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9年11月17日
柏林牆推倒廿週年現場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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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二十年後重訪柏林，推倒柏林圍牆改寫了德國和歐洲的歷史，為原東德人民帶來大量機會，但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當年搖旗吶喊，現在卻自嘲為迷失一代。融合仍是漫長的過程，二十年並不算長。 |
| 火車從波蘭首都華沙徐徐開往德國柏林，火車上有不少乘客是來柏林見證柏林圍牆倒下二十週年的慶典，這是歐洲一個重要的紀念活動。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不僅德國歷史被改寫，歐洲也進入一個新紀元，邁向整合之路。  當柏林圍牆倒下之際，烏斯尼茲充滿信心，準備在新時代大展拳腳。無奈二十年後重訪，他已隨著「新論壇」一起銷聲匿跡，並早與卡斯塔離婚，他們離婚的日子竟然就在德國統一之時。 原來，柏林圍牆的倒下同時也推倒了不少東邊的婚姻。據統計，九零年後前東德地區的離婚率大增，與大量往西邊遷移的人口比率立時成為突出的現象。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教授芭芭拉（Barbara Ritdmuller）指出，由於他們認為一個時代的變遷會帶來新機會，他們對前景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憧憬。 在變遷過程中，總會有失敗者，卡斯塔二十七歲的小兒子馬田因無法適應而患上憂鬱症，近年越來越深居簡出，害怕與人交往，整天與電腦這一新玩意兒為伍，變成「隱蔽青年」。 在柏林的東邊，有多少「隱蔽青年」？卡斯塔站在家中的大廳往窗外望，嘆了一口氣，不欲再談兒子之事。當被問到二十年的轉變，她聳聳肩，然後點頭表示﹕「畢竟柏林圍牆的倒下為他們帶來自由，總體來說是好事啊！」 二十年來，她搬了一次家，其實她是從原來一個大單位搬到同一層樓的另一個較小的單位，一樣的坐向，面對柏林圍牆的遺址。她笑說，拆下圍牆，才知道有一條美麗的運河，一直在她房子對面流淌著。她向下一指，告訴我，以前樓下的街道，由於是圍牆邊界，經常有軍警巡邏，有又黑又瘦的軍犬在叫吠，陰森極了。如今政府在該地區大興土木。諷刺的是，國家安全部大樓將坐落於卡斯塔房子旁邊，她取笑說，以前給前東德情報機關Stasi監視，現在一樣逃避不了國家老大哥的眼睛。 十一月九日二十週年慶典舉行過後當晚，德國電視台播放知名電影《竊聽風暴》，講及前東德Stasi情報人員如何監控異見人士。前東德陰暗一面在這二十年間不停透過媒體呈現在新德國人民眼前。 據統計，東德時代有大量民眾受政府指派為Stasi提供情報，東德遂成為整個東歐陣營中情報人員最多的國家。 在政治上，德國統一了，但在人心上怎樣進行融合，卻是一個複雜的工程，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任問題。來自柏林西邊的歷史學家諾拉（Nora Duhme）博士對我說，統一初期，東與西兩邊的確存在一種不信任的鴻溝，即使政府也不大願意委任東邊的人加入政府機構。當然，現在的總理默克爾夫人也是來自前東德了。 不過，這並非一定表示西邊的人已完全接受東邊的人，特別對東邊的政治人物而言，他們的過去經常成為焦點。 舉個例子，在東德時代經常為異見分子打官司的人權律師沃爾夫岡（Wolfgang Schnur），柏林圍牆倒下後，他即成立一個名為「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政治組織，並高調表示渴望為新德國的自由民主而獻身，怎知在他意志高昂之際，卻給人調查發現，原來他竟然曾為Stasi任秘密情報提供者，結果他黯然隱退。 當有人提出寬恕與和解，但亦有人認為必須正視和清理過去，二十年來的柏林便是這樣處於拔河的狀態。就好像納粹的歷史，十一月九日自由慶典當天，大批反納粹人士發動大遊行，毋忘恐怖統治、以及當中的劊子手和同謀者。 