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香港不重視詩，香港的詩人備受遺忘，聽聞他們出版詩集不敢超過五百本。這城放棄了詩，也就放棄了觀照靈魂的一道橋樑。

　　可是，在滿目瘡痍的煙烽之地，詩竟然在人民的淚水中茁壯起來，詩人成為他們最真摯的擁抱與歸屬。

　　這是否可以解釋，巴勒斯坦詩人達維希（Mahmoud Darwish）的離去，可以震動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原因呢？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給予詩人最高級別的「國葬」，等同於四年前逝世的阿拉法特，並舉行三天下半旗全民族哀悼。我們不禁問，是否有點誇張？

　　一點也不誇張，如果明白到當地詩人與人民之間那種緊密的心靈關係，便不會感到誇張。

　　我們可能視詩如小資階層的一種裝飾，但對於他們，那些困於圍城無路可退的人們，詩是他們的利劍，可刺穿生活的荒謬。



　　「快樂的人夜晚也快樂着；哀傷的人夜晚也哀傷着。至於白晝，它完全佔領了它的人。」——《存在的邏輯》

　　這是另一巴勒斯坦裔作家穆里．巴爾古提（Mourid Barghouti）的詩作。

「在最後的國境之後，我們應當往哪去？在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應當飛向何方？」達維希在巴勒斯坦國歌中這樣寫着。

別了，可敬的詩人，僅以本文向所有以詩作為一種對抗生活方式的詩人致敬，並向所有無詩的社會致哀！

啊！我們可以用一點心去認識詩的本質嗎？可否在我們太過計算的生活裏多一點詩意呢？

我可不可以獻給香港兩位消防勇者蕭永方和陳兆龍一首詩，以作最後的致敬，讓他們有詩作伴，在熊熊烈火裏仍感到溫柔在心中滋長。

他們把自己雙手伸向不認識的人們，這令我想起在我採訪旅途上所遇上的高貴身影，他們擁抱着陌生而受傷的個體，毫不畏懼。

　　啊，我又見到他與她，還有他們，堅強的屹立着不退縮，猶如……

　　一棵樹

　　長出智慧果

　　一棵樹

　　開悟了佛陀

　　一棵樹

　　砍下來做十字架

　　一棵樹

　　長在每一家夜店裏

　　金屬一樣光滑

　　讓軀體纏繞着它

　　讓我們變回為蛇

　　我們於是開悟

　　眼光燃燒

　　十字架上的自己

　　讓我們浮在肌膚上的靈魂

　　發光發熱

　　太初有道

　　——台灣詩人鴻鴻詩集《土製彈》中的《鋼管史》

　　　　你們的「大我」可能還改變不了日益下沉的世界，但卻足以在黑夜裏燃起點點燭光，好讓後人一步步走下去。

　　有人問我不怕身處烽煙四起的危險景象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有人問我把自己拋進陌生中不怕孤單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有人問我，在工作長征上不怕疲累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有人問我，目擊延綿的苦難不怕心灰嗎？我說不怕，因為有你們。

　　你們這一群勇者，就像一棵又一棵樹站着永不倒下，好讓顫慄者得到平安；露宿者得到護蔭；哭泣者得到擁抱；弱小者得到保安；顛沛者得到歸宿。

　　而我，因着你們，得以繼續上路，你們教曉我，如何勇於面對一切的環境，怎樣尋回失落的價值。今夜的皎潔明月，再次映照出他們那長長的身影。

講題：在新聞前線上見證一個人的力量: 從中東到拉美
主講人： 張翠容
(獨立記者。著有《行過烽火大地》、《中東現場》、《大地旅人》等書)

時間：2008/8/30(六) Pm2:30
地點：樂生院蓬萊舍（晴天在樹下）（交通方式）
報名信箱：savelosheng@gmail.com

演講簡介

/by許惟豪


2008年元旦當天下午，伴隨著寒流來襲的是跨年夜熱鬧過後的寂靜，在牯嶺街小劇場，有個身軀瘦小帶著廣東腔的女記者，神情激動地談著她從委內瑞拉農村帶回來的第一手報導。現場有政大廣電系教授郭力昕、台灣古巴後援會的馮建三與早年譯寫《拉美地誌，魔幻行腳》介紹拉美左翼運動的作者舒詩偉，他們幾個肆無忌憚地從委內瑞拉查維茲的參與式民主，聊到古巴後卡斯楚局勢轉變……2008年的第一天寒流來襲，觀眾吸進去的每一口空氣都是冷的，但這位女記者所帶來的對話，卻讓大家在西方美式民主與反恐旗幟的單一觀點下，大口大口地呼吸。

