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春節假期結束，不少中國民工陸陸續續返回工作崗位，遙望家鄉，他們要等明年春節才再能重聚天倫。

對香港人而言，我們或許只會想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並驚嘆內地急速的工商業發展。

但，原來，內地十三億人口中，農村人口仍然佔去了九億，在這九億人民當中，有一點五億跑到其他大城市，當起民工來。還有那些離鄉別井、走得更遠的農民，散佈於世界各個角落，他們的命運，無人過問。

先說內地民工。據統計，這一點五億民工帶回給家鄉的工錢共有八百億美元，讓家人的生活質素得以提高。

每逢春節，各大主要城市的火車站便擠滿了手攜一大堆行李的民工，密密麻麻，你推我撞，活像《出埃及記》的大遷徙場面，每一位民工歸家心切，盡把一年的辛勞，化成一台台的電視機、錄影機、收音機、電飯煲、棉被，還有城市特色的食物……

最重要的，就是現鈔，如足夠用來蓋房子的話，便是一家的光榮。現在，即使最貧瘠的農村，也可見到大興土木的工程。

那些推土機，翻出了民工的多少血汗淚水，那一棟棟的新房子，盛載了民工與家人多少的夢想與憧憬，即使小兒子久未見爸爸，認不出來，只會叫一聲叔叔，雖然心一酸，但可見兒子穿起新衣裳，仍是覺得民工生涯還是要繼續。因為，中國農村的收入已不斷在減少，種子和肥料的成本在增加，而補貼也在縮減，往外發展已是一條不歸路。

他們愈行愈遠，飄到天涯海角，甚至不惜到高危地區如以色列、伊拉克。家人站在偏遠的農村，問君歸期卻未有期，有些到頭來更客死異鄉，就好像我在以色列認識的王大哥，春節前，他的遺體給隨便扔到北京機場，機場值班人員還兇神惡殺，催促家屬趕快收屍，一場春夢從此了無痕迹。

一切不曾發生
直至它被描述

最近，因丹麥一系列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寧默德的漫畫，引發伊斯蘭世界的大規模抗議，人們連忙以伊斯蘭文明對抗西方文明的角度來看待事件。

衝突每天都在上演，但，不同的文明必然會產生衝突嗎？我在 《 中東現場 》 一書中，以和平運動作為最後的一章，就是要向讀者展示，衝突不是中東唯一的結局。

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走到中東地區，築起一幅動人的和平之牆，要向發動戰爭者說不，他們要指出一條出路——公民社會。透過國際民間社會之間的團結與努力，不同文明與民族之間，是有能力以合作、共存代替對抗。

朋友經常問我，為甚麼我採訪過後的地方總會有大事情發生？例如 1999 年的東帝汶，我去報道獨立公投時還平平靜靜，快要結束流程時則來了一場印尼民兵屠城記，成為哄動一時的國際頭條；又如 2001 年 8 月到阿富汗報道塔利班政權下的人民生活，第二個月竟發生 「911」，阿富汗成為美國反恐戰的第一擊。

到了今次，我的第三本書 《 中東現場 》 剛出版，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透過民主選舉上台，成為執政黨，國際社會譁然。在我這本新書裡，有一章節便是剖析哈瑪斯的崛起與發展，並訪問該組織頭號政治領袖札哈爾醫生。

有同業說我走運，我對此評價感到十分奇怪。這是否意味着人家的悲劇正好給記者一顯身手的成名機會？又或我總是 「幸運」 地與人間慘劇碰個正着？即使不算甚麼慘劇，也剛好處於衝突的漩渦中，掌握新聞的風眼。

我自問，我 「幸運」 嗎？如果我也這樣想的話，那便和浮士德出賣靈魂沒有分別。

面對翻雲覆雨的是非之地，我慢慢明白到，個人的榮辱和天真的浪漫吞噬了多少記者的真正任務。我在 《 中東現場 》 一開始的自序中這樣寫道，記者的書寫，很容易流於「甚麼的烽火熱線、甚麼的生死日記，反而阻擋了我們的視線、封閉了我們的心靈、窒息了我們的思考。」（第2頁）

