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巴勒斯坦抗爭組織 (西方指恐怖組織 )在最近民主選舉中大勝，舉世震驚，我認為，世人震驚，乃由於國際傳媒對巴人真實處境報道不詳，致使世人對巴勒斯坦了解不多。當我整理去年在以巴地區的日記，發覺有幾篇可以搬上這園地，與大家分享，或許從中可以體會巴人的心情。


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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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蒲公英，我就想起櫻花，同樣美麗，也同樣短暫、脆弱。

　　前一天會見知名巴勒斯坦詩人達維殊（M.Darwish），他說，最近寫了一首新詩，詩名是：《As Almond Flower》，我不大清楚 Almond Flower 是甚麼意思，如要直接繙譯，可叫杏仁花。但，我從未聽過杏仁花，詩人解釋，它是白色的，嬌小的，一如櫻花，開花時間只有短短數天，便如風飄逝。可是，我仍然不知道 Almond Flower，如讀者知道中文名稱，請不妨告訴我。在此，我只聯想到蒲公英、櫻花，又或曇花，它們面對同樣的命運。

　　詩人慣於黑色幽默，指 Almond Flower可用作巴勒斯坦人的國歌、國花，我笑不出來，他則表示對這個地區的前景愈來愈悲觀。

　　上周末，以色列總理沙朗在加沙炸死了哈瑪斯六個領袖，表示這又是一場報復行動。不過，最近發生在特拉維夫附近的自殺式炸彈襲擊，乃是伊斯蘭聖戰組織所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想懲治該組織，還有哈瑪斯。

　　在加沙的哈瑪斯總部，未能維持最大的忍耐，便急不及待向當地殖民區發炮，他們欲表示，他們比巴人自治政府更有權力，巴人自治政府正要向他們還手出擊，取回加沙控制權的那一刻，沙朗卻介入，他這個報復行動，同時也打擊了巴人自治政府自行打擊巴人之間的恐怖活動，因為，他想向世界證明，巴人新領袖阿巴斯軟弱無能。

　　詩人搖頭，哈瑪斯等組織，一如沙朗，一手破壞巴人的希望。巴人的希望，他的希望，一如 Almond Flower，短暫而脆弱。


難以承接的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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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巴勒斯坦詩人達維殊談起中東的情況，特別是他民族的命運，他用Almond Flower 來形容之，但他其後補充說，Almond Flower 太輕，在這地區，生命也太脆弱，當他嘗試用語言去表達，一表達，真實亦像 Almond Flower，隨風消逝。真實，脆弱得難以用語言來呈現。

　　我坐在耶路撒冷舊城的樓台上，望太陽在金光閃閃的清真寺背後慢慢往下沉，頃間，天空一片深藍，即使閃閃的金光，也變得輕弱無力，無力再發光芒，金光下的哭牆哭聲依舊，猶太人的命運，巴人的命運，外來者如我，或者，真的很容易困於語言的表述中。

　　我只能在樓台上作一個旁觀者，聽遠處的鐘聲，當一揮筆，我就感到語塞，感到文字之艱難。

　　一小時的車程，從耶路撒冷到安曼，白色與橙色的皇冠牌出租車依然停泊在市中心的街角處，這是巴格達的出租車，如今空空蕩蕩，司機拿一根煙，眼神呆滯，凝望遠方，等待不可能的客人。

　　一位美麗的金髮女郎，竟然告訴我，她剛從巴格達逃命而來，有幸仍然生存，但仍留在巴格達的家人，卻沒有她的運氣。她不斷強調：「不要到我們的國家去，我們的國家，一早已經消失了……」

　　伊拉克不再存在，伊拉克人不再存在，你一走上街頭，要準備隨時消失，就像 Almond Flower。金髮女郎一張開口，你即要明白，她沒有更多說話要講了，一切，難以承接。


監獄、家園、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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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園是甚麼？是一個人最後的安心之所？但，巴勒斯坦詩人達維殊說，他身在家園，卻在流亡，家園，仿似一個大監獄。