她是「張翠容」，一名獨立戰地記者。

翠容總是背著簡單的行囊走遍各地衝突區。由於不依附媒體企業，她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從事著艱難的採訪工作，憑著一股熱情和理想前進。然而，到底是什麼支撐著她從事戰地記者的熱忱？或許她會告訴你：是那位喀布爾大學一位立志當記者的十九歲少年，讓她在採訪阿富汗充滿挫折想放棄記者工作時，重燃對新聞的信念。或者，是那位跑到巴勒斯坦當「人肉盾牌」，阻擋以色列坦克前進的日本女大學生。

感性的翠容，如同所謂的「詩性的記者」（Poetic journalist）。她對文學和電影充滿興趣，形容那是「記者必修的感性之旅，亦是新聞觸角的啟發源頭。」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一系列的巴爾幹電影，促使她在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毅然走進巴爾幹。並親自訪問了許多阿拉伯作家、詩人與畫家，包括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巴勒斯坦的流亡詩人馬哈默．達維希（Mahmoud Darwish）。

介入式的觀點

主流媒體的觀點中，不乏種族、國家和階級的自我中心思維，但是他們仍然稱此為「客觀」。曾任職BBC World Service報導亞洲及國際事務的翠容提到，BBC將「報導海外新聞必須以國家利益為依歸」作為採訪守則。台灣媒體何嘗不是呢？以兩岸地緣政治為世界觀早已根深蒂固。

從國內到國外，「偽客觀」的幽靈不斷盤旋新聞報導。翠容意識到「當記者拿起筆來報導過這一切，她已不再是旁觀者，而是一種介入，只是介入的方式不同而已」而介入，是站在窮人的一邊聆聽他們的聲音，忍住悲憤的眼淚質問權力者。

尋找脈絡，還原真相

許多主流媒體習以為常的價值判斷，是一種「簡化事情本質的企圖，是一種對歷史的失憶，又或逃避，逃避歷史的殺傷力，然後再用某一種價值觀的美麗外衣包裝起來，去合理化、去讓人相信」。

從九零年代末東帝汶的大屠殺，到二十一世紀911之後美國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石油戰爭，西方媒體一再嘗試以信仰或文化衝突來「包裝」事件的本質。

因此，翠容以直接走入民間的報導方式，堅持無國界的人本價值，並且加入更細緻的政治經濟分析嘗試將事件還原到現實政治問題，一如薩伊德在「遮蔽的伊斯蘭」一書所做的努力。2002年出版「行過烽火大地」走訪東地汶、阿富汗、印尼並追尋西藏小活佛噶瑪巴的流亡路線；2006年美國侵略伊拉克三年後出版「中東現場」，她以更沈穩動人的筆調，從埃及、以巴、敘利亞、黎巴嫩到伊拉克，耙梳了泛伊斯蘭地區國家的政治歷史脈絡，並揭露美國新保守主義對中東的能源戰略，從而粉碎了杭廷頓所提出二元對立的「文明衝突論」。

翠容借用著名的戰地記者約翰．皮爾格所說的「隱藏的議程」來形容主流媒體那種「簡化事情本質的企圖」。率真而富正義感的翠容直言：「記者的職責就是把這些隱藏的議程挖出來，撥開雲霧，讓讀者更貼近真相」。

追求一種「被看見」，然後呢？

在上一次8/16的「樂生文學週末」，公視記者郭志榮由在地的媒體經驗，談運動的可能性，他提到了現代人難以避免犯的錯：「我們在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常常是透過媒體在看……媒體沒拍到的，那當然不存在」。

同樣的，背著行囊走進伊拉克的翠容，也曾為遭受美國貧鈾彈侵害的伊拉克兒童大聲疾呼：「難道只因為他們沒有在螢光幕上與我們見過面？」

然而，這些戰爭控訴訊息，在我們所處的社會情境下，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在追求弱勢的「被看見」、平衡報導以及還原真相，之後呢？

