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我本人很喜歡加拿大女記者娜歐米．克萊因（Naomi Klein）的作品，她那一本甚獲好評兼多次奪獎的《No Logo》，乃是我看過有關企業全球化批判最好的書之一，而她的近作《震盪學說︰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更令我愛不釋手，我慢慢成了她的「粉絲」。

　　怎知我竟然可以在香港碰見她，她在「職工盟」的分享會介紹近作之餘，同時也希望了解香港這個華人社會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

　　我衝口而出說，香港人其實對此不甚了解，也沒有甚麼看法，一味只會高叫自由市場好、自由市場妙。

　　不多講了，在此我想向讀者介紹這一位傑出的記者兼作家，她四十歲不到，是一位猶太裔加拿大人。從她的報道中，便會知道她是一位非常嚴謹的記者，她的報道有大量的訪問和背景考證，其中不少為我們所不知道的、也未有察覺到的寶貴資料。她反覆研究推敲，加上東奔西跑、實地觀察，再透過細密的分析，我們作為讀者可以從中獲見新聞背後更大的圖像。你可以不同意她，但你必須提供有力的證據。

　　因此，克萊因不僅嚴謹，而且十分勤力，視野也很寬廣，如果香港有這樣的記者，又如果新聞機構能培養出這樣的記者，那麼，香港便有救了。

　　英國《泰晤士報》稱她為「可能是三十五歲以下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士」，而○五年她被選為世界一百位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這都是因為她的著作頗有洞見，並成為國際社會運動的啟航明燈。

　　若你想進一步了解今次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那麼，你就快快去閱讀她的《震盪學說》吧。在這本書中，她詳細分析了自由經濟學派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理論及其政治化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衝擊，以及新自由主義如何利用災難與危機來推動私有化的震盪治療。

　　作為記者，娜奧米的特別之處在於，她不僅為我們帶來新聞之地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提供一個思考的角度，而她的震盪學說就是很好的例子。

　　震盪學說乃是娜奧米綜合她的觀察所得出的一種理論，其中心論點就是資本主義如何透過災難或危機來推動私有化，以達至最大的利潤。

　　早在一九四○年代，歐美精神治療師發現了電殛震盪這種方法，並進行廣泛的測試，看看能否透過震盪使病人的記憶變成空白。這洗腦實驗引起美國中情局的興趣，斥資研究，而財團與學院也紛紛加入行列，特別是芝加哥大學自由經濟學派，但他們的測試對象卻是國民經濟，著名自由經濟學大師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更是旗手，他們逐步發展出一種「震盪治療」的經濟改革手段。

http://www.naomiklein.org/shock-doctrine/short-film

對於這一手段的應用，相信讀者不會忘記共產倒台後的俄羅斯，東歐也一樣面對震盪的治療，而治療的內容則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所提供，成績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俄羅斯的葉利欽時代，正是這種震盪治療的高峰期。

　　佛利民等人的芝加哥學派堅稱，沒有自由市場便沒有經濟繁榮；但娜奧米卻指出，市場化正好給跨國公司壟斷的機會。從這裏開始，娜奧米深入探討了好幾個個案，例如七○年代獨裁者皮諾切特總統的私有化經濟理念、颶風 Katrina 肆虐後的美國南部、海嘯後的南亞地區、「九一一」以及戰後伊拉克等等，都是經過一輪天災人禍之後面對重建國民經濟的難題，而芝加哥學派藉機奪取改革的高點，私有化成為改革的軸心。

　　七、八十年代的拉美在私有化陣痛過程中所出現的白色恐怖統治、政變，背後有中情局的參與，這正與娜奧米的「災難資本主義」不謀而合，而有關國家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另一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戰後伊拉克所面對的震盪經濟治療。


Please make reference of the website below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concept and watch the video too.
http://www.naomiklein.org/shock-doctrine/short-film
http://books.guardian.co.uk/shockdoctrine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my article written for Straits times ( The Drama of Lamas ) and Julian Gearing for Asiaweek ( Struggle for Tibet's Soul ), pls visit the website below. on this web, you will find a list of articles. The forth is mine and the last one is Juilian's.

