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抗議血洗加沙，請為以巴雙方無辜平民受害者禱告。

伊拉克戰爭爆發至今已有五年光景，當新聞價值逐漸消失之際，很高興閱讀到十二月十四日一期《亞洲週刊》有關伊拉克的封面標題故事——「你不知道的伊拉克」(http://www.yzzk.com/cfm/main.cfm?Path=2190279032/Main.cfm&CFID=40107936&CFTOKEN=68196363 )，《帶一本書去巴黎》旅美中文作家林達按現場觀察撰寫而成。

作者首先探訪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族的自治區，作者這樣說：「沒有人告訴過我，二零零三年美軍入侵之後，該地區進入伊拉克建國近百年來發展最迅速的時期」，美國發動戰爭竟然為庫爾德自治區帶來了「黃金時代」。

事實上，作者貫穿整個專題所帶來的訊息，就是美軍在伊拉克的存在，完全正面，認為有伊拉克人因未能明白誰是真正的敵人，才為難美軍，而衝突也主要來自遜尼和什葉兩派的鬥爭，外來恐怖分子（以阿蓋達為主）加速秩序的破壞，與美軍的存在無關。他們在那裏是維和及反恐。

作者跟著透過訪問圖書館館長告訴我們，現在伊拉克民眾已經覺醒，兩派幾乎停止戰鬥，聯合協助美軍對付外敵，治安正大幅度改善，因為他們認清真正敵人是阿蓋達和其演化的組織，還有敘利亞和伊朗等鄰國外患，因此，他們認為，美軍在三年內都不應該撤出伊拉克。

上述就是作者認為外界所不知道的伊拉克最新情況。

如果這全屬實，我會與伊拉克人一樣感到非常興奮，這由於我和他們一樣有生死之交，自零三年兩度在伊拉克採訪回來後，一直留意該國的消息，這不僅關乎伊拉克人民的命運，還涉及到國際關係裏的大是大非問題。

因此，容我大膽地與林達商榷其專題報導。

第一，林達似乎未能向讀者交待庫爾德斯坦地區「黃金時代」的特殊性。

庫爾德族人如巴勒斯坦人一樣，一直尋求獨立卻屢遭出賣，過去在薩旦姆統治下更慘被屠殺，因此，他們支持美同伊拉克開戰。不過，原因不單純因為要去掉薩旦姆而自保，根據《紐約客》知名記者兼普立茲得主Seymour Hersh早在零四年揭露，以色列秘密與庫爾德斯坦地區領導層接觸，同時開出條件，如果庫爾德支援戰爭，並讓以色列在庫爾德斯坦地區設情報中心，那麼，以色列則扶助庫爾德人脫離伊拉克建國。

當然，建國只是餌，這由於土耳其對此非常緊張，而以色列和美國暫時不可能失去土耳其這戰略夥伴。雖然如此，有關方面仍然給予庫爾德人建國的幻想，例如零五年伊拉克過渡政府通過新憲法，全國實行聯邦制，而庫爾德人在新政府中委以重任，當時庫爾德組織領袖便高興認為，這是幫助他們踏上建國第一步。

此外，以色列的消息報上亦曾披露，以色列有向伊拉克的庫爾德地區空投隊員提供先進裝備，且派遣戰鬥專家加強其軍事訓練，而以色列企業更在該地區投放建設資金，援助發展，令庫爾德自治區轉成親以地區。

至於自治區與美國的關係更不用說了，該地區親以亦親美，去年底他們匆匆自行通過石油投資法，並與美國石油巨頭亨特石油公司簽署了巨額協議，而以色列也希望可恢復四八年時關閉的一條從基爾庫克通往以色列海港的油管。

庫爾德自治區儲油量占伊拉克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農牧產品亦非常豐富，美國和以色列在該地區的投資不是白送的，在他們的扶助下，庫爾德自治區擁有軍事實力，政治權力和資金，成為戰爭最大得益者，伊拉克最安全和富足的地方，「黃金時代」亦由此而來。可見，這同時也為伊拉克未來的穩定埋下禍端，這由於庫爾德已被美國和以色列利用對付伊朗和敘利亞前沿之地，伊拉克境內的遜尼派和什葉派對次早亦不滿。

