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Rosita was a famous movie star, singer, dancer in Cuba in the 50s up 70s. She is still highly repected by Cubans now. Guess how old she is? 85 years old!

　　古巴人經常強調，他們的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文化生活卻豐盛。

　　七月初來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剛好碰上年中書展，書展裏有讀詩會、作家簽名會，還有座談，我當然不會錯過。

　　事實上，古巴全年不時舉行各大小型書展，而最大規模的，就是二月份的國際書展，在全國三十四個地方巡迴展覽。哈瓦那是焦點，聽聞來自世界各地共約九十個出版社參加，與香港和台灣一樣，書展都設有一個主題，然後大會按主題邀請作家演講。

　　我認識一位在哈瓦那最大出版社 Editorial Nuevo Milenio 的負責人Sonia，她告訴我，古巴人很愛閱讀，這已成為一種傳統，單是今年初的國際書展，在十一天內已銷售了八百萬本書。試想想，在人口只有一千二百萬的古巴，這個銷售量可謂驚人。

　　我沒有機會體會古巴國際書展的瘋狂，卻有緣參加年中書展也屬不錯，雖然它規模較小，但已把展出場地二十三街擠得水洩不通。

　　二十三街是哈瓦那的主要商業地區，當天下午四時開始有關當局即封鎖街道，一個個書攤排列讓人觀賞，男女老幼聞風而至，當中加插短暫的巡遊，活像嘉年華。

　　二十三街的頭一段有一間叫G Cafe的咖啡廳，這是騷人墨客流連之地，當天的讀詩會便在那裏舉行。

　　傍晚時分，一陣陣風吹過來，總算可讓人透一口氣，詩人陸續進場，捧場者也打扮得非常入時，一身藝術家氣質，令我有點刮目相看。

　　在二十多位詩人當中，一位名Cesar Lopez 是當今古巴文壇最享負盛名，今年年初國際書展便設了一個有關他的主題。

　　Cesar Lopez 受國家力捧，同時也名揚拉美，但他卻是個硬漢子，絕不向國家賣帳，他發表演說，力批國家的言論自由狀況。

　　在古巴留了一段時期，慢慢感到古巴有一種趨勢，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愈來愈多敢言的聲音，他們站出來要做改革的先鋒，Cesar Lopez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話說六個月之前，有一位七十年代的過氣官員，接受古巴一間電視台訪問，他談到七十年代古巴打壓作家與藝術家的政策，竟然到現在他還在叫好。

　　原來在七一年至七八年期間，有不少文藝創作者給列入黑名單，其作品不得刊登或展出。這情况歷時五年至十年之久，政府並定出文藝路綫，任何人不得違反。

　　這使我想起中國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當然無論在規模與瘋狂程度，古巴都「望塵莫及」，但這已足以令古巴知識分子出現寒蟬效應。

　　一位古巴人對我說，連中國亦已承認七十年代的政策錯誤，怎麼上述那位官員仍然厚顏無恥表示稱頌，這難免抽動了知識圈的神經。

　　在該退休官員的電視訪問過後，一群知識分子發起電郵簽名運動，要求政府澄清那一退休高官的言論是代表他個人，還是代表政府打壓文藝工作者的政策回巢。

　　那一份電郵不但在知識圈流傳，並廣及其他關心者，一場討論熱潮旋即爆發，政府對此反應亦十分迅速，文化部代表政府澄清及道歉，退休官員的言論純屬個人及一個醜陋的意外。

　　詩人 Cesar Lopez 在一個公開場合發表演說時，不忘大力批評政府過去的文藝政策及對表達自由的限制。聽聞當時文化部部長還是座上客。

　　詩人以他個人聲望及影響力，要求政府保證過去錯誤不再重演，他此話一出即迎來全場掌聲。在座的文化部長 Abel Prieto 不但沒有黑臉，反而鼓掌，表示很高興古巴知識分子敢說真話，還稱讚 Cesar Lopez是古巴真正的良心。

　　一陣春風吹過來，Abel Prieto 當文化部長之前，他本身亦是作家詩人，他的容忍與開明正預示着古巴求變的一面。

　　各位讀者，當你看到這個題，請不要誤會我生病入了醫院，而是我竟與古巴醫院結了緣。

　　古巴的醫療在第三世界是最有名的，即使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也毫不遜色。只不過這裏資源不足，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炊，即使有人才，近年醫學研究卻出現停滯的現象。