我們是否「消費他人的痛苦」？

蘇珊．桑塔格一書《旁觀他人的痛苦》探討人們如何看待戰爭暴力影像，〝Regarding〞這個字帶有許多意思：有關、觀看或旁觀。而中文譯者陳耀成選擇了「旁觀」這個字眼，因為該書關注的主旨在於『究竟影像充斥的現代文化，是否令人越來越傾向「袖手旁觀」？』同樣的，關於戰爭的報導是否也有這傾向？

面對媒體家常便飯的報導伊拉克炸彈攻擊、美軍誤炸平民的死傷人數。量化的軍事戰況恐怕只令觀眾日漸麻木，而非常膚淺的「真相報導」，很可能只是滿足了大眾的「窺探」和「消費」的潛在慾望。桑塔格認為，即便報導內容充滿控訴，觀者感到震撼，結果卻沒有進一步思考追究戰爭的政治責任，那麼仍然是在「消費戰爭」。

從瞭解真相到思考社會行動，暗示了人們如何「去消費化」的可能性。

國際思維，在地行動

因此，另一方面，翠容也時常關注世界各地左翼運動的發展，以及兩岸三地的社會運動。在她的部落格「真實筆記」，可以時常看見最新的觀察、評論和報導。這一兩年，她將焦點放在拉美左轉的趨勢，獨自走進鄉村民宅近距離的採訪，嘗試還原委內瑞拉和古巴社會發展的真實情況。

8月30日樂生文學週末「替世界寫下一頁真實筆記」，翠容將來到台灣的樂生療養院，承接第五季「在地發聲」的獨立媒體動能，與各位讀者分享她富涵生命力的國際採訪經驗！

http://losheng-literature.blogspot.com/2008/08/830.html

巴勒斯坦“民族诗人” 馬哈默‧達維希 ( Mahmoud Darwish ) 8月9日病逝 。

“全體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民，全世界深愛和平和自由的所有人，我懷著刺入我心和靈魂的痛惜宣佈，一顆巴勒斯坦之星隕落了。”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在聲明中說，“偉大詩人、巴勒斯坦人的驕傲和現代巴勒斯坦文化事業的開拓者馬哈默‧·達維希的離去，將給我們的文化、政治和國家生活留下巨大空白。”

以下是我在2002年與達維希的一段訪問節錄：


張：即使面對目前的惡劣環境，也沒有停止寫詩？


達：當然沒有，這使我更詩潮如湧，我的士氣是打不垮的。


（談到此，有位當地訪客到來，用普通話向張問好。達維希聽到普通話感到很新鮮）


達：請問「I love you」的普通話是怎樣說的？


張（感到愕然）：你為什麼要學這句話？


達（哈哈大笑，然後轉為嚴肅）：你知道嗎？對我們而言，愛是如此困難，這個字我們的語言中好像已經遺失了。如何去愛你的敵人？或者，我可以在普通話中重拾意義。

以下是我在2005年與達維希的一段訪問節錄：　

　與巴勒斯坦詩人達維殊談起中東的情況，，他說，最近寫了一首新詩，詩名是：《As Almond Flower》，我不大清楚 Almond Flower 是甚麼意思，如要直接繙譯，可叫杏仁花。但，我從未聽過杏仁花，詩人解釋，它是白色的，嬌小的，一如櫻花，開花時間只有短短數天，便如風飄逝。可是，我仍然不知道 Almond Flower，如讀者知道中文名稱，請不妨告訴我。在此，我只聯想到蒲公英、櫻花，又或曇花，它們面對同樣的命運。



　　詩人慣於黑色幽默，指 Almond Flower可用作巴勒斯坦人的國歌、國花，我笑不出來，他則表示對這個地區的前景愈來愈悲觀。

他其後補充說，Almond Flower 太輕，在這地區，生命也太脆弱，當他嘗試用語言去表達，一表達，真實亦像 Almond Flower，隨風消逝。真實，脆弱得難以用語言來呈現.......