　　我好奇問他，為甚麼不走？可以到巴黎、羅馬、馬德里，就好像捷克作家昆德拉、敘利亞詩人 Adonis，甚至是我們的中國朦朧詩人楊煉，很多、很多，生活在受壓環境下的文學家，他們所選擇的就是離開。

　　達維殊大笑，反問：一走了之？在外流亡？他每年夏天都會在巴黎度過一段時間，在那裏打開報紙閱讀家園的消息、閱讀衝突、閱讀圍困與佔領，他的流亡感更重，疏離得無法自拔，心也不知在哪裏放下。

　　在家園，他一樣流亡，在隔離牆的重重圍困下，在軍人持槍把守的檢查站上，每個夜晚，居民得要準備隨時受到搜查，有家庭成員給帶走，然後，消失於某一個角落裏。

　　「你可知道？在自己家園流亡的感覺，很超現實，但監獄卻是實實在在，我們喪失活動的自由。現在，我愈感悲觀，這是一個無期徒刑，我只能靠詩來尋找心靈的出口。」

　　出口？我只看到一堵堵很高很高的隔離牆，出口有一個大閘，可以被隨時關上，一關上，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別了，我的旅程還有終結的時候，他們，卻仍走在漫漫鬥爭的旅途上。眼前是一片日落餘暉的景象，我走進淡淡的黃昏，無奈揮一揮手，向他們，送上我最深情的祝福。

　　從以巴地區返回香港，對這一個家園，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光與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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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東城有一個華人基督教教會，距離舊城大馬士革城門不遠，走路只消十分鐘。不過，在這裏，即使是一條街之隔，也可以是兩個世界。

　　雖謂東城以阿拉伯人為主，西城以猶太人為主，但東邊亦有兩個民族混雜的好地區，而大馬士革城門一帶卻是百分百阿拉伯的地方，這個地方有一個特色 —— 就是骯髒、嘈吵、複雜。

　　因此，上述的華人基督教教會，雖身在東城，可是有不少教友也不敢走到大馬士革去，他們認為那裏是九反之地、危險地帶。

　　上星期五晚，我專程參加這教會的聚會，跟所認識的中國工人打個招呼。其實，與會者大部分為中國勞工，他們當中有教友，也有放假沒事幹才來湊湊熱鬧。當晚主持的牧師湊巧剛從香港到來，原來他是香港某一聖地團的領團牧師，到此一遊，順道在這教會客串一下。

　　該牧師告訴我，香港聖地團又開始活躍了，除了他所帶的一團外，還陸續會有團來，其中一團更有二百多人。

　　與我一起工作的基督徒攝影師，也曾跟過教會來聖地，不過，他說他們從來不敢到大馬士革城門去，只在西城另一個大門 Jaffa Gate 進入舊城，目的是買些紀念品。

　　事實上，近年這些聖地團連伯利恒也不敢前往，他們相信，所有巴人地區都是生人勿近。曾走過西岸的人會明白到，事實剛好相反，只要你交出一點關注，黑暗中可見光明，那裏正需要你的光與鹽。

　　或者，我也期望太高了，聖地團只不過是到此一遊的旅行團而已。


反恐怖燭光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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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四，倫敦大爆炸一星期悼念。在這悼念日子前兩天，不幸地在以色列一個城市，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以為是處於和平喘息的時候，怎料連串的爆炸，爆出了十萬個為甚麼？

　　在悼念的當天，全球拿燭光，默哀這個世界變得愈來愈難以理喻，愈來愈殘酷。

　　在巴人自治政府總部拉姆安拉，也有一場大規模的反恐怖燭光集會，點點粼光，與會者在晃動的光影下，格外悲情。晚上，拉姆安拉比日間涼快，並且有陣陣微風。只可惜，微風捲起街頭上的垃圾，垃圾飛舞，吹到路人的腳前，發出陣陣的惡臭，也夠大殺風景。想到這個山城好歹也是聖母瑪利亞曾經帶耶穌歇息的地方，現在到處是骯髒景象，真是不堪回首。