　　可是，直到目前為止，仍然有不少遊客來到古巴作身體檢查，一來是相對便宜，二來是有口碑。

　　為了進一步了解古巴醫療狀況，我相約了一位醫生參觀醫院設備。這位醫生是土生土長的華裔女醫生，負責癌症治療，她一見到我，便表示很想到中國交流，還立刻給了我她一份履歷。

　　她說，國家窮困，沒有能力購入先進儀器，加上工資低微，不少醫生設法出國進修。目前，醫生月薪只有二十至二十二 CNC（相等於二十歐元），生活的確相當清苦。

　　雖然如此，我看到不同膚色的醫生團隊，無分彼此，當中有華裔、非洲裔和白種西班牙後裔，他們表現出非常專業的精神，面對每一位病人，每一項研究，都盡心盡力。

　　古巴醫院不是每個地方都有空調，有些醫生的辦公室不但沒有空調，連一把風扇都沒有，醫生就在熱得有如焗爐的辦公室會見病人和其他客人。我在旁觀察，汗水一滴滴流下來，他們卻仍專心一志進行診斷、交流意見。汗水也沿着他們額頭、頸項，源源流下。

　　她引領下我走進一個放射治療室，撲面而來的空調，我舒了一口氣。醫生笑說，有儀器的地方才有空調設備，並設有可以上網的電腦，我忍不住抱怨古巴缺乏上網服務，令我無法傳送稿件和圖片檔案。

　　他們竟表示同情，立刻讓我使用電腦，並在旁協助我發電郵，我也毫不客氣。自此，我每天中午待他們吃午飯時候，自行來到治療室發稿，一如我的辦公室，並與整間醫院上上下下稔熟了，我一進來，大家都熱情打招呼。在走廊坐着的病人，差點兒以為又來了一位華裔醫生，尊敬地向我問好，就這樣，我成為了他們的一分子。

想不到在古巴哈瓦那一間醫院，我就這樣自出自入。我所出入的部門，是癌症治療研究所，我觀察到專門檢驗病情和進行治療的高科技儀器，都是從歐洲入口，沒有一樣東西是美國貨，這不是由於古巴政府杯葛美國，倒過頭來是因為美國制裁古巴，這包括醫療在內。

　　美國對古巴的制裁非常嚴峻，可說史無前例。在過去，很多時候制裁只集中在經貿往來，對人道支援都會網開一面，但美國政府不但禁制醫藥用品輸往古巴，即使學術交流也一概免問。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看到古巴醫生每天都在掙扎。Somos Uno！在醫院裏，有一張很大的海報，是這樣寫着︰我們是一體！

　　古巴醫生的團隊精神令我印象深刻，盡管環境惡劣、薪酬低微，他們仍然細心診斷每一位病人的病情。此外，他們還會隨時被派往其他地方，如阿富汗、非洲、南美洲等，當上猶如六○年代中國的赤腳醫生。

　　如此仁心仁術，回看香港，醫生雖是受敬重的專業人士，回報亦相當不俗，但對我而言，如能在港遇上眼中沒有一個錢字的醫生，不會只答我幾句話便欲趕我走的醫生，我便很感激了。

　　我繼續在哈瓦那醫院的放射治療室工作，我好奇問有否輻射，工作人員指着掛在胸前一塊防輻射的晶片，我揑一把汗，但為了傳稿，甚麼也不在乎了。

　　其後，與醫生 M 吃晚餐，原來非常開朗的他，談起醫院和國家經濟問題，便十分動氣。

　　M 在古巴算是頂尖兒的醫生，去年在中美洲哥斯達尼加進行交流訪問六個月，當他返回古巴的時候，同僚都很奇怪，為甚麼他會回來？M 表示，以他的資歷和成就（他曾獲醫學獎），他可以在其他國家發展，即使美國也曾向他招手，可是，他不能放下古巴病人，以及這裏的醫療隊伍。

　　雖然古巴經濟磨人，但他還有夢想，他希望能為改善國家出一分力，不過，以一個人力量，有甚麼方法？他惟有留在自己的專業裏做到最好。

　　年前德裔導演 Win Wenders 到古巴發掘了一隊過氣的五十年代樂團，拍出國際知名的電影 Buena Vista Social Club，港譯為《樂滿夏灣那》，樂團裏幾位老人家突然舉世知名，到世界各地巡迴演出，忙個不亦樂乎。