家園是甚麼？是一個人最後的安心之所？但，巴勒斯坦詩人達維殊說，他身在家園，卻在流亡，家園，仿似一個大監獄。

　　我好奇問他，為甚麼不走？可以到巴黎、羅馬、馬德里，就好像捷克作家昆德拉、敘利亞詩人 Adonis，甚至是我們的中國朦朧詩人楊煉，很多、很多，生活在受壓環境下的文學家，他們所選擇的就是離開。

　　達維殊大笑，反問：一走了之？在外流亡？他每年夏天都會在巴黎度過一段時間，在那裏打開報紙閱讀家園的消息、閱讀衝突、閱讀圍困與佔領，他的流亡感更重，疏離得無法自拔，心也不知在哪裏放下。

　　在家園，他一樣流亡，在隔離牆的重重圍困下，在軍人持槍把守的檢查站上，每個夜晚，居民得要準備隨時受到搜查，有家庭成員給帶走，然後，消失於某一個角落裏。

　　「你可知道？在自己家園流亡的感覺，很超現實，但監獄卻是實實在在，我們喪失活動的自由。現在，我愈感悲觀，這是一個無期徒刑，我只能靠詩來尋找心靈的出口。」

　　出口？我只看到一堵堵很高很高的隔離牆，出口有一個大閘，可以被隨時關上，一關上，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別了，我的旅程還有終結的時候，他們，卻仍走在漫漫鬥爭的旅途上。眼前是一片日落餘暉的景象，我走進淡淡的黃昏，無奈揮一揮手，向他們，送上我最深情的祝福。




　　

專訪：切．格瓦拉兒子卡美路．格瓦拉

( does Camilo look like his father? )

近日有傳聞指俄羅斯在古巴部署戰機，以報復美國企圖在亞洲設立反導彈防禦系統，這令人聯想到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而古巴也因此一再成為國際傳媒焦點。

事實上，近年有關古巴的新聞並沒有停止過，從領導人卡斯特羅退休到其弟勞爾上台，古巴的發展方向在拉美政治版圖中舉足輕重。當年革命英雄偶像切．格瓦拉以古巴作為社會主義實驗的第一站，而他的後人亦一直以古巴為家，他們怎樣看待古巴的過去與未來，對古巴民眾不無影響。我在古巴採訪期間，有機會與切．格瓦拉大兒子卡美路．格瓦拉（Camilo Guevara）進行了長達三小時的訪談，本文為訪談的撮要。

二零零四年，古巴政府在首都哈瓦那成立了「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切．格瓦拉的太太與子女成為該中心的負責人，分別主理不同的工作。

「切．格瓦拉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乃是要讓切．格瓦拉的理想更廣為人所熟知。但，當古巴正處於如火如荼的改革裏，有人開始懷疑，這是否與切．格瓦拉當年為古巴灑熱血的理想越走越遠？又，切．格瓦拉的後人怎麼看待這次的經濟改革？

作為全國景仰的革命家後代，切．格瓦拉的大兒子卡美路卻出奇地樸素與隨和。

他把金黃的頭髮束起了一條辮子，身穿著有點破舊的T恤和一條鬆身長褲，五官則帶著父親的影子，特別是銳利的眼睛，好像可以把什麼都看穿透。



今年四十六歲的卡美路為人一直低調，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但他見到我專程來訪時，卻沒有拒我於千里之外，倒爽快地點頭答允，而且沒有要求我先申請什麼許可證，中心的守衛都指他個人十分友善，對下屬平等看待。由於當天我請了一位俄羅斯友人幫忙翻譯，湊巧卡美路又曾在莫斯科念過書，我們的話題就從前蘇聯共產政權倒台談起，以下是專訪摘要：

你在前蘇聯念大學法律課程，有否目擊該國社會主義崩潰的過程？

沒有，我是在前蘇聯倒台前夕回到古巴的，不過，當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已感到風雨欲來，但這不足以令整個制度就這樣塌下，如果沒有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的話。

即使沒有美國，你認為俄羅斯人仍會支持社會主義嗎？

無可否認，蘇聯的社會主義千瘡百孔，而當時的蘇聯政府也有計劃進行改革，我認為應該給他們治理「疾病」的機會，而不是一夜間把所有東西都推翻了，致使現在的俄羅斯價值真空，十分混亂。

那麼，你又如何看待古巴的社會主義前景？勞爾的改革又是否有可能成功或失敗？又或甚至改寫古巴的社會主義歷史？

沒錯，現在在古巴，人人都說改革，期待轉變，但這都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進行。我們的社會目標還是沒有變，就是改善物質生活之餘不會放棄人本價值。我們要改的是方式，而不是主調。