　　持燭光的悼念者繼續默哀，垃圾繼續吹呀吹，這個地區的居民，對恐怖主義有特別深刻的體會。

　　拉姆安拉現在相對平靜，但從拉姆安拉往北上，有納布盧斯和杰寧兩個令人十分頭痛的西岸城鎮，杰寧更被視為西岸的「恐怖中心」，那裏的居民卻立刻糾正指出不是恐怖中心，而是抵抗中心。

　　在杰寧的政治組織，三分天下，主要勢力來自哈瑪斯、伊斯蘭聖戰組織和法塔赫，不少人肉炸彈都是來自這個城鎮，特別是杰寧的難民營。如果杰寧是恐怖中心╱抵抗中心，那麼，杰寧難民營就是恐怖中心╱抵抗中心的中心，如要研究此一地區的恐怖主義，可以由杰寧開始。

　　理性一點思考，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恐怖主義亦然。不追溯病源，如何對症下藥？



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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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城耶路撒冷近幾天的氣溫不斷上升，有四十度，雖然是低於巴格達五十多度的高溫，但太陽同樣猛烈，容易把皮膚灼傷。

　　原本，到了晚上便會涼快了；可是，這一兩天，風好像失蹤了似的，日間的餘溫從四周蒸發出來，一股乾熱，把旅館的客人全逼出來。我們走上天台，坐在那裏，談天說地。

　　一位來自田納西州的美國人，加入我們的隊伍，我第一次在旅館見到他，他卻表示已在這裏住上了十五個月。我問他，來工作嗎？他即告訴我，他是來工作，但不是為人工作，而是為神工作，又說他是先知，見過異象，他自覺有責任前來聖地，完成神在這裏的工作。

　　聖地多怪人，我已見怪不怪。今年年初，亦碰過一個英國人，他專門跑到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祈禱，已有多年。

　　我打趣問那位自稱先知的美國人，人類最後的戰爭何時上演，好等我有打算。

　　他跟廢話連篇，指布殊正在協助神實踐《聖經》啟示錄的預言，這樣那樣，但看他不似精神有問題，好歹也是位專業人士。在美國，我也遇上過這類人，這類人似乎愈來愈多，難道真的應驗了《聖經》的預言—在末世，假先知將會多起來？

　　基督徒攝影師一再質疑我，介紹這裏的和平工作有用嗎？

　　我真的受不了這種質疑，他們只懂坐指指點點，從不起來行動，從他們身上，我想起《聖經》的一番話，大意這樣：你們整天在呼喊，神啊！神啊！但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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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的夏天，炎熱而乾燥，燙辣辣的太陽，令到我的採訪工作也特別困難。幸好，該地區屬沙漠氣候，一到晚上，氣溫急降，猶如香港的初冬。

　　白天，特別是西岸城鎮，沙塵滾滾，很不好受，頭髮乾得豎起，嘴唇也出現裂紋，多謝李韡玲老師，拿她的茶花籽油，我突然想起家來。

　　在這裏，人特別珍惜家園。巴人沒有國，家亦不成家，對家的渴望，對家的夢想，化成一幅幅的畫像，出現在隔離牆上，顯得特別諷刺。

　　今次的心情，比上次來得更沉重，可能今次再臨，大部分隔離牆已建好。別離前夕，我得要與他們在隔離牆內吻別、擁抱，這一刻，要說一聲再見，非常非常困難。

　　以色列朋友從殖民區的公路趕過來，跨越不了那一道「安全籓籬」，一圈又一圈的鐵絲網，她的手穿過鐵絲網，伸向另一邊，與給鐵絲網重重圍困的一名巴人婦女握手，然後隔鐵絲網，吻別。

　　攝影師沒有拍下這個鏡頭，我一早說過，香港的基督徒關心景多於人。令我最難過的，是我沒有找來適合的人，好好把這一刻拍下，把他們留在鏡頭裏，我辜負了他們。

　　帶既沉重又歉疚的心，又回到家裏來。

民主吸納激進主義？　　　　　張翠容


踏入二○○六年，除了拉丁美洲以民主選舉帶出紅色變天外，中東多國亦透過一人一票選出令國際觸目的結果──伊斯蘭激進組織紛紛進入議會參與主流統治。這不禁使人好奇：民主可令激進主義變得溫和？還是激進主義令民主變得激進？