　　他們也曾來香港獻技，當然是技驚四座，可惜樂團中有兩位老人家在這幾年間先後逝世，現在留下最廣為人知的女歌手 Omara Portuondo，我來到哈瓦那（港譯夏灣那）時，Omara 在國家劇院有一場演唱，吸引大量遊客搶購門票，本地人亦排隊為求一聽老牌歌手的美妙歌聲。

　　在哈瓦那，文化活動從來不缺，處在貧窮物質之中，古巴人就是靠精神生活來維繫。這裏不少文化活動都是免費的，即使如國家歌劇院的級數，政府亦只不過象徵式的收取本地人每張門票約港幣二元，遊客票則一百倍的價錢 —— 相等於二百港元。

　　古巴不愧為音樂之都，人們走起路來也非常有節拍感。一到周末，首都市中心和海旁便會舉行一場又一場免費露天音樂會，從七十歲到七歲可以隨音樂跳個滿足。

　　上周六我到市中心湊熱鬧，出奇地看到一位跛子靠着一條腿大跳起 Salsa 來，還邀請我與他一起跳。

　　這裏的人樂天知命，今朝有酒今朝醉。一位古巴人向我說，只要他們口袋有十個 CUC（相等於十歐元），便覺得自己很富有，非花費不可，全都花掉了便覺得舒服。但古巴老華僑卻不是這樣，他們喜歡把一張又一張鈔票儲起來，藏在床底下，一星期七天工作，不懂出去跳跳舞。

　　我與跛子跳了兩下，跟着又有一群孩子搶着跟我跳，孩子們不斷震動着兩條腿，十足貓王皮禮士利，難怪有人說，古巴孩子在拉美是最快樂的，他們不愁沒書讀，不會餓死於街頭，閒來跟着爸媽兄弟姊妹大跳 Cha Cha Cha。

　　古巴音樂揉合了非洲的皮鼓和西班牙的結他，剛柔並重，但仍以明快節奏為主，這反映了古巴人樂觀豁達一面。

　　在拉丁美洲坐飛機，一定要有心理準備，航班隨時延遲起飛，但想不到我所坐的古巴航空公司（Air Cubana）竟然延遲了七小時至晚上十時多，抵達古巴已經半夜三更，來古巴之前已經知道古巴有兩種貨幣：外滙券（CUC）與當地披索，機場的士自然收外滙券。

　　「二十五個 CUC！」的士司機斬釘截鐵，絕不少收。

　　在古巴，歐元、加元、英鎊絕對受歡迎，銀行與找換店不會額外收取手續費用，但美元則會扣取百分之二十手續費，以示古巴政府敵視美國的資本主義，以及回應美國制裁古巴超過半個世紀之久。

　　現在一個 CUC 差不多相等於一個歐元，即十元港幣，當的士司機表示到市中心要二十五 CUC 時，我心裏即如給刀割了一下，深知這只是個開始。

　　的士在漆黑中奔馳，濕悶的氣溫即使在深夜仍未散去，我嗅到加勒比海的味道。啊！古巴，古巴，我又再次見到你。

　　上一次來古巴是一九九二年，當時蘇聯倒台，古巴斷了後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政府鼓勵人民自救，在家門前院種植蔬菜，結果成為了一種有趣現象，後來更因沒有金錢購買化肥，而被迫全國施行有機耕種，如今已變成一種品牌，不少研究有機耕種的專家都會來古巴取經。不過，近年有機耕種已漸息微，至於原因，另文再述。

　　今次再臨，我好奇問這裏的朋友，他們在前院耕種的情況，他們搖搖頭，表示已停止了。近年古巴物資供應比前已改善了一些，加上缺乏種子，有些家庭轉而在家裏養豬，可以有豬油及豬肉。原來，古巴除了雞肉外，豬牛肉和食油都較昂貴和短缺。

　　我想想，那不是有機豬嗎？朋友點頭笑笑，的確是有機豬，他們吃甚麼，豬就吃甚麼，沒有化學飼料，跟着朋友力邀我品嘗這裏有機豬的味道，肉質比香港鮮甜，我豎起大拇指。

　　我所留宿的家庭，有一位可愛的女主人，六十歲，她經常向我說，雖然古巴物資短缺，不富裕，但古巴人民卻從不愁不夠吃，亦沒有一個人會餓死街頭，說起來臉上充滿自豪的神情。因為，她知道，在拉美很多國家，多少人無家可歸，飽受貧餓煎熬，毫無尊嚴。古巴在美國腳下力挺，竟然奇迹地生存下來。