在柏林，有一個叫「左派黨」（Die Linke）的政黨，人們相信這主要由前東德共黨成員所組成，零七年建黨之初便受到德國國家安全機關嚴密監視，該黨領導人之一蓋勒格（Gregger Gysi），其父曾為前東德文化部部長。 我走訪這個政黨，其國際政策部門主管奧利弗（Oliver Schroder）接見，他才三十歲出頭，他向我強調他來自西邊，指外界對「左派黨」有錯誤印象，而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傳媒經常大肆描繪該黨來自東邊的成員只懂一味緬懷前東德時代，大有要求走回頭路之勢。「我們的成員沒有這種態度，而我們所主張的乃是社會民主主義，並否定前東德的獨裁、專政。但我們應要追求怎樣的民主？如果沒有社會公義，又如何談民主自由？」 他確實點出了問題的所在。儘管在二十週年，德國政府向外界描繪出美麗願景，但統一後的二十年來，社會貧富差距越益嚴重，而柏林東邊更成為重災區，這令到來自東邊的知識分子感到迷惘，當年他們搖旗吶喊，要推翻專制統治，可是卻未完全準備要擁抱西邊的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自嘲是邊緣一族、迷失一代。 當年的「新論壇」成員以及其後改組為「聯盟九零」（Alliance 90），都因未能百分百認同西邊放任的市場經濟，結果與「綠黨」合併，要求民主自由，也要求社會公義。這是前東德反對派的寫照，他們在統一的德國繼續擔任反對角色。 事實上，不僅東邊的人，西邊的人也開始關注公平的問題。我在柏林坐電車往東邊去，從繁華的市中心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直到東邊的盡頭，越東越破落，越荒涼。有不少空置的工地，儼如廢物場。自柏林圍牆塌毀後，東邊的工業亦隨著萎縮，缺乏競爭力，前國營企業逐一關門，即使給私有化的，也搬到西邊去，又或給西邊企業吞併。統一後東邊更有接近二百萬人口遷走，出生率亦大大下降。今年德國捲入金融海嘯，東邊人口急速萎縮，到處是荒涼之景。東柏林的雙位數失業率是全德國之冠，而工資也低於西邊百分之二十五。 東西德融合仍需時間 我在九零年認識安格·勞爾（Anke Rohl）一家，她當時才七歲，現在二十七歲，她為了一份兼職工作，搬到較近市中心的地區去，而她父母則提早告老歸田，回家鄉過著較柏林便宜的生活。 她入不敷支，靠支取政府的補助金過日子。十一月九日前兩天，她坐友人便車跑到波蘭邊境去遊玩。她對二十週年慶典感情複雜，她成長在東邊Honow地區，如今成長之地面目全非，鄰居也經常不同，她對該地區已失去歸屬感，並迷失於時間與記憶裏。 想不到年輕的安格，竟與年長的一代同樣有失落的感覺，雖然她不否認統一為東邊的人帶來大量機會，但融合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二十年的時間並不算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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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09年11月12日
時間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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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飛到波蘭，就好像迅速換了一個季節。我抵達波蘭首都華沙當天，剛下過大雪不久，天灰茫茫一片，人們一身厚衣，是久違了的冰冷。 過去多次出發，有點刻意選擇在夏天出發，可以輕便行裝上路，唯獨前一年到拉美，國家之間氣候差別大，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熱氣逼人之際，南美的玻利維亞的氣溫卻可以低至零度。 今次來東歐探訪共產倒台二十周年，適逢初雪提前來到，令我全身發抖，惟有拿出阿 Q 精神，告訴自己：好啊！在大雪紛飛中尋人尋歷史，別有一番肅殺的氣氛和景象，難得呢！ 回想起差不多二十年前第一次到波蘭，幸運地碰上一位團結工會成員的記者，他英語說得不錯，就這樣，在他的協助下，展開採訪。 