至於林達在其報導中指出，伊拉克的遜尼與什葉兩派於去年中突然覺醒，終止內戰，，與美軍合作對付「恐怖分子」，這對於長期觀察伊拉克局勢人士而言，實在是匪夷所思，他們竟與眼中的「佔領軍」合作，這與那些駐守中東多年的資深記者的報導，明顯有很大出入。這包括英國《獨立報》駐守中東二十年的記者Robert Fisk，英國《衛報》的Johnathan Steele， 美國著名獨立記者Dahr Jamail，他們不是隨軍記者，觀察很不一樣。

零四年我在華盛頓訪問「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一名中東專家，他明確告訴我，美國在伊拉克的策略，就是扶一派打一派，要脅的除庫爾德外，還有什葉派，以全力打擊遜尼派，清剿薩旦姆殘餘勢力，這又給與了阿蓋達組織有機可乘，與當地遜尼派合謀推翻「十字軍」。不過，這並不表示什葉派就完全臣服於美國，與伊朗有淵源的什葉派派系當中便有不可不服美國入侵而自足抵抗力量，如薩墨德軍。



沒錯，兩派在互動的過程裏終於發現，最後受害者是他們自己，因此提出和解，但他們和解的目的，是不欲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而這名漁人，就是美國。其實，美國也做不成「漁人」，他們逐漸發現策略錯誤。現在，美軍在伊拉克左右不是人，詳情請參考《衛報》攝影師Sean Smith 剛製作完成的紀錄片，在影片中，美軍坦誠表露不受伊拉克人接受的挫敗感。在另方面，他們繼續神經兮兮地錯殺無辜，致使美軍與當地人之間的關係裂痕難以修補。

此外，美國所請的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在伊拉克濫殺平民亦造成不少衝突，這衝突直到現在也沒有停止過，在這方面美國記者Jeremy Scahill有詳細報導。

無論如何，美國對伊開戰的不正當性，引發當地衝突不斷，這是美國無可推卸的責任。

還有一點，林達完全未有提及到的，就是美國發動戰爭的殘酷一面，九一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美國在伊拉克投下的貧鈾彈逐步污染當地環境，有不少人就此染上癌症，聯合國報告指出，如果不及時改善，伊拉克將會有四分之一人口罹難癌症。不幸地，零三年美國再向伊拉克投下大殺傷力武器，我在巴格達訪問一位醫院院長時，他告訴我，伊拉克環境與國民健康將進一步惡化。這種慢性謀殺別國人民的手段，我們做記者的，怎麼能熟視無睹，不予揭發，反之卻向美軍給予掌聲？！

林達指出近年伊拉克治安有明顯改善，這是事實，但這種改善是脆弱的，原因是林達筆下的所謂自發性「覺醒運動」，其實並不算是伊拉克人的自發行動。說穿了，這乃是美國為補美軍的不足，動員伊拉克人成立「覺醒」組織，改善地區安全。這些覺醒組織成員薪金由美軍支付，每月三百美元，負責地區巡邏，其人數之多及精良的武裝配備，的確大大提高了某些地區的安全狀況，可是，該組織勢力逐漸坐大同時也令到伊拉克政府寢食難安，兩者之間關係兄洶流暗湧，「覺醒」背後隨時是另一衝突的爆發，更何況伊拉克新政府內派系林立，各方利益能否達到平衡？現在仍是未知之數。

事實上，目前就只有庫爾德自治區和首都巴格達最為安全，至此其他地區如弗勞傑（Fallujah），依然烽火四起，伊拉克難說安全。

伊拉克實況非靠訪問幾個美國將領可以掌握的，而美國國防部所提供的伊拉克人過去五年在戰爭中死亡數量也大大被低估了。據英國醫學刊物Lancet綜合各種獨立調查所得出的數位，直至零六年底為止，伊人死亡數量應為六十五萬五千人，戰爭的殘酷與毀滅性，令記者應常警惕，不要當戰爭的宣傳機器。

各位同學，

本人拙文 <誰偷走了你的腦袋？> 刊登後，收到不少同學們 (通過電郵和電話)的回應，但，你們敢於從宰割的社會手上拿回自己的腦袋嗎？那麼，請從於發言做起，我正收集同學的意見，你們對大學教育 (中學也可以) 的評價與期許，我都可以綜合成一文在報章上刊登，大眾希望聽到的，不僅是我這位旁觀者的聲音，還有你們當事人的聲音，我指你們是果，你們可以告訴我，因在哪裡？引發更多的討論可以令真相現身，推動改變，yes, it's change that we can believe in!