　古巴不歡迎記者，特別在卡斯特羅重病之際，在前來古巴之前，委內瑞拉的外國記者千叮萬囑，不要表露自己的記者身份，只以遊客身份前往便是了。

　　基本上，目前古巴很難發記者簽證，友好的半島電視台亦只獲三天採訪限期。我認識一名獨立紀錄片導演，他曾拍過一部支持古巴革命的紀錄片，早前他再來古巴，怎知他在街上拿出他的專業攝錄機，即給安全部人員截停，說︰「你有兩個選擇，一是到海灘拍美女，不然便請跟我到機場，坐機回家！」

　　友好記者尚且給下逐客令，其他來自不友好國家的記者更不用問了。不過，美國反布殊積極分子米高．摩亞（Michael Moore）除外，他最近拍了一部有關古巴醫療服務的紀錄片，藉此嘲弄美國資本主義式的昂貴醫療，在古巴大受歡迎。這部紀錄片六月底已在美國正式上映，不知會否有機會在香港觀看？

　　古巴對外國記者患上恐慌症，你問古巴人，他們都會說，這全部因為美國。一名古巴人表示，如果政府稍為開放，美國便會藉機大搞滲透，因此，這裏的資訊管制非常嚴密。

　　我曾到過伊拉克，戰前戰後我都可以順利透過電郵傳稿，但古巴完全是一個大問題。在古巴，上網除了因政治原因而要控制外，當中也由於成本昂貴，我會另文解释古巴通訊困難的來龍去脈。這裏我只能到大酒店或註冊網吧，一小時八美元，可以看網站和發電郵，但沒有e drive, 無法在電郵加附件。

　　至於普通人家，可以有電腦，但也只是收發電郵，不能探訪網站。我所住的民宿對面有另一民宿，有電腦，一天中午，我跑去說想用電郵服務，主人家竟說一天限用兩小時，兩小時用完了，而下一天卻是星期天，星期天休息。我惟有想到傳真，怎知只有五星級大酒店才有國際傳真，每分鐘七美元，而且不保證成功傳送。

　　原來，古巴居民很難申請國際電話綫，如要上網服務，必須向政府申請，說明上網理由，例如這裏的記者和作家。

　　折騰了好幾天，也未能把稿子發到《經濟日報》編輯部，急得我哭了五分鐘！

古巴對資訊控制之嚴密，可以歸咎於大敵當前，更何況卡斯特羅病危，廣東人有句話︰趁你病，攞你命！

　　這裏年老一代都深信，美國會在這個時候用盡所有辦法顛覆古巴。

　　老作家馬利奧 Mario Martinez Sobrio 認真地告訴我，他們沒有民主，自由也受到限制，但他們不想古巴成為帝國主義下的一口肉，不欲再被殖民，因此，他們都忍受過來，面對封鎖、短缺物質等等，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默默等待。

　　馬利奧還講了個真實的笑話，他問我︰「美國對古巴虎視耽耽，對卡斯特羅更是恨之入骨，過去五十年來美國嘗試暗殺卡斯特羅共八百多次。」

　　我忍不住瞪大眼睛，甚麼，八百多次？老作家點頭，繼續說︰「美國指這數字誇張，他們表示，他們只企圖暗殺卡斯特羅五百九十八次！」

　　我們相視大笑起來！

　　古巴老一代一直感到居住在危樓之下，如果不力挺，樓頂便會塌下來。

　　一切因她而起，美國成為古巴政府口中的罪惡之源。

　　我抱怨古巴控制資訊，古巴人會說，罵美國吧！我抱怨古巴以外滙券為主的經濟太昂貴，罵美國吧！我抱怨有限的言論自由，罵美國吧！

　　在哈瓦那，我常常見到老人家獨自坐在街角沉思，革命永遠釘在某一個時刻上，他們等待哲古華拉 Che Guavara 發施號令！

　　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革命，不知道何謂革命，他們流連在街上，聽到音樂便擺動一下身體，見到遊客，特別是女遊客，會趨前問︰「要跳 Salsa 嗎？我可以帶你到最好的舞廳去！」