http://karmapa.controverse.free.fr/VA/VAan2000.html#_tic103

　　最不願見到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從新疆到西藏，在奧運之前，再起風雲。不過，西藏更震撼人心，近日電視畫面以至通訊社圖片中，盡是軍警、裝甲車、藏民與漢人衝突的場面，大家腦海不期然會掠過以前中國政府對藏民示威者鎮壓的噩夢。

　　中國官方隨即指這是達賴喇嘛在背後指揮的，還以「集團」來稱呼之。其後我看到鳳凰衛視評論員對此曉以大義，一派官腔說話，甚麼甚麼有人欲打擊奧運，又甚麼甚麼企圖分裂中國等等。

　　官話無助我們了解西藏這個死結，如要奧運順利舉辦，中國政府必須正視西藏的問題，並且盡快與達賴進行對話。

　　即使官方如何不願意，但環顧四周，可以談判的就只有達賴一人，而亦只有達賴可以暫為藏民的怨憤降溫，讓雙方在較理性的情況下，商討解決方案。

　　中國政府要明白，現在仍不與達賴談判，那將來便不一定有機會了。這由於達賴年事已高，加上海外流亡藏民組織漸趨激進，甚至不再服膺於達賴的權威之下。

　　特別是在西方，藏族組織能力高，動員力量強，他們的游說技巧更是成熟，並深獲同情，絕對不是我們眼中的「善男信女」，不應以為用國家機器便可打下來，若處理不好的話，中國最擔憂的「外國勢力」當然會藉機推波助瀾，以求打擊正在崛起的「巨龍」。

　　達賴早已言明他不尋求獨立，並提出以聯邦制度方式來確保西藏的自治地位，而中央政府也必須理解到，單靠經濟挽回不了藏民的心，藏民所追求的不僅是一口飯，還有文化承傳，他們眼看中央採取漢化政策，內心豈有不會戚戚然？！

　　阻止「外國勢力」圖謀的最佳方法，就是聆聽、對話和尊重，一味開口埋口指摘對方別有用心，只會令自己失分更多！

中國驅趕香港記者離開西藏首府拉薩現場，是極之愚蠢的行為，這證明了一點，無論經濟發展多快、溫家寶哭了多少次，對待傳媒卻始終如一：傳媒是敵人。

　　你愈關門打狗，外界的反彈就愈大。要知道，今天不同往日，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媒體，已經不再僅僅是傳統的媒體，資訊無孔不入，還以舊思維去面對新挑戰，到頭來注定成為輸家。

　　與其讓外界繪影繪聲，倒不如大方地讓傳媒做個見證人，事實勝於雄辯。

　　曾到過西藏的旅客，都不得不承認，藏族文化在當地有被淡化的危險，例如在西藏東部的林芝地區首府八一鎮，已發展成為中國概念式的新興城鎮，連街道名稱也改稱為甚麼深圳街、上海街、香港街、廣州街……那一條香港街變相成了食街，食客之相討厭得充分反映漢人的財大氣粗；但，馬路旁仍然有藏人默默地進行他們的三步一拜，對來勢洶洶的漢化行動（無論是有意或是無意）作無聲抗議。

　　隨全世界公民意識的高漲，從南美洲安迪斯山脈地區，到澳洲、台灣等地的原住民權益及其文化保育都受到關注，而澳洲新總理一上台，即為澳洲過去的政策向原住民道歉，然後正視他們的需求，這樣才可步上民族共和之路。

　　西藏的悲劇，在於中央政府仍以溫飽來衡量該地的人權，而海外藏獨人士則利用西藏藏民的挫敗感，煽動流亡，不惜翻越喜瑪拉雅山、經尼泊爾逃到印度的藏民，每年都有一定人數。可是，他們在南亞一帶生活並未受到應有的照顧，最後成為藏獨組織的棋子，遭變相挾持，這都是我在年前於南亞地區採訪流亡藏民時所得到的觀察。

　　中國或許低估了海外藏獨組織的力量，操控傳媒絕對不是上策。

從今次西藏危機，我想到多年前在南亞一帶採訪藏族偷渡者的情景。

　　大多數逃跑出來的藏民，都是純良的老百姓，他們其實沒有藏獨的訴求，只是希望能一親自己的宗教精神領袖，以及接受真正的藏傳佛教教育。

　　但，他們在西藏的生活真的很難熬下去嗎？看來又不是。他們甚至告訴我生活的確比以前改善了，可是精神上總是有個虛位。而最重要的則是他們受到游說，有藏獨組織人士偷回到西藏，向他們描繪出另一個美麗新世界。