不知今次能否與他重逢，暢談二十年來的變化；除他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故友，大家通了幾年書信便停下來，失去聯絡。我拿着他們當年的照片和信件，突然有一股不知如何解釋的情緒湧上心頭。 站在二十年後的華沙街頭，竟有點不知所措，一派大城市的氣勢，到處車水馬龍，感到不知往哪裏去。我是迷失在這座城市的時間裏？還是迷失在記憶中？我努力在記憶中探索一九九○年的華沙，其實是重新了解當時的我，是怎樣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來去自如，現在反而寸步艱難？ 二十年前在華沙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團結工會。那一年的波蘭，物價仍是很便宜，不怕出入坐的士。現在華沙的士與西歐幾乎看齊，而且還有所謂 mafia taxi（黑幫的士），機場中到處都有警告標貼「提防黑幫的士」，我坐了二十分鐘車程，的士司機狠狠要求相等於港幣三百元的車資。 到了團結工會的辦事處，與二十年前已有很大分別，有人更指團結工會已成為工人的敵人，真不可思議。二十年，如流水滔滔，來到東歐，我也把自己檢閱了一番。 我來到華沙，與二十年前比較，的確有天淵之別。老實說，人在波蘭，真的感受到全球化的威力，從金融到商貿，衣、食、住、行，還有發達的通訊科技，令到華沙與巴黎、倫敦、漢堡等西歐城市無異。 聽聞波蘭在東歐地區裏，乃是少數國家能夠抵禦去年爆發的金融風暴，一切安好，而今年 GDP 更能有正數的增長。眼前的景象，使我不敢相信，這就是我在二十年前採訪過的那個城市華沙嗎？ 二十年前的華沙是怎樣的？它是一個典型的共產城市，物資短缺，人們要排隊輪購東西。還有，所有食肆在晚上八時便關門了。 記得當年有一次，一位波蘭記者邀請我到他家作客，途中他把車子停在一間只收美元的超級市場，然後他跟我說︰「我妻子愛喝英國茶，我女兒喜歡吃新奇士橙，而我則很想試試法國紅酒。」 他示意我給他們送上這些禮物，因此我買了一盒英國茶、幾個美國橙和一枝平價紅酒，共七美元。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因為我感到遭變相打劫。 到他家後，一直聊天到晚上八時，他竟然向我表示，他妻子沒有餸菜做晚餐。為了補償我當晚要空着肚子回旅館，他送了一些新聞照片給我，其中包括華里沙與共產政權結束圓桌會議出來後，給一陣強風吹得人幾乎要倒下來。 中國人講意頭，這張照片的意頭則極差。而華里沙一當上自由波蘭第一屆總統後，團結工會亦隨即分崩離析。 今次我一抵達華沙，當地友人即告訴我，有人拿出舊檔案，力指控華里沙曾與當年的共黨。 就在這個二十周年前夕，在波蘭，新仇與舊恨。
尤斯丁先生一直與前共黨進行拔河賽，他對華里沙於八九年與共黨達成共同執政的協議，尤為不滿。 不過，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對尤斯丁的看法和「堅持」未敢苟同，Adam Michnik（米茲力奇）是其中一位。他本人也是來自新聞界，是《Gazeta Wyborcza》的總編輯。 順道一提，《Gazeta Wyborcza》是八九變革後第一份民辦報紙，現為波蘭最受歡迎的報紙，言論較為務實和中立。 我有幸在朋友介紹下認識米茲力奇。他力主和解，認為當年共黨能夠和平下台，避過血腥暴力手段實在是奇迹，這不能不歸功於華里沙為順利過渡鋪下基礎。 有趣的是，尤斯丁和米茲力奇都曾是團結工會的成員，而當年的共黨成員解散後則組織了另一個政黨，叫「民主左翼聯盟」（SLD），近年有不少年輕人加入。 SLD 雖是小黨，但它在九○年代曾在大選中勝出，成為執政黨。尤斯丁恐共黨回巢，多年來蒐集證據，堅持要公布當年共黨秘密警察和其受害人的名單，這名單成為波蘭人所共知的「尤斯丁名單」。 這名單公布前亦經歷了幾番波折，因當中有華里沙與共黨交手的內容，華里沙指內容不實，多次阻撓，並警告內容一公開便會訴諸法律。但名單終於出來了，華里沙卻沒有採取行動，令人竊竊私語。 但「尤斯丁名單」也使尤斯丁非常惹火，他原本所服務的報紙，因此把他辭退，他亦曾任波蘭電視台的總裁，現在他寫寫專欄，為一名自由撰稿評論員。 我正努力尋找他的聯絡方法，了解這份名單的來龍去脈。 波蘭雖是第一個國家帶動八九變革，而該國掙脫共產統治、展開第一次民主大選，竟就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可是，在中歐，主要的慶祝集中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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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2009年11月01日