　　九二年的古巴，與二○○七年的古巴相比，後者明顯已大大不同。

　　九二年那一年來到首都哈瓦那，人民一貧如洗，店舖空空如也，國家實行糧食分配，現在，到處都有自由買賣的街市、商場、餐廳，看起來，古巴人生活似乎改善了。

　　但，當你深入觀察，真實的情況不及表面的好。首先，這裏兩種貨幣的經濟，製造了不少假象。一位古巴友人告訴我，有空調的店舖一定要收取外滙券，本地普通家庭根本沒有能力光顧，即使沒有空調的街市、商場，以當地披索為主，可是，肉和蔬菜、水果都昂貴，人民要非常節儉。

　　我問當地人的收入，司機一天折算五港元，警察一個月工資一百四十港元，較基層的文職人員每月一百港元，醫生這等專業人士也只不過月薪二百 港元。

　　好了，這裏的物價又如何？

　　走進市場，一問之下，這裏盛產的特大牛油果為十港元三個，古巴人主要糧食大蕉則是十港元五大隻。

　　在街頭餐廳，十港元一碟雞飯，兩片薄薄的燒肉片包二點五港元一個，物價與收入不對稱，因此，人們大多在家裏做飯。

　　好的館子光顧的只有遊客，或古巴的特權階級，又或做遊客生意的古巴人，所賺的是外滙券。

　　年輕人眼見好的東西卻不能享用，有些便想盡辦法接觸遊客，背後目的是佔一下便宜。在街上，我經常碰到年輕人走過來，能說一點英語，主動作嚮導，然後帶你到好館子吃大餐，再到俱樂部聽歌跳舞，他們只能靠這種方法享受一下他們無法享受的娛樂。

　　至於遊客，不要以為來古巴享受第三世界的便宜消費，到頭來你會發覺這裏的消費甚至超過香港。

　　古巴這個位於西半球的孤獨社會主義國家，自蘇聯倒台後，不得不想盡辦法自救，除了積極尋找盟友、發展生化科技和大搞醫生外交外，也大力推銷島國風情，觀光旅遊是這裏主要收入來源，活在自由世界的遊客要換一下口味，都會抱着熱情來到古巴一窺其社會主義的面貌。待續

　　今天，暫且不談委內瑞拉的政治，就說說這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吧！

　　每天，我在首都加拉加斯這一大城市穿梭，坐地鐵，發現這裏的人不爭先，不恐後，對於婦孺和年老的人，都愛護有加。

　　一次，我與友人一進入地鐵車廂，未幾，一位藍領打扮男士立刻站起來，把坐位讓給我友人，我感到很奇怪，友人不是七老八十，才四十多歲，原來那位男士看見她背着一個看來頗重的背囊，他認為她比他更需要一個座位。

　　這不是一個獨特的例子，每次我坐地鐵，都會碰上類似的情況。

　　不要以為販夫走卒便會欠缺禮貌，即使一身粗獷、衣衫襤褸，甚至是賊眉賊眼，他們一樣有禮貌地排隊，甚麼都排隊，而且井井有條。在繁忙時間，地鐵站擠得水洩不通，但他們依然按指示排成幾行等候列車的到來，來了，要下車的人全都下了，隊伍中的乘客才一個一個上車，你不用大喊：讓開、讓開，有人要下車！

　　在大馬路上，汽車飛馳，但只要司機看見老弱傷殘或婦孺等要過馬路，他們便會減慢速度，示意你先過。

　　司機不會衝紅燈，不會與行人爭路，正常情況也不超速駕駛，更不會橫衝直撞，令我們這等行人心驚膽跳。

　　想到越南的胡志明市，菲律賓的馬尼拉，以及我們的祖國，甚麼都要爭先恐後，即使香港，西裝骨骨的人士也不一定禮貌地給有需要人士讓個座位，這裏，加拉加斯，就竟然有這方面優越的民風。

　　不過，且慢，不要以為加拉加斯就是個安全的城市，其實她令人精神分裂，街頭暴力是當前最令政府頭痛的問題，即使軍人出身的總統查韋斯也無法控制，令到他近半年的支持率下降。

　　與我同一酒店的兩名比利時旅客，到埗當天，出外閒逛，怎知就給警察截停，要求檢查護照，跟着搜身，之後便把他們的財物洗劫一空，他們憤怒地跑到警局，報案給警察打劫。聽聞有另一位旅客在報案時給警察搶走他剩餘的金錢。