那是你父親當年許下的承諾？

這是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的原因，古巴不是沒有嘗試過資本主義。事實上，古巴人都是從資本主義走過來的，深知資本主義絕不是人類的出路，那麼，古巴又怎會走上回頭路？

但，中國那一套社會主義是否值得古巴來參考？

中國社會主義是一套怎麼樣的社會主義？我不太清楚，但有一點我們很明白，我們不會再抄襲別人的東西，過去我們緊跟蘇聯模式，最後嚐盡苦果，蘇聯模式為我們留下一個很壞的結構危機，我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翻身過來。其實，早於八十年代，古巴為了回應這個危機已經開始其「矯正工程」。這是古巴改革的第一波。到了九十年代，國際大環境隨著蘇聯東歐突變而有所轉化，美國加強對古巴的封鎖政策，為了求生存，同時也是為了回應外在不同的環境，古巴出現了第二波改革。現在，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化，古巴也不得不再度作出調整，這是目前我們所面對的第三波改革。

但，古巴的社會主義走到現在，內部也出現不少問題。

我得承認，社會主義也有其不完善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你要知道，它只是一種通往最終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們最終目的，是要創造公平和愛的社會，活出人類真正的道德價值，這是革命前輩包括我爸爸努力追求的一個新世界，而這亦可解釋古巴民族在過去五十年來能夠挺著美國帝國主義而生存至今，就是由於我們在心靈深處所堅持的一種價值信仰，並形成的團結倫理。

但你所說的價值信仰，在古巴似乎已在失落中，這是否改革的必然現象？

每一次過渡都會有陣痛，都會有疑惑，我已經說過，社會主義不是完美的，這要視乎我們能否在改革的過程中尋求新的共識，應有什麼的內涵，能否以更民主的精神去應對之際讓團結的倫理返回正軌。

更民主的精神？外界不就是經常批評古巴缺乏民主嗎？

噢，他們用資本主義有色眼鏡來量度我們的民主過程，總認為我們不符合他們的標準，又或者別有用心的人來指指點點，企圖扭曲我們的民主發展。我所指的，而古巴也正在實踐，乃是一種參與式民主。過去古巴致力推動全民教育，提高人民的教育水準，這正好為參與式民主奠下基礎。

換言之，我們追求的不是西方式政黨政治，而且是一種多元並存，人人有機會參與的政治進程，我們也不是追求私有化，亦不是現在毫無效率和工作動力的大鍋飯制度，而是國營產業經營管理的社會化。

我們不希望重覆拉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錯誤制度，讓自由市場和金融官僚體制侵蝕我們，也不應消費至上，應講求生活品質，永續發展，這樣，古巴才能開創一個新格局，為自己，也為全人類。

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在研究中心所主持的「另類計劃」，就是在社區培養小孩要有一種社區服務精神，例如我最近開設了一個攝影班，孩子們不僅學習攝影技巧，也同時學會如何利用這種技巧去服務社區，這是第一步，我希望推而廣之，重構古巴的理想價值，以抵抗日益異化的世界。


( Che lived in this house when he was Trade Minister in Cuba.
後記﹕

名人後代最怕就是擺脫不了父輩的影子，而卡美路亦當然意識到他作為一代革命家的兒子，人們對他自有一定的想像，來自世界各地的各路人馬前來見他，究竟有多少是由於他父親切．格瓦拉而來？

因此，卡美路對別人向他提問有關父親的話題時，表現得極不耐煩；但對記者而言，那又的確難於避免。我企圖把他對父親印象的問題放到最後，但他仍是有很大的反應，他問我﹕「這個問題是出自你的好奇心嗎？這對你了解古巴有什麼幫助？」

跟著他表示已談了三個小時，給了我很大的優待，而他亦早已一身汗水。

我們談話的地方乃在切．格瓦拉的故居，現已改成為辦公室，內裏設備簡陋，連一把風扇都沒有。因此，不僅卡美路大汗淋漓，而我也快將熱昏了。

革命家後人堅持過著簡樸的生活。在訪談中，卡美路更處處流露出，他是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


( Che's car )
( I am driving Che's car. How c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