從二○○五年到二○○六年，中東經歷了多次重要的選舉：黎巴嫩、埃及大選、伊拉克大選，以及剛於本月二十五日結束的巴勒斯坦國會選舉。

在連場的選舉中，被西方視為激進組織甚至「恐怖組織」的真主黨、穆斯林兄弟會、哈瑪斯，竟然透過投票箱展示了驚人的力量，令西方震驚之餘，不得不重新審視中東民主的發展和方向。

真主黨可算是較早參與現代議會政治的伊斯蘭主義組織，它成立於一九八二年，是一股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時所引發的抗爭力量，一直盤據於與以色列接壤的黎巴嫩南部，擁有自己的武裝隊伍，背後有敘利亞和伊朗撐腰，乃是美國和以色列的心腹大患。

不過，隨著黎巴嫩民主體制的建立，真主黨不但是一個政治宗教的抵抗組織，同時也是一個政黨。可是，他們一手拿選票，一手卻仍拿著武器，未有因參與民主遊戲而解除武裝，致使黎巴嫩出現一個奇特的景象，就是三種武裝勢力並存：國家的、真主黨的和敘利亞軍隊（未撤出前）。

美國以為把敘利亞踢出黎巴嫩，就可打擊真主黨，怎知在去年五月大選中，真主黨竟然比原來的十二個國會議席增多至二十三個議席。

這除了反映出黎巴嫩社會內部斷層外，選民亦用選票告訴世界：南部領土一天受到威脅，真主黨仍大有市場。

至於埃及這個阿拉伯地區的大阿哥，所面對的情況更是戲劇化。總統穆巴拉克原所以為配合美國在中東推動民主的政策，不得以於去年底有限度開放選舉，並暗中扶植世俗政黨上台，怎知他們卻給穆斯林兄弟會打個落花流水，令穆巴拉克大失所望之餘，卻又要應付穆斯林兄弟會這個死敵乘勢而起。

穆斯林兄弟會是伊斯蘭世界一個歷史最早的現代伊斯蘭主義組織，曾與埃及建國之父納賽爾並肩打江山，其後與埃及世俗政權分道揚鑣，甚至勢不兩立，並走向激進，曾涉入多宗暗殺及恐怖爆炸事件，兄弟會遂給定性為非法組織，只能從事宗教活動，不可參政。在敘利亞，加入兄弟會更會被判死刑。

一直被禁涉足政壇的兄弟會，想不到在選舉稍一開放，即能在有限政治自由下迅速擴展力量，大受選民歡迎，令到穆巴拉克政府慌忙以暴力手段打壓，阻嚇支持兄弟會的選民走進投票站，上演了一幕被西方視為醜陋的選舉。但兄弟會仍大獲勝利，取得了百分之二十國會議席，成為最大的反對黨。《國際先鋒論壇報》形容兄弟會是「唯一站得住腳的政黨」，這對埃及政治不無諷刺。

人們不禁要問，中東世俗力量是否已慢慢被宗教力量所取代？那麼，美國欲以民主改造中東的如意算盤，是否愈打愈亂？

就以伊拉克為例，這是美國改造中東的前線國，但美國用槍桿子所打造出來的民主，卻反之成為伊斯蘭什葉派復興運動的突破。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伊拉克舉行真正議會大選，由美國扶植的阿拉維派系，選票比前減半，而戰前由美國一手捧紅的查拉比卻連一個議席也拿不到。

這批親西方的世俗什葉派光芒在大選中竟然給宗教什葉派所掩蓋。《華盛頓郵報》指出：伊拉克首次啟動民主列車，世俗性和非教派政黨卻成為最大的輸家。英國《獨立報》更形容選舉標示了英美在統一伊拉克土地上建立親西方民主的希望最終沉船。