　　這個城市，你說荒謬不荒謬？

六月下旬來到南美洲國家委內瑞拉，正藉該國處於兩大陣營就言論自由展開史無前例的大駡戰。由於較早前總統查韋斯不再給私營電視台RCTV(RadioCaracasTelevision)續牌，國際媒體對此作出廣泛的報道，直指查韋斯企圖操控新聞自主，逐步踏上獨裁之路，在委國的反對派藉機發難，但查韋斯支持者迅即還以顏色，兩派在街頭上勢不兩立，令人嘆為觀止。

在艷陽高照下，街頭更見熱閧閧。六月二十七日為國際記者日，兩派各自組織遊行，穿着紅色衣服的查韋斯支持者，高喊：傳媒革命乃是言論自由伴隨社會責任；另一派則搖着藍色旗幟，叫駡政府打壓傳媒，質問是廿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廿一世紀的新獨裁?

紅色革命軍大叫反對派滾到邁亞密去，而反對派則回叫革命軍跑去古巴吧，委內瑞拉不要做古巴!

你一言，我一語，就這樣，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劍拔弩張，社會對抗無日無之。自查韋斯宣佈全力推動波列瓦爾(SimonBolivar)的社會主義革命後，從國營化石油企業到修改憲法的種種動作，都令西方世界密切關注委國的民主自由會否慢慢受到侵蝕。

在六月底七月初，查韋斯出訪俄羅斯和伊朗，這更觸動了西方國家的神經，這三個產油國家，共佔全球原油儲存量共百分之四十八，他們的結盟將對西方造成重大的衝擊。

原來，委內瑞拉在西半球乃是天然氣儲存最豐富的國家，佔有百分之四十九，比北美洲的百分之三十四還要多出百分之十五，其餘的拉美國家共有百分之十七。至於全球，委國則排行第四，僅次於俄羅斯的百分之二十七、伊朗百分之十五和卡塔爾百分之十四。

因此，有不少分析家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委內瑞拉發生，這由於她有強大的石油資本作後盾，正因為此一原因，查韋斯才敢於對抗美國，有恃無恐地力喊：打倒帝國主義。

美國一直是委內瑞拉原油的最大輸出國，委國每天出產三百多萬桶石油中，有百多萬桶輸出美國，而輸出中國卻只有十七萬桶。

可是，查韋斯近年有跡象為放棄美國市場鋪路，他積極尋找石油夥伴，而最近他訪問俄羅斯、伊朗以及其他中東地區國家，中國亦成為他拉攏的對象之一，委國人早已對此竊竊私語。

六月二十六日委國政府宣布一張很重要的名單，這就是在委國制定的新石油投資政策下，哪些外資公司會離去，哪些留下。

　　一如所料，美國兩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和ConocoPhillips 撤出，加拿大的 Petro-Canada 先退出百分之五十，而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可能亦會慢慢離開。

　　英國的 BP、Chevron Corp. 和法國的 Total SA、挪威的 Statoil ASA 留下，中國當然是委國主要拉攏的夥伴。

　　委國向外商大大提高石油稅收，表示要讓國家人民能分享資源收入。美國對此一肚氣，但對於其他外商而言，這相比於俄羅斯的苛刻石油投資政策，仍是較好。在委國，石油政治已經展開。

委國商業心臟地區 Altamira 一如中環，處處是宏偉的商業高樓，來自世界各地的跨國企業都設在這裏。今年再臨此地，來自中國營商的人比我去年所見的多了很多。附近的中國餐廳，去年仍是以委國顧客為主。今年，全餐廳都坐滿了口操普通話、身穿西裝、手拿手提電腦的中國客，其中有相當部分受僱於中國的石油公司。

我相約了一名當地經濟學家 Yaell 喝咖啡，她極力推薦哥倫比亞的Expresso，當然，這不是我要見她的主要目的。

　　Yaell 曾於華爾街工作，石油政策是她研究的其中一個項目。還有，她屬西班牙後裔的中產階級，她的意見代表了委國中產階層的想法。

　　她一到來，一把長長的金髮，圓大的藍眼睛，高身兆的身材，加上一身時髦打扮，我隱約嗅到清幽的香水，這是典型委內瑞拉小姐的模樣。我向她問了句 como estas（你好嗎），她竟然回應 mas o menos（不大好）。我問，何解？