　　說到底，藏民只有一個卑微的渴求 —— 為文化承傳。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冒險翻越喜馬拉雅山，從西藏逃至尼泊爾。他們要付給蛇頭人民幣一千至五千元不等。

　　不過，尼泊爾政府有一個政策，就是不視藏民為難民，並採取即捕即遣返的政策，因此，這些藏民一到尼泊爾便會很快逃往印度去，他們渴望能在有小拉薩之稱的達蘭薩拉（達賴居住之地）居住下來，並獲達賴的祝福。

　　可是，有不少在印度的流亡藏族年輕人，最後卻被送到印度學校去，接受印度教育，而他們的第二、第三代更活像印度人的面貌。他們逃避漢化，但又難避印化，結果成了政治犧牲品。

　　在印度的藏獨組織，變得愈來愈激進。記得二年白教的小活佛噶瑪巴逃走到印度後，我和其他外國記者都在現場追尋其背後的原因，當時英文《亞洲週刊》（Asia Week）記者 Julian Gearing 據他的觀察寫了一篇有關喇嘛政治的文章，我認為這是最中肯的報道，怎知卻引起印度藏獨人士不滿，他們竟然火燒雜誌。

　　激進往往很容易帶來暴力。現在西藏與尼泊爾、以及尼泊爾與印度邊境之間，都藏有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而且凶險重重。

　　很多時候，新聞表面都是假象，我們能刺穿假象直視真相嗎？

有兩年沒有經羅湖去廣州了。跨過深圳河，仔細一看，跟以前已經很不一樣，身邊沒有人民幣，以為可以到銀行櫃員機提取，怎知全壞掉，前面有一店舖，六、七個人站?，專門從事貨幣找換，還大大字寫明︰建設銀行授權。

　　一問之下，一百港元換八十七元人民幣，嚇了一跳。雖然人民幣升值了，但這個找換率，分明是搶錢，有點氣。

　　在廣州東站下車，找地方先吃過午餐再赴約。有一間連鎖店叫「真功夫」，標榜健康精吃，我叫了一個雞湯米?，?頭只得幾塊斬得細碎的雞頭雞尾，肉色呈粉紅，絕不合格，還要收取十九元人民幣，又是搶錢另一例證，心，再次生氣。

　　
坐計程車，不斷兜路，還罵你太短程，害他少賺，又要我生氣、氣、氣、氣。一下車旁邊有一書店，看距離約會還有點時間，走進書店平復一下心情，眼前有一本叫《阿特拉斯聳聳肩》的新書。其實這本書一點也不新，英文版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直到現在內地才把它繙譯成為中文版新書，這乃是一本絕對不輕易閱讀，但一閱讀就趣味盎然的經典哲學小說，要討論的乃是資本主義的道德。

　　內地在這個時候把它繙譯出來，是否別有含義？

　　這是一本反烏托邦的政治小說，對五十年代興起的社會主義，鞭撻有加。小說主人翁，一女三男，有鐵路公司女總經理、礦主、鋼廠老闆和工人出身的發明家，從他們身上的感情問題出發，展開了一個宏大社會背景，在一個講求大政府、處處插手、推動平均主義的社會?，亂象頻生，主人翁們各有抵抗和挑戰的方式，他們大呼︰「我永遠不會為別人而活，也不會要求別人為我而活。」

　　利己主義╱個人幸福 vs 利他主義╱犧牲小我的大辯論，令到這部小說中文譯本厚達一千一百頁，而且在中國正式登台，你無法只聳聳肩。

繼蘇丹達富爾種族衝突不斷升溫，肯尼亞又上演敵對派系仇殺事件，國際傳媒焦點從中東危機再次轉移到非洲身上，這個被西方視爲被咀咒的黑暗大陸，一直吸引大量的西方救援，但在2007年結束之際，西非國家乍得一宗與國際人道組織有關的醜聞曝光，引起軒然大波，直至現在民憤未息，乍得政府的回避進一步凸顯了非洲當權者與西方盟友的複雜關係，其中帶出不少發人深省的問題。