伊拉克出乎意表的選舉結果，將會令伊拉克繼續動盪不安，美國如何從伊拉克抽離更形困難。

中東的宗教勢力透過民主制度奪取權力，使得今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巴勒斯坦議會選舉更惹人注目。令美國和以色列咬牙切齒的哈瑪斯，在月前的地方和市政選舉中已不斷報捷，這讓他們在議會選舉形勢大好。
面對此一情況，各方企圖為哈瑪斯參政設下條件，包括解除武裝、接受和平路線圖、承認以色列等等，有關方面又以不段拖延選舉日期來減低哈瑪斯的衝擊力。最近，美國和歐盟分別宣布：若哈瑪斯主導國會，他們會考慮遞減甚至切斷對巴人的經濟援助。

在威迫與利誘之下，巴人自由行使其民主的權力無可避免受到影響。而在議會選舉前夕，西方對巴解組織又突然做出大量經援，變相資助世俗力量的巴解購買選票，只可惜巴解主要勢力法塔赫不濟事，內部分裂成溫和的元老派和激進的少壯派，未能團結一致對抗強勢政敵哈瑪斯。

政治伊斯蘭宗教力量橫掃中東地區，這是否要拜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所賜？戰爭與占領帶來嚴重的經濟破壞，中產階層和教育精英受到打擊，民主骨幹的公民社會無法健康成長，激發激進思想，而民主進程能否吸納激進組織透過和平手段表達政治訴求，或倒過來挾持民主以完成他們的激進議程？而美國在中東的"民主決心"亦受到嚴峻考驗，是輸打嬴要？還是尊重當地民意？中東地區，始終是變幻莫測。

孫國棟老師寄來他剛出版的《生活與思想》，我一口氣把這書讀完，讀得內心翻騰。

　　之前在此我曾提過孫老師，他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文學院前院長及前歷史系系主任，兼新亞研究所前所長，大半生與新亞結緣。

　　在那一篇文章結尾，我略提到孫老師近年多波折，卻難得仍活出了他的老師錢穆一句「困乏我多情」，未有詳談波折何在。

　　隨千禧年的來臨，孫老師也踏入了他的八十高齡，本以為安享晚年之際，料不到人生難測，與孫老師最投緣的大女兒，竟然在香港與她丈夫同遭傭人殺害，此新聞曾在港轟動一時。

　　原來，在這慘劇發生之時，孫老師正為老伴受血癌折磨而心煩意亂，如今老伴已去，他又獨自回到新亞校園，手持拐扙，蹣跚地一步、一步，走到「天人合一」（位於山坡的新亞地標）的盡處，遙望茫茫一片的吐露港海域，可會有終於「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之慨歎？

　　發生於晚年的雙重打擊，卻沒有消磨老人家的意志，一見我，仍然大談生命的盛放，這豈能不是我等晚輩好好學習的對象？

　　孫老師去年整理他於五十年代在雜誌刊登「寄時代青年」的信札，重新結集成書，名《寄時代青年︰生活與思想》，由新亞書院出版。

　　一本薄薄的小書，盛載的是一位智者在一個時代，向年輕人分享人生的永恒省思。

　　五十年代是動蕩的歲月，人類剛從殘酷的二戰站起來，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陷於「大躍進」的迷思，香港仍未脫「漁村」的本色，卻處於濃濃的殖民氛圍。孫老師當時正值壯年，大有我心浩瀚連於國事與天下事之間，揮筆與學生╱年輕人來一場「生活與思想」的對話。如今時代雖然不同，但，我們仍然面對「人」這一永恒問題，仍然聽到孫老師的吶喊！

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在很多很多年前，我看過這麼兩句說話，卻開始思索了，為甚麼上帝要取笑會思索的子民？

　　慢慢地，由此我想到一個有關巴別塔的故事。在《聖經˙創世紀》的記載裏這樣寫︰「在人類的早期，天下人的口音、語言都是一樣。他們在示拿地看見了一片平原，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

