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部落格（blog）的出現，真夠意思，在這個園地，你可以很無聊地胡言亂語一番，也可以嚴肅地討論世界大事、思想理論。現在，世界不少媒體在網址上都設有部落格，讓讀者發表高見，這些高見甚至會被採納而獲得正式刊登。

　　近日，有朋友去了古巴一趟，其所思所感在部落格引來不少爭議。寂寞的古巴，一再吸引世人的注意，這可要多謝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吹捧，還有他高喊重建社會主義，又與「邪惡軸心」組成反美聯盟，一一都成為國際頭條。目前，最熱門的話題當然是委內瑞拉與伊朗的結盟，兩個產油國家聯手對抗當今世上強國 —— 美國，這怎不會為世界舞台帶來一場熱鬧呢?!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格局呢？有發展國家長期處於美國的威權下所作出的反彈？這個反彈是「文明的衝突」，或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再革命？

　　伊斯蘭文化 Vs 基督教文化，或是社會主義 Vs 新自由資本主義，又或是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又一次角力戰？

　　查韋斯是左派，但內賈德不是左派，他只不過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就好像白宮背後的智庫是新保守主義者，但布殊本人不屬這一派，他只是一位基督教原教主義者，而賴斯則是好戰民族主義人士。可是，查韋斯與內賈德享有共同的政治議程，促成他們走在一起，一如美國新保守主義者與基督教原教主義者擁有一樣的目的而成為盟友。

　　左左右右，人類似乎走出了很遠，但又似乎在原地踏步。

　　說回前述在部落格爭論古巴的問題，姓社還是姓資，一再被提上桌面上。想不到當大家以為社會主義已死，南美卻大搞社會主義，人生已在盡頭的卡斯特羅，竟然回光返照，成為焦點人物、南美革命家的精神領袖。熱血的年輕人，紛紛要往古巴看個究竟，古巴如何？

當我走在中南美洲，所碰到的年輕人，他們大多均表示渴望跑去古巴做考察。古巴，對他們而言，竟然是一塊疑幻疑真的革命朝聖之地，這與我們的理解大大不同。提起古巴，我們會想到甚麼？關塔那摩？那裏是一個大監獄，卡斯特羅把古巴人民鎖了起來，如果我們要數共產獨裁的禍害，古巴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可是，在中南美洲卻不一樣，他們與我們的角度原來是如此的大相逕庭，從薩爾瓦多到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的大學校園，卡斯特羅的肖像儼如「神明」，隨處可見。我們可以罵他們毫無羞恥地支持獨裁者，但他們卻以最大的熱情，跟我們辯論獨立自主、公義與革命等等話題。

　　我看他們，這批拉美的熱血憤青，省穿省吃，想盡辦法籌募旅費，然後背起背囊，激昂地踏上前往古巴的征途，波濤洶湧的蔚藍色加勒比海，就這樣在他們心裏激盪。

　　亞洲這邊廂，我們的華人地區，亦有充滿理想的年輕人，要到古巴一看。台北的誠品書店便有一個角落，掛上斗大的哲古華拉海報，海報下是一大片有關拉美革命的書海。

　　從香港到古巴，旅途是遠了一點，但不難，你可以從加拿大轉機，又或是先到法國巴黎再直飛到夏灣那，我認識的兩位香港朋友便在那裏留學，奇怪吧？

　　最近，我認識的一位台灣朋友，也走了一趟古巴，並把見聞評論登到他的部落格，引起一場大思辨。從中看到，古巴的確富爭議，只要一觸及，便會掀動我們心裏一些無以名狀的東西。我很少在別人的部落格留言，但今次我忍不住留言，而且捲入一場古巴、人權與社會主義的辯論裏，蠻有意思。在香港，我們多麼需要這種思想撞擊，有興趣可到 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

正當委內瑞拉在一片社會主義改革的歡呼聲中，吸引全球無數左派媒體和熱血青年跑到那裏，把首都加拉加斯玩轉，我的友人卻靜悄悄的探訪了古巴，以「傾頹的華麗」來形容這個國家。

　　他要表達甚麼意思呢？他指「人類的政治史始終在光明與黑暗的陰影中交錯。革命者╱改革者推翻了一個獨裁體制，承諾給人民更好的夢想，但人們很快就會發現夢想與現實的距離如此的遠，正如這場古巴革命所承諾的政治烏托邦，竟宛如這個城市（夏灣那）那些豐盛卻崩塌中的古老建築物，只是一座傾頹中的華麗，只是，夢想雖會傾頹，但人類對於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一個理想體制的摸索，還是不會停止的。」 我看後的確難過，人類為自己打造多麼華麗的景象，竟然不堪一擊，到頭來變成一堆頹垣敗瓦，我們漫步其中，是否也實在感到太過荒涼，又如斯的情何以堪呢?!