台灣˙身體論
當年台灣仍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時候，在野的反對派便擅長以肢體語言來衝擊威權主義，並且衝出了一個名堂。
或許這引來不少爭議。但無可否認，由於反對派的肢體語言，令原來不太關心台灣的香港人，也對此議論紛紛。而八十年代最聞名的反對派代表人物之一朱高正，在議會裏手舞足蹈，跳上跳落，拳打腳踢，吸引了世人的視綫，更何況他是德國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為他的肢體語言賦與了豐富的詮釋。
香港人可能不太察覺，身體對台灣人而言，有多重的社會意義。身體學是一門學問。體現身體學的行為藝術，在台灣社會佔上一個重要位置。在行為藝術這個領域裏，藝術家王墨林是表表者，他又是小劇場的負責人。是藝術也是革命，藝術與革命同在路上發生。王墨林的行為藝術本身便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算是社會運動的一環。
如果我們要了解台灣，不僅是政治與經濟，台灣的小眾藝術竟然發揮了大眾的意義，社會能前進，當中亦有他們的功勞。
王墨林曾在日本研習，對日本小劇場、舞蹈等地下文化特別有興趣，他發現日本自六十年代以來，身體在劇場的表現，皆以對政治、社會、文化等體制的反抗而形成，故他對「身體」的認識，可說是深受日本地下文化的影響。
他除了是表演者外，也是年輕人的精神導師，講學是他工作重要的部分，而他的講學比一些教授更認真，更深具啟發性，因為他看起來的確像一位學者多於藝術家。今年六月，他把多年的講學內容輯錄成書，由左耳文化出版，書名是《台灣，身體論》。說的雖是台灣，其實可推而廣之，人類的身體論，我認為我們香港人也應該一看，自會深受裨益。
為甚麼談起王墨林的身體論呢？自香港社民連三子經常在立法會以肢體驚動達官貴人，即使泛民也予以譴責，我想，是時候認真研究我們一直感陌生的身體論了。
一講「身體論」，我們可能會有點兒不知所措，身體在消費社會中被過度剝削了，剝削至體無完膚，人也變得麻木，突然有人要提出一份嚴肅的身體論述，我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能夠有系統地把身體置在一個社會脈絡裏詳細探討，在華文出版界裏，實在不多。拿起王墨林的《台灣．身體論》，不到二百頁，輕巧薄薄的一本書，卻承載了王氏二十年來的思考成果。
身體，是人的象徵，也是身份認同的第一個決定因子，而身份認同當然源自社會關係。我們如何看待身體，就是渴望怎樣與社會發生關係。
王墨林直接關心身體，也就是「關心」社會，他說：「在現實社會中，瘦身法、化粧術、髮型設計等是屬於流行時尚，這些美容包裝的重要性不是來自身體，而是來自社會建構的價值觀……現在市面上流行美容整形，就連美女也有所謂人工美女，這是消費文化在身體上所顯現的奇迹。」
我們追求可以被肯定的身體，並賦與身體一個名份，只有這樣才可以為身體畫出一個人「存在」的輪廓，或塑出一個人「存在」的造型，而這個「存在」一定是要跟社會發生關係之後，才得以產生「存在」的意義。
如果有肯定，那自然便會有否定。在此，問題來了。怎樣的身體會被肯定，又怎樣的身體會被否定？白人╱黑人？中國人╱日本人？男人╱女人？美與醜？老與青？肥與瘦？
從自然的身體變成社會的身體，當中有着各種各樣的歷程，同時也避免了不同權力的互動和角力。是馴服還是解放？被聖潔化抑或污名化？給物化或遭抽象化？主體化還是客體化？
王墨林的身體論述從小化大，又從大化小，他觸及到身體的私隱物語，但又無限擴至政治、經濟，以至國家和主義崇拜，有點令人感到吃力，在嚴肅中亦不失趣味性。
23:34 發表於 真實筆記 | 永久網址 | 留言 (1) | Email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