　　文中所指的城和塔，就是巴別塔和它所坐落的城。人類要建造巴別塔，不是普通的塔，而是可以通往天上的。

　　對這座塔，後人有很多想像，有很多詮釋，為甚麼上帝要阻止這塔的建成？是否恐懼人類有直達天庭的本領？如果想深一層，必須反問，人當初建塔的目的，是否出於以為自己可以當上帝的狂妄？

　　人類的大家庭的確從此互相分隔，雞同鴨講，紛爭連連，但全球化讓我們打破藩籬，又走在一起了。逐漸地，我們夢想世界大同，以為可以用一種意識形態整合世界，前蘇聯這樣想，當今美國的新保守勢力也這樣想。

　　不過，現在更漂亮的追求就是民主與自由，在這個眩目的口號下，即使是人類希望所在，美國也不惜大開殺戒。烏托邦式的追求，最後總是那麼殘酷，難怪上帝要發笑了。

香港各大書店都有自己的暢銷書榜，每個月，這個書榜總會給一些愛情小說和工具書籍霸佔，這反映香港閱讀群的口味，這口味與我們生活意識形態和節奏有密切關係。

　　我們無法期望香港書榜上的書種會與歐洲書榜有重疊，香港急速的社會步伐，容不下要慢慢細讀的書本，但歐洲就可以。歐洲的環境賦予讀者更大的空間，去品味文字的美，咀嚼文字的智慧，他們不需要花巧的封面，最重要是內容。

　　但，香港則不一樣，哄動的書名，鮮艷的封面，出版界經常強調：一定要搶眼，最好不少於二十呎之內便能吸引讀者的目光。

　　我們需要濃的味道，歐洲人追求的是清淡。

　　我看過一本英國書，它的封面清雅得猶如白開水，一大片白，在書腳邊才出現一群看不清楚的人群，他們看似從遠方走過來，一個個晃動的黑影，卻反而令我產生無限的想像，撩動我極大的好奇心。

　　反之，那些大紅大綠的封面，我還未來得及細看書名，已嚇得退避三舍。

　　但，香港的出版人仍然認為奪目的顏色是銷書的不二法則。

　　內地反而與歐洲很接近，他們愈來愈懂得在清淡設計中帶來一種吸引讀者心靈的效果。

　　《書城》在結業前曾做過一個書榜，先不討論書名和內容，單看封面設計已讓人（至少我）賞心悅目，再看書名，它真的不會是香港的書榜。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歷史的壞脾氣》、《故人、故鄉、故事》、《旁觀者——管理大師德魯克回憶錄》、《施米特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從書榜開始，或者，我們可以了解一個社會的追求與夢想。

香港代表鍾建民成功徒步走到南極最南端，並興奮展示香港區旗，我們作為香港人，也因他感到驕傲。

　　認識鍾建民，乃由於一次傰苭x灣攀山專家高銘和到香港大學為通識教育講一堂課，高銘和帶來了鍾建民一同參與分享，那一次，學生聽得非常投入，不時鼓掌為講者打氣，他們好奇如何透過探險廣闊人生！

　　我一直很佩服高銘和，他有一個很清晰的理想，就是要站在高的山上，在山體驗人的存在，然後將之記錄下來。他目前正進行一個大計劃，叫「中國百岳」，他要跑遍中國一百座名山，不但到山，還在山區一帶記錄風土人情。

　　今年 —— 二○○六年，是高銘和成功攀登珠穆朗瑪十周年紀念。一九九六年，他與世界各地十名專家攀上珠穆朗瑪，只可惜，他們下山時遇上大風雪，國際頂尖兒攀山專家全葬於白雪裏，惟獨高銘和生還，後來寫成《九死一生》。

　　他如何在喜瑪拉雅山上度過人生最險峻的一晚？當晚，他所認識的專家朋友一個又一個倒在他旁邊死去。

　　熬了一個晚上，他才獲救重回加德滿都，但他手腳已凍傷，必須立刻飛往阿拉斯加動手術，切除手指、腳指，甚至鼻子。

　　自此，他進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面對四肢殘缺之餘，又失去妻子與工作。不過，他很快又站起來，腦海中又有新主意，那就是「中國百岳」。