( 按:明報閱過我的<從教育看衰退中的香港>一文，邀請我詳細多寫一篇，十二月十日已刊登在明報副刊世紀版， 現轉貼於此，不過，我在此加了些內容，與明報有點兒出入，請大家發表意見，我們的腦袋真的給偷走了嗎？如何給偷走？)

我只是一個旁觀者，雖然不時躋身於人聲鼎沸的學生飯堂，又或走在鬧哄哄的大學廣場裏，即使站在課室的講台上以客坐演講，無論如何慷慨激昂，我也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旁觀者的觀察，對，就是這樣。

大學，一個大觀園，我儼如劉姥姥入大觀園，但，更貼切的形容，我認為大學乃是社會的縮影，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完全在大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喔，對不起，不要誤會，我所指的核心價值，不是大家說過不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多元包容……而是我們不願面對，卻又切切實實早已成為香港人的生活哲學。

懶理過去，沒有願景，只顧眼前的利害關係，能夠上位就是成功，這種「短視症」候群。其實是一種殖民後遺症，愚民政策下的自我俺割。

看看，最近一大學在各大報章為新辦學系所刊登的廣告﹕「國際師資陣容堅強，全部畢業於美英名校，或曾在美國著名大學長期任教……投資一千餘萬元有最先進的……」

乍看以為是那些潮流補習社的自我宣傳，冷不妨是傳媒學系的學生招收廣告，本應是訓練社會第四權的專才，現在卻是技術先於思考，大學向學生兜售的是令人眩目的多媒體先進技術，單是這點他們便自誇為與國際同步，但就國際事務議題的嚴肅討論卻興趣缺缺，過去數年來世界翻雲覆雨，大是大非，當中涉及到的，不僅是新聞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還有，就是知識分子應當思考的事情，卻在校園的嘻嘻哈哈聲音中溜走了。

不然，學生們便去追趕訪問那些名流商賈，誇耀亞洲商界領袖，全球轉播，可是，我是多麼期待握有第四權或將握有第四權的學生，能勇於揭發不公不義，盡情鞭韃，有為有所不為，攀權附貴不是大學的工作，也不是大學生的角色。

在此，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年前我在耶路撒冷採訪時，碰上一位來自英國的大學生，名艾斯坦，她剛從新聞系畢業，便即拿着一台攝影機、照相機、錄音機等等跑到這個地區來作記錄，我每到之處，都見到她的身影，她比我還努力，孜孜不倦地與當地人攀談，寫下報告，並告訴我，她準備逗留半年，好好探求真相。

我好奇問，在以巴地區生活不容易啊！為什麼要這樣做？她竟然如此回答說﹕「我們英國過去在這裏做了不少壞事，作為英國公民，我要為我的國家贖點罪，利用自己的專長為當地人做些事，讓他們聲音被聽見，讓真相可以呈現在世界面前……」

艾斯坦說完便繼續執行她的使命，我遠遠望覑她，心，在翻騰着。多麼一位有歷史感、責任感的英國大學生！

她認識過去，了解現在，期盼將來，一切皆由她一個人做起。

我總覺得，英國的大學比美國的大學更重視批判思維，這是一種優良傳統，歷史，更是重要的科目，這不僅限於歷史系的學生，而是幾乎是人人必須修讀的科目。

但，作為曾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這方面完全沒有機會「沾光」，反之，在殖民主義下，單一的教育發展，配合單一的經濟發展，只有平面，沒有立體。批判？是危險的事情。

除了從去歷史化中進行自我俺割外，還要自我矮化，得需要緊抓美英權威，才能顯得自己高大一點。

即使大學鬧「水荒」，也得追名牌，花巨款邀請國際巨星降臨大學演出，能否令學生擴闊知識是另一回事，最重要是入座率。

較早前我誤打誤撞去了某大學主辦的美國普立茲得主系列講座，一位講者得獎文章是新奧爾良風暴，但他卻要講中國與拉美的政經合作前景，可能講者對這個題目也不甚清楚，因此，他不時表示﹕I am not sure（我不肯定），I don't know（我不知道）、I am thinking（我猜想），雖然如此，他仍是用非常歐美中心的角度去評價上述地區的發展。

坐在我旁邊的學生不斷抄錄，我有點納悶。

好了，輪到另一位講者，他是美國某大報駐伊拉克記者，當他展示一張又一張美國大隻佬站在坦克/裝甲車的雄姿時，同學們都發出一陣嘩然的讚歎聲，照片裏有美軍「壯烈」犧牲者，同學們又感黯然，我開始從納悶到有點兒憤怒，怎麼我聽不到有關伊拉克人的遭遇！