我贊同英國 《 獨立報 》 記者羅伯. 菲斯卡 （Robert Fisk） 所言，記者，有時就好像醫生，醫生站到手術枱旁，要為病人動手術時，那一刻，他應該想到的是甚麼？完完全全是病人的病情。他一下刀，必須是冷靜及精確的一刀，而其所揭示的，就是更清晰的病情真相。

對，記者那枝筆、那部相機亦如是。當一下筆，或按下快門的那一剎間，隱藏的事實便理應呈現出來。

「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
——Virginia Woolf

老實說，我沒有靠着運氣，也不是誤打誤撞。最後發生在我們眼前的新聞，根本早已在那裡存在，等待記者去發掘，去解剖。

舉個例子，哈瑪斯的上台，不是一次偶然，但，大家感到意外，乃是由於傳媒的失職。過去，我們一直所閱讀到的以巴衝突，就只停留於恐怖分子與人肉炸彈。

我作為一名記者，同時也是讀者，總渴望能窺探新聞故事背後的故事。可是，在一言堂的記述，弱勢的一群總是無法表述自己，那得要靠記者親訪現場，並且忠實地作出記錄。

我曾兩次走進哈瑪斯的世界——加沙走廊，在 《 中東現場 》裡，我對加沙的小孩有過這樣的描述：「一位看來九歲大的小孩踢了我一下，他怒目而視，用力強搶我的背包，他可能不是想拿走我的背包，只是想宣洩心中的憤怒……

這裡的小孩與西岸相較，來得特別暴戾，我的繙譯賈巴爾 （Zaber） 為他開脫說，他的家國被毀、哥哥 『殉道』、爸爸失業，而天上不時盤旋的 F-16 戰機，把他僅餘的童真拿走了。不要以為他九歲，他已經 十三歲了，因以軍的封鎖政策而造成長期物資短缺，加沙的小孩嚴重營養不良。他拿起一塊石頭，跟着他後面的小孩也拿起一塊石頭。在這塊石頭上，刻劃着他們的心靈創傷所帶來的全部痛苦。」 （第 93 - 94 頁）

在西岸，佔領下的生活同樣艱苦，近年出現的一幅幅隔離牆，嚴重宰割當地的經濟。沒有了經濟的發展，加上佔領的現實，自治政府沒有可能進行有效的管治，而人民也無法監察政府的運作。

今次法塔赫被指貪污腐敗而下台，但，哈瑪斯上台，國際社會仍然沒有認清或是不願正視激進思想萌芽的主因，發動杯葛行動。

傲慢與無知，我夠膽這樣說，造就了今日的中東局勢。

當布殊向巴格達投下第一枚導彈時，他可能以為這樣就可以把伊拉克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怎知倒頭來伊拉克卻變成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伊拉克——潘朶拉的盒子，一打開，大家都無法預知未來。

與加沙一樣，我兩次進入巴格達，無論在戰前或戰後，在薩達姆的極權統治下或是美軍的槍口前，人，沒有太多的選擇。無論是成年人或小孩，唯一的選擇就是頑強地活下去。

臨走前，一位駐守巴格達的美軍交給了我一首詩︰「她說／床／你已做好／現在到了躺上的時候／我是如此堅強／希望活得更加長久／至於你／我希望／死在那裡／無怨無尤／現在的我只有淚流／雖然只有二十三歲／對死神已經不再苦苦哀求／不明白為甚麼你要殺我……

真的要揮別了，我向他們深深鞠了一個躬，那些戰爭的受害者，我誠懇地答應他們，會好好把那裡的一切，表述出來，因為，即使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其實早已發生了。

從埃及這塊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發源地，到中東風暴核心地帶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從在戰爭灰燼中站起來的黎巴嫩，到美國眼中的 「邪惡軸心國」 敘利亞，還有一步一驚心的伊拉克，我花了 3 年時間，企圖解讀當地的衝突謎團。

阿拉伯文學家在呼喊，向我這位香港來的記者，呼喊出一個時代的悲劇命運。我又跑到美國，聆聽中東專家慷慨激昂的分析，從文明衝突到東方主義。

除了伊斯蘭激進主義者，還有那些基督教原教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帝國與民族的擴張意圖，讓這個世界，紛擾而多事。但這一切，得要從中東說起。