　　她環繞四周，說︰「你看看，我們的國家，給查韋斯弄成這個樣子。我想你知道早前 RCTV 的風波吧，現在，查韋斯把各個領域逐步收歸他控制之下，石油政策是災難區……」

　　Yaell 喝了一口咖啡，繼續說，查韋斯怎麼可以放棄美國的市場，石油運到美國只需四十八小時，但運到中國要四十八天；美國有先進的提煉原油科技，可是中國明顯在這方面遜色。委國目前最需要的是 technology know-how（科技知識），而不是向俄羅斯買潛艇來對付美國。可是，查韋斯不斷向鄰近窮國送石油，又以高價向中俄購買軍備，難怪產油豐富的委內瑞拉，人民卻富不起來。

　　Yaell 向我大吐苦水，並指出查韋斯要推動的所謂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炫耀滅貧成就只是假象，最低層生活的確比前改善，但其他窮人卻深受高通脹之苦，薪金縮水，而中產階級更苦不堪言，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前大大下降，民主自由是最大的受害者。

　　Yaell 擔心美資慢慢撤出委國，這對委國經濟所造成的衝擊，無法估計。例如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公司已宣布拜拜，一直依賴美國市場的委國石油經濟，將會引起很大變化。

　　事實上，有不少人如 Yaell般，擔心過度政治化的石油政策會搞垮經濟。Yaell 建議我細心閱讀《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曼的石油政治新理論，以明白為甚麼原油價格愈高，產油國的民主自由愈低。

《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者弗里曼(ThomasFried-man)指出，委內瑞拉已經正式展開石油政治戰，他還把油價與民主自由拉在一起討論，並在去年六月《外交政策》期刊刊登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名為「石油政治第一定律」(TheFirstLawofPetropoli-tics)，分析當產油國家處理油價高企的時候，自由民主卻能反比例發展，而當油價下降時，這反為產油國家提供更大的民主自由空間。

弗里曼的新定律立刻為委內瑞拉反對派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不禁質問查韋斯，如果油價是二十美元一桶，而不是六十美元一桶，他還敢高舉反美旗幟嗎?他仍能趾高氣揚談論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嗎?他可會公然「打壓」傳媒如RCTV嗎?

一連串的問題，弗里曼的「石油政治第一定律」竟然成為他的《世界是平的》後，另一新貢獻。

他說：「我留意到，第一個舉行自由選舉的波斯灣國家，是巴林內（Bahrain），當女人在該國可以投票，當勞工法得以改革，讓當地人更加積極參與勞動的時候，乃是該國原油蘊藏量下降之際，這亦是第一個波斯灣國家願意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那我不禁要問，難道這是巧合嗎？最後，我研究整個阿拉伯世界，觀察黎巴嫩民主人士如何踢走駐當地的敘利亞軍隊，我更不禁要問，阿拉伯世界真正民主的出現與油價下降難道只是意外嗎？」

　　弗里曼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以經濟量化他的新石油政治理論，並稱之為石油政治第一定律，他儼如經濟學大師，推出大量圖表和數據，以表明原油價格與自由民主指數經常成反比例，這就是在產油國家裏，民主公平的選舉、報刊的成立與關閉、異見分子的生存空間、自由經濟能否順利推行、私營化與公營化等等，都與油價有關。

Hi, everybody,

It´s really been a long time since my last update here. Sorry!

I am now visiting Cuba. As there´s a tight control of information here, it´s very difficult for me to do the internet, and of course, very expensive. I can only have access to internet in big hotels and it cost US$10 per hour. There is no E drive on the computer. That means I am unable to attach anything to my email. It´s a nightmare to me because I need to send my column article eveyday.

Well, now I have solved this problem. Few days ago, I visited a hospital an talked to some doctors there with the hop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medical care in Cuba. It´s really to my surprise that they let me use their computer and internet. Now I am typing this in a cancer research room while there´s another doctor sitting next to me doing his typing his report on cancer finding. It´s amazing, right?!

Here in Cuba, not everybody can have access to internet. They need to apply with explanation why they need internet. But they can do email and only email. nothing else.

There is no boardband, not even 56K tel connection. It´s less than 56K, only 40 something speed. Therefore the connection is extremely slow. It takes half an hour to send one 1 mag picture. That´s why I haven´t updated this blog for a wile.

I hope everything will get back to normal when I go back to Venezuela next week.

More about Cuba. But I better keep my mouth shut for this moment. Will let you know more after I get out of Cu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