　　他的大半生與山為伍，亦與探險結緣，可能就是那一種探險精神和鍛練，令他可以忍受和克服困難。

　　香港年輕一代比較脆弱，我建議他們多行山鍛練意志，同時從冒險當中發掘人生的真義。我亦是透過攀山的耐力，展開了我的人生採訪路。

　　每天，我們閱報，大量接收文字的信息，就好像我們說話，說甚麼、怎樣說、如何修辭，帶出來的意思，可以跟事實完全不同。

　　活在資訊氾濫的年代，只要傳媒認為有新聞價值，報道便會猶如排山倒海，把我們壓得透不過氣來。

　　如果是真實還好，但如果是謊言，則只要講得多、聽得多，便會成為真理。

　　最近，秘魯政府有一宗很特別的官司，他們指控耶魯大學在一百年前借走五千多件印加文物，怎知一借無還，遂要求耶魯迅速物歸原主，耶魯卻拒絕歸還物件，更指他們沒有「借」這回事，只是一直「保管」人類文化遺產。

　　「保管」—— 真好聽啊！這令我想到奧圖曼帝國結束在阿拉伯地區管治後，英、法兩國旋即介入，分別佔領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那個時候，他們不稱殖民，而稱「託管」，因此，上述地方由殖民地變成「託管地」。

　　本來是借了人家的東西，後來說成是保管，言下之意，對方其實要說多謝才是。就好像明明是侵略、佔領，倒過頭來竟然指是託管，你沒有能力管治自己，那就讓我來幫助你管理，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在一月四日的《紐約時報》，大名鼎鼎外交記者弗里曼（Thomas Friedman）有一篇鴻文叫《社會不安危機》（Social Insecurity Crisis），大談世界動盪不安，幸好有美國提供穩定良方。整篇文章充滿文字的迷惑，如功力不夠，便會很快墮入陷阱而不自知。

　　近日，香港報章國際版大肆報道沙朗消息，有一大報指沙朗「其大刀闊斧作風贏得 『推土機』稱號」，推土機原本是貶詞，落在傳媒手中，竟又變成美譽，語言╱文字的詭秘，正正如此。

有時，真很怕一些久居一隅的朋友來港後，即神經兮兮地捕風捉影，認為香港已隨回歸赤化，遂努力尋找「赤化」的罪證。

　　近日，由於天氣變暖，洋紫荊也提早開花。元旦日，我和美國來的朋友路經香港一處，美麗的洋紫荊在太陽底下盛放，我讚歎說︰這就是我們的市花 —— 洋紫荊，多漂亮！朋友隨即反問，回歸後洋紫荊不是已改名紫荊花嗎？中國共產黨怎會容得下一個「洋」字，還說「洋紫荊」，是多麼政治不正確呢！

　　他還似是而非地指出，香港傳媒已全部自律，看，香港沒有一份報刊追蹤訪問楊振寧現任年輕太太的前夫，這就是因為楊與內地關係密切，大家不敢觸怒楊振寧。

　　未幾，相約的另一位朋友出現，他貪玩地穿了一件哲古華拉Ｔ恤，即給美國來的友人嘲諷為盲目崇拜極左偶像，這是否要配合共產黨在港的統治?!

　　我拿這位友人沒辦法，他的認知與現實明顯有一段距離，我們不但仍有洋紫荊，還有皇后大道中、維多利亞女皇像，傳媒仍苦苦糾纏新聞人物的私生活，只不過對楊振寧這位老頭沒興趣，老實說，有多少香港年輕人認識楊老？

　　至於哲古華拉，他又復活了，在南美洲的安迪斯山脈國家，選出一個又一個擁社會主義的總統。上月底，玻利維亞新總統 Evo Morales 站在高山上多謝選民對他的支持，群眾大呼 Evo！Evo！他們期望這首位印第安族人民總統為國家重新分配資源。

