港設立「開放社會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分會,這個政治層面背後的深層意義,值得香港政治評論界去討論、探究。

  可惜香港是否存在着一個獨立的公共知識群體,有足夠能力戳破政治表象,看來是一個疑問。 就好像今次大學對索羅斯力捧,令我猜測,這是否由於索羅斯對大學作大筆捐獻,便為他打鑼打鼓?如是者,大學之道,已漸行漸遠,只一味臣服於金主脚下,可悲!

  我們鮮有把香港現象放在一個更宏觀的層次中去看,又或提升到國際層面去解讀,因此過去瑣瑣碎碎的雜音有之,有宏觀洞悉力的評論則少,偶爾看到但未有足夠輿論跟進,結果不了了之,這反映了香港仍未形成公共知識圈。

  例如今次的香港的公民黨與社民連五位立法會議員,進行五區請辭,變相公投爭民主,首先我得申明我對此沒有立場,沒有立場是因為我自問認知不足,因為過去幾個月我都身處外國採訪。不過,從斷斷續續的資訊當中,我好奇為甚麼公民黨當初反對,認為那是個荒謬的行動,但傳聞說他們與某某傳媒大亨私下吃過飯後,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僅支持五區請辭,還派出兩名骨幹參加。

  那傳媒大亨單單代表自己,還是代表他背後的利益群體?飯局中還有甚麼人?漂亮口號背後是否也一樣存在着一個高尚的目的?其實這一切都有待自命為社會守門犬的第四權 —— 傳媒,去解構,以及公共知識圈去分析,讓大眾有個更廣闊的理解。

  不幸的是,香港社會一直異常薄弱,薄弱的媒體、薄弱的公共知識圈,很容易給別的力量騎劫,左左右右也不過是一個銅幣的兩面,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正如一些評論家指出,海地無法發展,不僅是由於經濟受操控,最悲哀的是獨立後大量有理想的愛國志士遭鎮壓殺害,人才凋零,公共知識圈受到沉重打擊,以至消失,在沒有監察抗衡下,貪官污吏橫行,民不聊生。

  從中可看到,一個地方窮可能不是致命問題,失去獨立的知識圈才是悲劇。但我們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充斥着太多左右「買辦」,這包括大學在內。

西元2010年01月19日

災難背後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受星洲日報之邀,到了吉隆玻講坐。第一次與大馬記者同行和讀者交流,心情興奮。經過東歐兩個月艱苦緊拙的行程後,在馬來西亞就好像给人送上了天堂,食好住好,單是獲這樣的招待,已經很感恩了,更何況海地那邊傳來人間慘劇,我那敢收下演講費,遂借花敬佛,代星洲日報全數捐给台灣慈濟吉隆玻分會,還得城邦出版社吉隆玻分社仗義捐出講坐現場賣書收益,以作援助海地之用。
在此,我感激星洲日報、城邦出版社吉隆玻分社、和慈濟吉隆玻分會合力帶動華人關注海地,為災民出力,那怕是微小一分力。照片中左二為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和另一講者梁惠美,慈濟基金會吉隆坡分會代表宋國權接領。
慈濟是我感到敬佩的華人國際救援组織,我能親手代以上機構向他們交上善款,很難忘。我希望有更多人支持慈濟,援助世上受苦受難的人,站在雞蛋那一邊,向剝削者說不。此外,今次大馬之旅令我體會到東南亞華人的熱情,我想,我們兩岸四地 ( 中國大陸、港、台、澳門 )應與東南亞華人多作交流,我認為我們走在一起是可以做點事的。
我作為記者,就海地問題的職責是揭開海地災難的根源。以下只是一篇短文,略述海地情況,有時間再作詳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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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背後
連日來有關海地地震大災難新聞,即使我們如何對這個小國感到陌生,也不能不從心中生出最悲痛之情。全球所有人道組織都出動救援,聯會國和美國更大聲疾呼,不要遺忘海地,呼籲世界與海地站在一起。

在這個時候,英國《衞報》有專欄作者 Peter Hallward 卻有力指出,這些叫世界不要遺忘海地和與這個小國站在一起的西方大國和聯合國,正正是海地悲情背後的元兇,這還包括一些非政府組織,即使他們不是元兇,也是幫兇。如今海地處於大災難,這些元兇和幫兇的呼籲令人感到十分矯情,變得非常虛偽。

Peter Hallward 在他的專欄《我們在海地處境的角色》(Our Role in Hiati's Plight )一針見血地建議我們,如果我們真的關心海地,必須先了解海地悲情的根源。

對,這是很重要的。不然,只要等災難發生後,大家哭哭啼啼,捐款、救援,雖可解燃眉之急,但無助災民重建持久合理的生活。

過去不少天災已告訴世人,天災裏所隱藏的是人禍,從南亞海嘯、新奧爾良風暴到四川大地震,當中我們汲取的是甚麼的教訓?