我壓低聲線問同學﹕「你們怎麼看待他所敘述的伊拉克？」同學聳聳肩，表示沒有期望可以學到什麼東西，最重要是識吓人啫！

講座完畢後，同學們爭相與普立茲得主來個大合照，擾擾攘攘一番，好不熱鬧，誰會去爭論拉美廿一世紀革命的啟示，伊拉克戰爭的對與錯！

又有一次受邀參加大學校園裏一個有關和平的活動，還以為可以好好讓學生認識和平運動的真正意義，到最後還不是與什麼名流俱樂部、什麼紳士會社合辦的一場消費和平公關秀？！

自從政府推出大學經費配對政策，這即如大學能自籌一百萬，政府也就給大學一百萬，這種遊戲規則明顯有利於已擁有優勢的大學，為了經費，大學的推銷術層出不窮。

好聽一點叫做大學市場化，難聽一點則是大學經營學店化，一切均往錢看，令到別有用心的權貴有機可乘，染指學科，主導課程，沒有市場價值的科目和沒有影響力、知名度以及籌款能力和人際鋼絡不夠強的教職員，很容易便給踢出局。

爭經費，便得要突出自己的價值來，大家都說邁向國際化，但這只是是一種偽國際化，圖具外表而缺乏內容，把歐美價值生吞活剝，倒頭來仍然跳不出殖民知識文化再生產的框框，即使香港已擺脫殖民進入後殖民時代，卻來個自我殖民化，繼續透過殖民者的觀點重塑自我價值，去看待自己社會以至整個世界。

在此，真多得教育的功勞，還有傳媒 (有關此批判可另文再述)。

一次我作為嘉賓去聆聽校長的致辭，校長向同學們表示，關懷社會、談論和平不一定要講政治，政治以外可以談氣候變化。噢，校長啊！氣候變化如何與政治無關？

原來香港的教育不但去歷史化，還有去政治化，難怪大學校園不會發生宏觀的公共大辯論，自我掩割、自我矮化之餘，還會自我小兒化，看來通識教育失敗居多。

我有不少教授朋友，見面時總會抱怨學生的表現和態度，畢業了，學生們仍愛拿着毛毛娃娃，然後在校園每一角落舉起V字手勢拍照，這正是小兒化的表徵。

他們雖然嘩啦嘩啦，但卻欠缺對生命的熱情；他們雖然資訊爆棚，但卻未能轉化為知識，更遑論智慧；他們雖然交遊廣闊，但卻目光如斗；他們雖然擁有寶貴青春，但卻失去了赤子之心。

我不會全怪學生們，事實上，不要忘記，他們是「果」，那麼，「因」又在哪裏？

沒錯，孫中山曾就讀於香港，並留下革命的足印，朱光潛曾為這裏的校園帶來《無言之美》，胡適也曾在我們的課堂裏激昂演說，還有唐君毅、錢穆、牟宗三，艱險我奮鬥，困乏我多情。可惜的是，俱往矣！我們有好好承傳先輩的精神嗎？

可憐先輩已逐一被包裝成為學校的市場資產，甚麽人文價值，說穿了還不是給利用去獲取經費和鞏固自己位置的手段，在這底情況下去訴說歷史總覺矯情，我們仍然擺脫不了自我殖民教育的勢利眼。

在這個社會，我們有自由，有繁榮，有和平，但，到處卻充斥着被宰割的腦袋。

警告，各位同學，當你們下次舉起V字手勢時，請停一停，摸一摸，你們的腦袋還安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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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三十年，不僅中文傳媒大肆報道評論，外國亦有不少報章爭相窺探中國三十年來的得失。

前一陣子，來了一群南韓記者，他們先在香港歇息一會，找些香港專家作評價後，便風塵僕僕一口氣在中國跑了一個圈，從珠江三角洲、江蘇一帶，北上至北京、瀋陽等地，他們要觀察內地三十年的成果。

當我在古巴採訪時，中國改革也是一個話題，整個拉丁美洲都仰望中國改革模式的參考價值，特別在目前全球處於金融海嘯裏，美國衰退，但中國真的就可以突圍而出嗎？

打開一份雜誌，才驚覺於七月在上海發生的屠警案，涉案人楊佳已經給處決了，照片上的他一臉茫然，卻仍帶點岔岔不平，還有一點點的哀愁，但我還看得出他的心已經死了。聽聞他在被審期間，不發一言，就好像啞巴一樣。而這一宗案件，也在缺乏程序下匆匆了結，把犯人送上斷頭台。