採訪這一個 「文明衝突」 中的衝突核心地區，我總是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

記者的記錄，是否也可被視為歷史的初稿？那麼，人們就會用放大鏡看你算不算客觀。

可是，在中東，特別在兩派鮮明對峙的境況，不論你如何客觀報道，總會有一方認為你不夠客觀。
「有記者以為各打五十板就叫做客觀，但我終於明白，應該要打八十板的，就打八十板，四十板的，就四十板。」（第4頁）

我不斷提醒自己，要以最真誠的態度去觀照中東的現場，如果有人認為我持有立場的話，那麼，我可以告訴你，我的立場乃是建基於我的目擊見證，出自於我站在第一線上的分析，如有偏袒的話，那我只能說，我所偏袒的只有事實，和那慢慢受到蠶食的公義。

今天，情人節，早上剛送走了高遠菜穗子，但她已提早送給了我們 (香港)一份情人節禮物，一份愛的禮物，教曉我們愛要怎麽說。她是清風、是雲彩！
以香港人冷漠，可是，連場講座爆滿，大家要推開窗户，好看看窗外的人道景緻，還有那一個動人的身影！

年初一，到中文大學探訪錢穆的得意門生孫國棟教授，閒談中竟然觸及甚麼是理想這個課題來。久違了！孫老教授說，算得上理想的，應包含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這令我想起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現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先檢視一下自己的理想，然後再出發。



香港何時再現 “新一代” 張翠容

香港貿易發展局陳碧君小姐來電，邀請我與讀者分享，那一本書曾經感動了我，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想了一想，我的確很喜歡看書，亦看過不少書，但影響我最深的，竟然不是一本書，而是一份雜誌，它引導我看了一些書，那一些書又引導我看了另一些書，然後，我開始思考，就選擇這一份雜誌—《新一代》，拖著我的手，走過叛逆的少年期。

我怎樣認識《新一代》呢？說來也夠奇怪。在初中時，我混沌一片，沒有閱讀習，也不清楚自己的興趣在那裡，整天與隔壁孩子在耍樂。一天，媽媽如常從街市買餸回來，不知為甚麼，那一天她卻買了一份如少報大小的報紙《新一代》周刊，一進問就把這份周刊放在飯枱上，當我好奇拿起《新一代》閱讀，我的思想、人生便開始起變化，有所啟建了。

《新一代》每逢星期五出版，在星期三放學後，我都把自己關到房間裡，好好細讀該周刊。不但是星期五，整個周末，我重看又重看，就好像吃着我愛吃的糖果一樣，不止吃還要回味，再回味。

因此，到現在，我仍然能記起它所說過的故事。其中有個故事，特別深刻。這個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一位中年老師拿着一大疊學生的作文簿，氣憤地走進課室去，當時課室的氣氛熱鬧，學生們在聊天、在抛書本、在吃零食，活像過節，阿SIR看到此情此景更氣憤，二話不說便把四十多本作文簿用力的揮在他的書桌上， “啪”的一聲，發出巨響，學生們立刻靜上。

其後，阿SIR在黑板上寫上：「我的理想」四個大字。他生氣，是因為他在上一個星期出了這個作文題目，學生沒有認真思考，在作文簿上胡亂寫上不需工作便是最好的理想生活，又或跟個有錢人結婚等廢話。

阿Sir怒視學生，隱約可看到藏在他粗黑框眼鏡背後的一雙眼睛，泛着淚光，過了一會，他細說理想是重要的、是嚴肅的、是珍貴的，他還告訴學生他年輕時如何與同伴們在激盪的年代，抛頭臚、灑熱血、為民族、為人類的前景，苦苦思量。

他愈說愈激動，學生愈聽愈沉默，突然，當中有一位學生舉手，他面露敬慕之情，把眼睛瞪大，戰戰競競地發問：「阿Sir，那你現在心裏想是甚麼？」

那個學生一臉期待，期待阿Sir給他一個答案，給他一個也可給他參考的答案。可是，阿Sir望着他，竟然語塞，飛機隆隆飛過，很快，下課鐘聲響起，學生們作鳥獸散，包括那個發問的學生。