　　不過，如果從另一角度看，古巴的「均貧」，多少受到美國制裁的影響，若沒有制裁，它的革命可以產生成效嗎？可以不至於在華麗中傾倒嗎？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使沒有制裁，但卡斯特羅的獨裁統治，一樣會把古巴經濟弄得一團糟。

　　內戰結束後，多個擁抱自由資本經濟的中南美洲國家一樣向人民許下華麗的諾言，這諾言對有錢人無疑金光閃閃，對勞苦大眾卻很快便傾頹下來。在艱苦的歲月裏，他們遙望古巴，內心只有一個很卑微的夢想 —— 不需餓死街頭。古巴，的確沒有人餓死，那裏便成為他們夢想的投射。

　　我不是要維護卡斯特羅，也不是支持獨裁政治，正如友人指，左右派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都各自有盲點，原因是所有主義都只不過是一個 ideal model（理想模式），當人一介入便有變數，這些變數足以讓所有主義倒下。

　　台灣兩大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都有讀書版，而且隆而重之，每年選出十大好書，並舉行頒獎禮，把辛勤筆耕的作者帶到讀者面前，共享美好時刻。

　　《中國時報》的開卷版在文化出版界中早享有權威地位，聽聞這一版最不賺錢，但仍然堅持到現在，當中自需要很強的理念支持。

　　開卷版今屆的頒獎禮，更加入了得獎作者的影像介紹，這是仿效美國出版界為書拍攝 BV（Book Video）的做法，目的是要在這個影像的時代，用動態的影像來推動閱讀風氣，同時也給創作者多一點鼓勵，以不同媒介將作者與書的關係立體化。

　　我有幸參與今屆的頒獎禮 (註) ，認識台灣不少用心的作家，例如到了七十四歲仍然努力筆耕的文壇長青樹薇薇夫人，在錄像裏見她朝氣勃勃，享受生命與創作所帶來的喜悅，無論逆境與順境，她都能在燦爛的陽光下開懷大笑。她是我心中最美麗的婆婆，而她的得獎作品亦名叫《美麗新生活》，閱後，你不會再在意你的年紀，無論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如蝴蝶飛舞。

　　但閱讀蘇偉貞，卻另有不同感受。她的《時光隊伍》，會把人壓得透不過氣來，令你不得不直視生命的本質。在鏡頭面前，她以平淡溫婉的聲音讀出得獎作品的字句，卻更讓人心裏起風浪，在黑白的光影中，她愈是寂靜書寫，愈是叫人看出她筆下的重量，控訴死神何忍奪走她摯愛的丈夫。

　　她把對丈夫的愛與思念化成一部驚天地、泣鬼神的小說。一開始，她即表示，要以丈夫的名字來紀念他。聽聞，她完成《時光隊伍》後，已對文字無所眷戀，專心做一名學者。可能，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傾注了在這部小說裏，此愛綿綿無絕期，超越文字所能表達的，那就不如不寫了。

　　我對《中時》為頒獎禮所花的心思特別感動，開卷有益，我期盼香港也會有個像樣的好書頒獎
註：本人的中東現場有幸亦被選為好書之–，另亞洲周刊也剛選了中東現場為非小說十大好書，多謝鼓勵，一定更加努力。

剛過去的一月，遠在波蘭，雪，仍在下着，但，這個地方巳經不一樣了，它，突然失去色彩，人的心也在隱隱作痛，一位被視國寶的波蘭記者兼作家、詩人 ------ 卡普欽斯基，他向我們正式說再見了。

整個國家陷入難過的沈默，一如卡普欽斯基靜悄悄地離開，沒有作出一點聲响。一月二＋三日，他躺在手術台上，合上眼晴，告別這個他曾經出生入死的世界。

卡普欽斯基是一位記者，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他用文學把新聞報道變得更透徹，為新聞專業開創了一條新穎的道路，這不但由於他用敏感的筆觸，和其極富文藝氣息的行文，強烈攫住讀者的注意，這還有他的採訪手法，一種有異於西方傳媒報道的手法，並且顛覆了我們新聞工作一貫刻板的概念和作業方式。

例如，他可以在市鎮上走上一整天，也不會與人交談一句話，他寧願選擇細心去看，去聽，去感覺。他說，他要把自己變成一部攝錄機，什都攝錄到腦中去，即使謠言， 也不放過，因，謠言也代表了一種集體的投射，只要大多數人相信，那就會如「事實」般發揮影響力。

他也不愛寫筆記，因此很少帶著一本又一本的筆記薄，我們亦不會看到他與被訪者糾纏于難解的問題上，又或奮筆疾書，記下答案，然後逐字逐句引述被訪者的說話。不，他從不會這樣做，但他卻偏偏能夠準確地把新聞事件，又或新聞爭議之地，立體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卡普欽斯基表示：「我最有興趣的，就是權力的結構如何與大環境互有關聯......國家尤如一個舞臺，在舞臺上上演的劇目是共通的。」