　　這個世界，沒有一種制度是八達通的，我們擁抱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不要奇怪人家為甚麼還追求社會主義，更不應肆意妖魔化某一地方、某一民族。安迪斯山脈上的革命，讓我們驚覺世界仍是多元化的。

　《十八樓Ｃ座》深入民心，再加上《七十二家房客》，一幅香港草根階層的七嘴八舌、痛批時弊、盡顯民間智慧圖。

　　香港一上荂A便是另一個世界，特別是舊式樓宇，還要是沒有電梯那一種，狹長的階梯，黑黑沉沉，蜿蜒地往上伸展，轉角處可能還會有一堆一堆的垃圾，發出酸臭的味道，行走時得要步步為營，甚至摸黑而走。

　　如果是商住兩用的，兩旁牆壁更會貼上形形式式的廣告、海報、招牌，一張張宣傳卡片、單張散滿地上。

　　在狹隘侷促的環境裏，大家卻似乎要創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天地。沒有了十八樓Ｃ座、沒有了七十二家房客，換來的是書香撲鼻的書室，又或是濃濃茶香、咖啡香的港式紫藤蘆。地方是小了一點，但，那仍總算是充滿香港特色的公共空間啊！

　　之前我提過有一間位於旺角的上樓咖啡室「唐三樓」，老闆為人權活躍分子，在這個小小的咖啡室，你會看到很多擺放在角位的人權資訊，咖啡室也開放給任何人士辦畫展、搞沙龍。

　　在台北，我努力向台灣朋友講述我們香港不全是文化沙漠。不過，你要懂得找對地方。一位剛從香港回台北的年輕學生，他就很高興附和我，他在香港參加完抗議世貿壟斷活動。在港期間，他認識了「八樓」。

　　「八樓」？連我也不太清楚。他告訴我，「八樓」是一個概念，這是一個讓想認識社運的朋友能更廣泛地了解社會運動的地方。

　　沒有固定的組織，也沒有固定的聚會，大家有時間就可以走上這層八樓，聊呀聊，就聊出活動來。

　　原來，這層八樓源自十年前一次反「天台屋遷拆」事件，諸多社會力量合租了八樓，掛上一個招牌，叫「社會運動資源中心」。

　　香港的樓上風光，需要慢慢發掘。

　 　多謝李碧心的提醒，人要謙卑，這將是我○六年的座右銘。就是因為不太謙卑，○五年經常與人發生摩擦，兩敗俱傷，而○五年也在吵吵鬧鬧中過去了。

　　○五年最後幾天在台北度過，今次沒有與同業談論甚麼世界大問題，也沒有參與甚麼偉大的研討會，而是老老實實地去慰問一位在困惑中的朋友，一位身患頑疾的老朋友，我們坐在他書舍的階梯上，抒發對人生的感受。

　　他的書舍位於市中心一條清靜的小巷裏，那一帶還殘存一些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日式房子，如果不走出去大街，流連在這些小巷，還以為身處農舍，對面房子的爬藤，隨時會爬到你那裏來，有幾戶人家更飼養了天亮叫啼的公雞。

　　台北，就是有這個可貴的特色。

　　友人把祖屋變成書舍，以及藝術創作之地，過去有不少台灣文化人來過這裏，高談闊論。這裏，的確留下過很多人的夢想。

　　當年劉賓雁訪問台北，台灣作家陳映真便曾邀請劉來這間書舍，與三兩知己交流對國家民族的期盼。

　　前塵往事，如今劉賓雁不在，聽聞陳映真前一陣子動過心臟手術，情況大不如前，在手術結束後醒來的那一刻，他遠望窗外景致，發出天問，竟然禱告懺悔起來，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到最後尋找與宇宙之間的聯繫，寫成感人至深的《父親》。

　　現在，書舍主人亦在面對人生生死。從好的一面看，生死關口，令我們回顧與檢討自己的一生，驀然回首，原來我是這麼的一個人！拿出謙卑的心，可讓我們看得更多，然後，我們懂得懺悔。曾經給我傷害過的朋友，就請原諒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