楊佳的確罪無可恕，他闖入上海公安局，手持利刀襲警，導致六名公安死亡，四人受傷。

但細心研究下，年輕的楊佳卻是成長在中國改革的三十年期間，不幸地，他同時亦感染了改革中潛藏的精神分裂病毒，無以名狀。

如何說起呢？有報道指楊佳去年十月從北京到上海遊玩，腳踏自行車到處觀光，可是有公安硬指他的自行車是偷回來的，把他扣查審問，結果真相大白，楊佳要求討回行政賠償，因失敗而心懷氣憤。

有社會學家分析，楊佳作為北京人，深受現代城市發展的影響，追求人權、法治，公民意識高，只不過中國改革三十年以來，雖然也強調建立現代文明社會，但骨子裏仍擺脫不了傳統社會的人治特質，就這樣，國家患上精神分裂，那怎不叫國民也患上精神分裂 !


直到現在，我的心仍感戚戚然，我想到馬田．史高西斯的《的士司機》，這部後現代反英雄主義的電影，呈現出美國大城市繁華背後的孤獨與疏離，主角因面對道德價值崩潰、身份失落、無法控制自己命運而自行執法。

他要宣示的，就是以一人之力「站起來」，對抗資本主義的虛偽和不公，結果以悲劇收場。



觀乎楊佳，其故事與《的士司機》何其相似！只不過他所要對抗的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的陰暗面，卻一樣用上個人暴力作回應，終於把自己的錯誤與不公的法制糾纏在一起，共赴黃泉。

不少人評價中國改革三十年，大多從經濟政治角度去看，卻忽略了社會心理的層面，事實上，其嚴重的落差猶如隨時可引爆的炸彈。

伴隨着改革的應是價值秩序的重整，一味像火車頭往前衝，而未能做好配套，又或以為可以逐件出售的，這種割裂狀態是社會的禍端。

前一陣子有內地評論員來港大談他們的新聞觀，講題是《市場化傳媒是我們追求的理想》。我在想，他們以為要揚棄國家控制的媒體生態，必須拿起另一端的大旗，這必然是歐美式的市場媒體。

可是在西方國家，市場媒體已受到不少批評而引發出另一場媒體運動思考，他們未必能察覺到，這要怪就怪中國控制資訊未能配合改革步伐。

一個楊佳死了，可能會有更多的楊佳出現，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國家首先要醫治自己的分裂症，真正有意義的改革，首要是開放思想與言論，讓國民在人權、法治、民主裏健康成長。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操控國民腦袋的話，這只會導致更多的偏執行為。

洞爺七犬
還記得今年七月，有七名香港小子自稱洞爺七犬，跑到日本札幌洞爺湖，抗議八大高峰會議，因出師不利，有三名成員一到東京機場便給海關扣留，當時香港有報章和電台採訪報道。

其後，他們把是次抗議 G8 過程剪輯成紀錄片，剛於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播放。

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到今年已是第六屆，我是兩年前透過朋友才知道有這麼一個電影節，想是近年興起公民記者親自上陣新聞現場報道和拍攝，而影像已成為最有力的社運工具，不如自搞社運電影節進行交流，反正它們難以打入主流的電影展。

巧合的是，洞爺七犬透過紀錄片回顧與反省抗議 G8 行動之際，遠在華盛頓正舉行 G20，從 G7 到 G8，再擴至 G20，原本是七大西方工業國的高峰做秀會，到後來日本也躋身其中，因為它也是對全球舉足輕重的工業國呢！現在更把新興市場也加進去，變成 G20。

時移勢易，當初世界仰望並依仗西方七大工業國的臉色，如今在最近的 G20 會議中，新興市場被要求積極參與挽救世紀金融海嘯，花旗銀行也表示新興市場是其挽救業務的焦點地方。

看來，這個俱樂部愈玩愈大，把發展中國家也扯進去，實行共存亡，創造命運共同體。

說回洞爺七犬，名字有點怪，他們解釋「犬」是有靈活之意，七條犬靈活地到處走位，以抗衡死板的軍警和奸狡的政客，只可惜他們面對保守的日本社會，差點兒給玩殘，幸好沒變成「喪家犬」，在是次行動中還學習到不少有關人的課題。

這套紀錄片雖然有點粗糙，但不失有強烈的通識教育意義和趣味性，如果我是老師，一定會向他們購買一套當教材。我希望有老師不怕這七個小子的叛逆行為，這正好可以刺激一下沉悶的課堂、活化討論，無往而不利也！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video, pls contact : hoidick@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