據報道，有16名歐洲人，其中9名來自法國，均隸屬于一個慈善團體叫“佐亞方舟”，他們涉嫌在乍得與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市阿比齊茲，企圖拐帶103名從達富爾逃過來的小難民，當他們以緊急健康問題爲理由，正準備把小難民送上飛機飛往法國時，在機場被拘捕。最新消息指有6名歐洲人已被有關當局正式起訴販賣人口。

筆者在非洲等其他動蕩國家採訪時，也曾碰上“佐亞方舟”這一救援組織，該組織成員愛穿上同一T恤，T恤上印有“拯救孩子”的標記，該團體乃是于南亞海嘯發生時成立，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爲災難中的孤兒解困，他們近年的工作焦點已從南亞轉到蘇丹，無奈在蘇丹及其鄰國邊境的難民營展開救援不久即捲入這次醜聞事件。

該組織辯稱他們爲了小難民的健康危機才做出緊急的醫療撤退行動，但聯合國官員在調查後卻發現，在百余名的兒童中沒有孤兒也沒有嚴重健康問題，他們的口供與事實不符，有關當局遂進行拘捕和審訊行動。

據知，這種以人道之名的“人口販賣”已存在了一段時間，知情者指收養家庭如法國等西方國家一般需付3000美元收養費用，而被收養的兒童有可能成爲變相的終生奴隸，非洲報紙《黑星》指這是西方在非洲進行新殖民主義的新奴隸現象。

美國知名評論家喬姆斯基批評美國過去一直干預第三世界國家，沒爲該地區帶來和平，反之點燃戰火，繼而佔領人家土地並大建美國軍事據點，而衝突也推動了人道組織發展蓬勃，近年各大小救援團體湧現，“佐亞方舟”便是其中一個在這幾年間借災難冒起的慈善機構。由於監管不力造成機構良莠不齊。

至於“佐亞方舟”，它展示出3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並有其歷史性的意義。首先，我們如何理解“人道主義”，它的性質、原則和定義？第二，在非洲運作的人道組織究竟爲誰的利益服務？第三，上述醜聞爲我們帶來什麽啓示？

“人道主義”一般泛指拯救生命和減輕痛苦的行動，無論這是由於天災或是人爲的災難。而大家所理解的“人道行動”理應基於兩個原則，這就是無論受害者的背景是什麽，都有權接受人道對待；還有，人道機構的獨立性。在當今的社會，人道活動已全部由所謂的百政府組織擔當起來，，他們活躍於所有的災難地區。

就有關乍得醜聞問題，根據“佐亞方舟”自辯說，他們的行動目的在於拯救從達富爾逃到乍得的孤兒，並安排他們到歐洲過較爲輕鬆的生活。可是，聯合國多個部門，包括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都在調查中發現，“佐亞方舟”自稱要拯救的兒童都不是孤兒。法國權威報紙《世界報》質疑，法國軍方在乍得東部有常設基地，他們不可能對“佐亞方舟”的工作不知情。

法國政府急忙表示，他們一獲知消息，便立刻想辦法阻止“佐亞方舟”在乍得的活動。事實上，法國政府最主要的考慮是這次醜聞對3個駐守在乍得的歐盟部隊的影響。雖然歐盟軍隊的部署行動被視爲一種要保護達富爾難民的措施，但知情人士早就指出，法國真正的部署理由乃是乍得對法國的地緣戰略利益，這方面的考慮多於保護達富爾難民。

醜聞出事地點阿布切是乍得東部與蘇丹達富爾接壤的邊境城鎮，直到現在，當地居民對醜聞的憤怒仍然沒能平息，他們繼續上街示威，抗議有西方組織假借救援名義進行人口販賣，他們大呼說：“向奴隸貿易說不！停止販賣兒童！”

在這個危機中，乍得政府本來可以好好利用機會檢討非政府機構在乍得的行爲操守，可是，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反之，他們恐怕因此事得罪了西方盟友，竟然公開強調歡迎各慈善團體繼續在乍得境內工作。

那麽，我們又如何從該宗醜聞中獲得一些啓示呢？如果所有人道活動人道原則和政策方向，我們的世界的確沒有這麽痛苦，並且可活出人類作爲一個大家庭的信念，在國際上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團結。