在空蕩蕩的課室裏，獨自剩下阿Sir一人，他孤獨地轉向黑板，輕輕地抹去黑板上「我的理想」四個大字，而他的身影也漸漸遠去。

這個故事牢牢在我的記憶裏，很蒼涼，卻燒紅了我的心。前輩們走出來的路，年輕一輩應該接棒走下去，為甚麼要令他們那樣孤獨？

就這樣，我為自己搭建起一條追尋理想的梯楷。那時候，我想做作家，因為《新一代》有不少出色的作家，向社會口誅筆伐，又往人類的心靈探索，大有魯迅的情操；但我又想做哲學家，因為《新一代》介紹了不少哲學家的思想，使我認識到沙特、卡繆、維根斯坦、齊克果等......。

後來，我還愛上電影來，因為《新一代》談到新浪潮電影，一時又有戲劇，貝克特、布萊希特.......。

《新一代》為我打開廣濶的世界。一天，我從家裏的窗門往外望，遙遠的彼方，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在《新一代》裏所介紹的各國文化，我有機會親身體驗嗎？

就由於《新一代》，中四那年，我毅然拿起皮箱來，跑到英國讀書去。即使進入大學，我仍然想到《新一代》，即使它消失了，我想起它教曉我甚麼叫社會科學，我讀大學時，便唸上社會學，之後當上記者，也是由於《新一代》它讓我知道文字是知識重要傳播的工具。

我一生愛上文字的工作，也迷戀着一本本大師的著作，背後實在埋有一個天真的理想。在黑板上那句「我的理想」，到現在，那個阿SIR，他恍惚站在我面前，我拍拍他肩膊，請求他不要輕易把那四個大字抺去，因為，在這個課室裡，至少有我，跟着，我相信，還會有很多人，總有一天，這個課室又可以再次熱鬧起來，只要香港重現《新一代》。

多謝各位鼓勵，但最近也聽到不同意見者，我把他們名字以英文字母代替，因我只想針對不同意見來討論，可以不同意，但凡事如可從正反兩面來個愈辯愈明，其實也不錯。

哈囉,翠容姊,
昨日和一位甫自加拿返台的師兄聊及您的那本新書
並將網路上相關您的一點資料和他分享
昨晚他回了我封信(如下)
H


H﹕
那位女記者精神可佳。有機會也很樂意和她談談。只是，為什麼那麼多有悲天憫人情懷的，都成了批判西方的左派？我認為那是有問題的。
她批評歐洲，批評美國，批評以色列，為什麼不批評赤柬？不批評 塔利班？富和強，尤其是民主制度下的富和強，都不是原罪sin 。照她的邏輯，處於慈善界相當於「西方富國」地位的慈濟，也是該被批評批判的！她該去同情那些被慈濟「佔用了太多社會資源」，因而被排擠、被邊緣化的其他可憐的慈善團體，對不對？你能接受這樣的邏輯嗎？
巴勒斯坦、阿富汗、非洲……，是可憐，可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先天或後天殘障的不算）。
我在溫哥華的電台作評論，第一次對中東問題闡述這個觀念，認為巴勒斯坦方才是問題所在時，是嚇了某些人一跳。
「我要揭開那被美國妖魔化的伊斯蘭世界的面紗」和「一名對塔利班和北方聯盟深深恐懼的阿富汗婦女在頭巾的遮掩下對她說﹕「你們記者已經來遲了，我們被遺棄太久了﹗」」不矛盾嗎？
好了，明天再說。

K

H:
謝謝！也謝謝你師兄意見。其實我也有批評赤柬和塔利班，只不過他沒有留意。為甚麼？這叫做selective perception.

K的觀點我不奇怪，我有不少北美洲朋友，特別是華人，都分享同一看法，因為我們在安逸中很難想像在戰爭與被佔領下的生活如何，一般人亦不會花時間去美國國會圖書館或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翻閱解封檔案，以了解詭秘國際政治的隱藏議程，這是記者的責任，評論員也有責任先做功課才作評論，不是順口一句指某方之錯便算了。

如果大眾在傳媒上獲取了錯誤的訊息而形成了偏差的見解，這實在是傳媒的失職，這更鞭韃我多跑、多看、多想、多寫。

無論如何，我感謝K的意見，有機會望多交流。

祝新春如意！
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