沒錯,美麗的加勒比海原來也是個天災重重的地區,從地震到風景。在海地地震之前,其實鄰國古巴曾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暴風雨,可是,古巴則能把傷亡減到最低,並且迅速重建,而海地卻不能。

海地人從西班牙和法國相繼殖民以至美國佔領開始,一直爭取擺脫控制,改善貧窮,但亦一直受到打壓。前總統阿里斯蒂德(Aristide)神父欲推動滅貧政策,從外資手中奪回國家資源,卻給美國支援國內反對派發動政變,把一位由大多數窮人支持的民主總统趕出國境。當時聯合國保持沉默,事後才派出維和部隊,但維和部隊的作用竟協助了海地親美叛軍政府打壓當地反叛軍民間力量,間接加強美國在海地的操控,海地人民繼續任由美式新自由主義政策鱼肉,惡債滾存,生活苦不堪言。
至於一些在海地NGO,只淪為美國的打手,令海地無法翻身。一個「窮」字,他們根本沒有能力面對連場的災難。
近日,台灣民間團體呼籲政府無條件解除對海地的債務,並發起聯署行動如下:
此外,全球公民社會反對美國借災難再度企圖軍事佔領海地,以下是連署網址:

從羅馬尼亞到香港

面對新世代,有不少人慨歎他們太物質主義,太個人主義,對社會冷漠。這觀點不僅在香港聽得到,在歐洲以至北美,都有人對年輕人作出這樣的慨歎。
 
  我在上月探訪羅馬尼亞,一抵達便碰上他們的大選日,投票率不足百分之六十。當地友人說,羅馬尼亞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政治愈來愈冷感,對社會愈來愈疏離。
 
  是耶?非耶?
 
  不過,香港卻有年輕人因不滿高鐵興建的政府方案而帶出一場新社會運動,八○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更作苦行,為受高鐵影響的家園控訴政府只顧經濟、不顧倫理。
 
  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我也碰上一群八十後的年輕人,他們七嘴八舌,評論剛結束的大選結果,當中有投票者,也有不投票者。 投票,皆因要行使這一公民權利,即使對候選人如何失望;不投票,是一種對目前政治生態的抗議,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關心社會,他們正準備另成立政治組織,遠離這一代的政客。
 
  在香港立法會門外,香港八十後的年輕人表示要向第二度殖民政治說不,要用自己雙腳行出一條真正之路。
 
  羅馬尼亞兩大政黨 ── 社會民主黨和民主自由黨,其領導層都同屬前共產黨成員。年輕人說,他們對兩黨厭倦極了,兩黨的分歧不在於意識形態,而是在於利益分贓之爭,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令他們心碎了。
 
  最近,香港立法會門外也有年輕人表示香港過去的政治發展令他們心碎,他們要尋回一種自主性。
 
  從羅馬尼亞到香港,誰說年輕人太冷漠?而台灣和澳門也不乏古道熱腸的年輕人。
 
        在羅馬尼亞聽着那些二十來歲,甚至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評論他們國家的政情,竟不乏洞見,比我採訪甚麼專家教授來得一針見血,我心裏暗歎,不要小覷他們年紀小。
 
  香港隨着新興的保育運動和民主運動所冒出一批八十後,也引起很多評論家的注意,對他們作分析,但有些充滿敵意,指他們貪玩,甚麼都反,破壞社會的秩序與安寧云云。
 
        離經叛道的年輕人一定是破壞分子?
 
  為甚麼我們不換另一角度去看,香港是否一直太保守?其實「保守」一詞還不足以形容香港過去的真實狀態,這應該是深刻的殖民教育牢牢困着我們的腦袋,令我們變得單向。
 
  一位我認識的羅馬尼亞年輕會計師阿麗山杜, 她把羅國目前的經濟危機歸咎於政客的無能,一談起現任總統伯塞斯庫就更動氣了。她說,伯塞斯庫沒有政績,今次大選最後竟以百分之零點六八險勝,這主要是由於海外羅國人的選票,突然在最後一刻大量轉投給他,買票傳言四起。
 
  可是,另一位候選人——社會民主黨喬安納,也不是甚麼好東西。阿麗山杜說,她把選票給了喬安納,只不過是由於沒有其他選擇。她無奈表示,民主帶來自由,但自由卻沒有選擇,不是很諷刺嗎?
 
  無論是伯塞斯庫或是喬安納,他們都是舊時代的產生,他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上,都擺脫不了過去的影子。阿麗山杜認為只有舊時代的一代人物過去了,新一代人物能夠上台,羅馬尼亞才能有真正的轉變和希望。
 
  如果說香港特區政府興建高鐵方案是大白象,那麼充斥着我們社會的政治人物,有不少是大笨象,大笨象不走,社會無法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