當然，在衆多救援組織中，也有不少真正以人道爲本的，例如我們所熟悉的樂施會和無國界醫生，他們在非洲的工作成果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不過，問題是，有多少在非洲運作的人道團體貫徹人道原則？或是人道主義這個修辭變成一種公關手段？

如果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得首先要瞭解西方人道主義在非洲的歷史。

相信有不少人已知道，早於19世紀西方就是以人道之名介入非洲，當時他們送出一批又一批的基督教傳教士到非洲去，稱是爲了拯救那些在歐洲奴隸貶賣政策下的非洲受害者。

諷刺的是，歷史告訴了我們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士正是主張歐洲征服非洲的積極支持者，他們認爲這可加促他們在非洲的人道工作。事實上，對他們而言，非洲人是無知的野蠻的，只有通過歐洲殖民才能拯救。
在19世紀衆多的傳教士中，以大衛•利文斯頓和塞繆爾•貝克最廣爲人知，他們均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本身又是探險家，他們前往非洲對抗奴隸販賣，表面上是解放黑奴，但只要看看他們對非洲人的態度，便會大約明白到他們所進行的是什麽人道工作。

在1870年初，利文斯頓曾發表一篇文章，表達他在非洲傳道的感懷，他這樣寫道：“我走進他們之中，作爲較優越的民族成員，也是代表政府的僕人，期待能提升這群人類大家庭裏最落後地區的素質，我們是神聖基督教的追隨者，我們帶著最大的耐心來到這裏，向當地受打壓的愚昧民族賜予平安！”

至於貝克，他又怎樣說呢？1865年，貝克在倫敦一教會中表示，居住於尼羅河上流的非洲人連動物也不如，貝克至說：“他們連狗也談不上！”要知道貝克不是普通人，他是知名英國探險家，又是當時英國維多利女王的好友，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尼羅河盆谷取締阿拉伯人的黑奴販賣。

利文斯頓與貝克等人道工作者，他們骨子裏的種族主義其實是有時代背景的。19世紀歐洲人對非洲的征服走到高峰，而隨之而來的貿易也蓬勃發展，他們只視非洲爲其勞役地區，爲歐洲的資本主義築起基地，他們一手拿劍，一手拿著人道主義的招牌，自以爲是既開發，又教化，來合理化他們的侵略。

但在很多的文獻裏，利文斯頓和貝克卻被描繪爲在非洲土地上的歐洲英雄，他們爲拯救非洲人民做出了不少犧牲。他們的繼承者，不論是從歐洲來的傳教士、商人或殖民官員等，他們都被視之是爲非洲人帶來文明的英雄，在歷史的書本裏很少提及到他們那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對非洲的侵略也被寫成一種高尚的行爲，目的就是教化非洲人，有人更形容他是19世紀最偉大的歐洲慈善家，因爲他協助和推動非洲地區的發展，但我們卻沒有想過1890年期間，利奧波德曾下令屠殺了近1000萬非洲人。

事實上，人道主義存在著非常辯證的方面，就以非洲爲例，販賣奴隸和殖民帝國主義爲非洲帶來危機，而西方帝國的子民又以人道工作者的身份回到非洲爲危機作補救工作。換言之，人道危機爲人道工作鋪路，倒過頭來非洲人又通過人道救援加強了他們對西方的依賴。人道工作者很少追問人道危機的來龍去脈，因爲他們在有意無意地變成危機的既得利益者。

回顧了19世紀西方人道機構在非洲的運作後，我們可能會發現，雖然已踏入21世紀，但卻沒什麽分別。放在歷史的脈絡裏，我們便會很容易明白到乍得的醜聞原來是有著歷史的源頭。

昨天的利文斯頓，今天的“佐亞方舟”，問題在於歐美西方等白人對非洲的種族思維，他們至今仍未能抛棄這個思維和態度。人道主義應該建基於尊重和平等，認同他們的權力與夢想，而人道機構也應該以雙向和透明運作爲基礎。

乍得醜聞向世界響起一口警醒鐘聲，在人道主義大傘下有著太多不爲人所知的故事，由於慈善團體各施各法，缺乏監管，令不少人借機混水摸魚，反而侵犯了受害者的尊嚴和人權。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應是憐憫的施捨，也不是侵略者的化裝？？，而是人類鞏固大家庭的守望相助，感情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