在非洲，他努力採訪該地區一個共通的現象：赤裸的貪贓枉法。

他於一九五七年第一次採訪非洲，其後足遍及該片大陸，當時非洲各地區軍閥割據，為後殖民時代的來臨摩拳擦掌，你爭我奪。由族群廝殺的盧旺達至意識形態抗爭的埃塞俄比亞，他都描述得有血有肉。

我們對非洲或許僅有一貫冷漠的態度，國際傳媒也漠不關心，但對於他的名作《太陽的陰影》（The shadow of the Sun）中的人和事,卻不會不動容。

「漁夫把他們的魚獲一股腦兒地拋到臺上，路人在觀看，記者們呆若木雞，保持沈默。魚是肥壯的、巨大的......但，每個人很早以前就知道，阿敏的打手把他們不服從的一群幹掉在湖裏，任由鱷魚和食肉魚瘋狂地吃，而記者依然在旁觀，保持一貫的沈默。」

這是他描述在強人阿敏統治下的烏干達。

卡普欽斯基在書裏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非洲的軍閥把民脂民膏榨盡，然後向西方國家提出和平的方案，以獲取借貸和資助，他們因此比以前更富有，更有權勢，他們深明一個道理，把時間花在世界銀行上比花在饑餓的人民身上，來得更有價值。

卡普欽斯基那與別不同的描述和思考，令他在同行中顯得獨一無二，對新聞工作者尤具發。

他在一次訪問中表示，一篇新聞報道難以呈現整件事情的真相，因此，他努力地去寫書，而且把他這一個旁觀者也包括在書內，甚至有一些寫來活像伊索寓言。

「對，有時我會用上伊索寓言的語言。在過去的波蘭，我們都喜歡採用這種形式，但這同時又要肯定有讀者會明白你在寫什。」

卡普欽斯基指出一種雙重閱讀，他說：「在過去，波蘭沒有娛樂，電視不普遍，波蘭人只靠書籍來作消遣，甚至是獲取訊息的唯一途徑。他們認真閱讀，有時同一本書讀上好幾次。因此，讀者量大，而且屬於非常專注的一群，他們就是這樣瞭解世界，好象俄羅斯的文學傳統。俄羅斯人是偉大的讀者，是用心去閱讀那些文學作品。這就是文學與讀者間一種最親密關係，他們視文本為自己的一部份。閱讀的藝術，就是閱讀文本之外的文本。可是，現在已經失傳了，消失了！」

獨特的波蘭孕育了獨特的卡普欽斯基，一位不一樣的新聞工作者。共產時代他突破他所任職的波蘭官方通訊社教條，為讀者帶來生動而貼近真實的報道。他長期在第三世界犯險，把珍貴的新聞故事傳回當時仍是封閉的波蘭，讀者爭相閱讀，成為家傳戶曉的記者，也成為國際知名的記者，他寫了不少暢銷書，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好評如潮。

卡普欽斯基的旅行採訪令他聲名鵲起，同時也成為了他的生活方式。他曾指出，他的寫作包含三種元素：第一是旅行，不是那種遊客式的旅行，而是屬於一種探索性的，具有目的的旅行；第二是閱讀有關採訪題材的文學作品，無論是詩、散文，還是學術論文；第三是反省，反省來自旅行和閱讀。

他在不斷的旅行與自省過程中，鍛煉出獨有的廣闊人文視野，對於任何一件新聞事件，他都會以最人性的角度去觀察，在冷靜和客觀中見悲憫之心。

他在七一年採訪薩爾瓦多遊擊隊領袖托裏安諾 · 哥梅茲被處決的經過，在他報道中有這樣的一段：

「哥梅茲面對觀禮台，......攝影人員則不住地對他叫喊，希望他能夠移往球場的中央，這樣，他們可以有更好的光線與畫面。哥梅茲聽懂了，他走回球場的中央......可是現在從大禮台望下去，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影子，這樣也好，距離使得死亡只有其表面意義，死亡已不再是死亡，而變成一種特殊的景觀。」

卡普欽斯基，他的一支筆寫出獨特感人的新聞題材，又寫出了他一生的傳奇，他走過無數受傷的土地：瘟疫、戰亂、政變、革命，見證了人類的苦難、喜樂、期待與失望，而他自己亦多次走過鬼們關，四度被判死刑卻又大難不死。但剛踏入零七年不久，他還未看到自己作品有一本中文譯本，中文讀者還未來得及認識他，便卻告別他多姿多彩的人生了！從記者到文學家，他為世人留下珍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