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面對新世代，有不少人慨歎他們太物質主義，太個人主義，對社會冷漠。這觀點不僅在香港聽得到，在歐洲以至北美，都有人對年輕人作出這樣的慨歎。
 
　　我在上月探訪羅馬尼亞，一抵達便碰上他們的大選日，投票率不足百分之六十。當地友人說，羅馬尼亞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政治愈來愈冷感，對社會愈來愈疏離。
 
　　是耶？非耶？
 
　　不過，香港卻有年輕人因不滿高鐵興建的政府方案而帶出一場新社會運動，八○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更作苦行，為受高鐵影響的家園控訴政府只顧經濟、不顧倫理。
 
　　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我也碰上一群八十後的年輕人，他們七嘴八舌，評論剛結束的大選結果，當中有投票者，也有不投票者。 投票，皆因要行使這一公民權利，即使對候選人如何失望；不投票，是一種對目前政治生態的抗議，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關心社會，他們正準備另成立政治組織，遠離這一代的政客。
 
　　在香港立法會門外，香港八十後的年輕人表示要向第二度殖民政治說不，要用自己雙腳行出一條真正之路。
 
　　羅馬尼亞兩大政黨 ── 社會民主黨和民主自由黨，其領導層都同屬前共產黨成員。年輕人說，他們對兩黨厭倦極了，兩黨的分歧不在於意識形態，而是在於利益分贓之爭，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令他們心碎了。
 
　　最近，香港立法會門外也有年輕人表示香港過去的政治發展令他們心碎，他們要尋回一種自主性。
 
　　從羅馬尼亞到香港，誰說年輕人太冷漠？而台灣和澳門也不乏古道熱腸的年輕人。
 
        在羅馬尼亞聽着那些二十來歲，甚至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評論他們國家的政情，竟不乏洞見，比我採訪甚麼專家教授來得一針見血，我心裏暗歎，不要小覷他們年紀小。
 
　　香港隨着新興的保育運動和民主運動所冒出一批八十後，也引起很多評論家的注意，對他們作分析，但有些充滿敵意，指他們貪玩，甚麼都反，破壞社會的秩序與安寧云云。
 
        離經叛道的年輕人一定是破壞分子？
 
　　為甚麼我們不換另一角度去看，香港是否一直太保守？其實「保守」一詞還不足以形容香港過去的真實狀態，這應該是深刻的殖民教育牢牢困着我們的腦袋，令我們變得單向。
 
　　一位我認識的羅馬尼亞年輕會計師阿麗山杜， 她把羅國目前的經濟危機歸咎於政客的無能，一談起現任總統伯塞斯庫就更動氣了。她說，伯塞斯庫沒有政績，今次大選最後竟以百分之零點六八險勝，這主要是由於海外羅國人的選票，突然在最後一刻大量轉投給他，買票傳言四起。
 
　　可是，另一位候選人——社會民主黨喬安納，也不是甚麼好東西。阿麗山杜說，她把選票給了喬安納，只不過是由於沒有其他選擇。她無奈表示，民主帶來自由，但自由卻沒有選擇，不是很諷刺嗎？
 
　　無論是伯塞斯庫或是喬安納，他們都是舊時代的產生，他們的思維和行事方式上，都擺脫不了過去的影子。阿麗山杜認為只有舊時代的一代人物過去了，新一代人物能夠上台，羅馬尼亞才能有真正的轉變和希望。
 
　　如果說香港特區政府興建高鐵方案是大白象，那麼充斥着我們社會的政治人物，有不少是大笨象，大笨象不走，社會無法發展。

上周末應邀觀看了一部眾人都在談論的3D電影「阿凡達」，3D體驗奇新，就好像親臨現場，就是因為有現場這一感覺，我們便能設身處地，一切都可以恍然大悟。

原來現場是很重要的，只有人在現場，才會更容易理與情兼備。我堅持盡量跑到新聞現場，絕對正確。

去年在北京遇上一位大記者。在他眼中，北京正逐漸成為國際政治中心，而他的辦公室就在北京中心，再加上桌上兩部最新款極速電腦，他得意地向我說，採訪根本不用往外跑，不少外國使節、達官貴人爭先恐後來訪北京，或在北京設辦事處。即使不到北京來，只要他按一下電腦，便能接觸到世界各角落的人與事，他奇怪我在廿一世紀為甚麽還要跑來跑去，自討苦吃！

這只是一個例子。有很多人迷信科技可代替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情感接觸，又或過份相信一小部份高層人士的代表性，以為掌握金權便掌握真理，至少是事實的大部份。

就社會的發展，如果記者懶惰訪問一下權威人士交差了事；高官迷信所謂專業意見和數字草率作决定，這不僅大眾被誤導了，一個社會一直所賴以為繫的文化機能也給破壞了，其嚴重性往往是我們始料不及。而香港新育運動受到催生是有其背景的。

因此，請到現場去，瞪大你的眼睛、張開你的耳朶、打開你的心房。我想，「阿凡達」用上立體效果，是否不一定純綷出於商業考慮呢？是虛疑也是真實，真實得迫使我們不能不重新審視，人類的貪婪與醜陋，看到此就如電影所帶來的震懾效果，我們不禁要打個冷顫。

阿凡達就是因在現場目睹一切遂掉轉槍頭。

看完「阿凡達」，腦海裡浮現兩個字：「共業」。當我們無知、沈默，又或借無奈而置身事外，甚至以為只是執行上頭的命令，與自己無關，但原來我們都在不自覺間促進或鞏固了現存不合理的政策和扭曲的制度，到最後我們可能要共同承擔後果，因果循環，這是「共業」。

八九年羅馬尼亞人為民主自由灑熱血，如今羅國政壇卻被視為過去共黨的延續，除了面對經濟危機外，還有政治危機，傳統文化價值也淪喪，公民社會未及建立作出自救。羅馬尼亞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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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是東歐地區二十年前最後變天的國家，自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群眾上街起義，到十二月二十三日最後一個共黨總統齊奧塞斯庫逃亡被擒為止，七日革命把羅馬尼亞推向另一個里程碑。可是二十年後的今天，羅馬尼亞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而零九年十二月初剛結束的大選結果更險引發政治風暴，擺在羅馬尼亞面前的，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

踏入二零零九十二月中，正當羅馬尼亞準備展開八九年革命二十週年慶祝活動之際，竟然來了一場大風雪。二十年前的十二月，首都布加勒斯特也是茫茫一片白雪，民眾踏著雪霜，紛紛走上街頭高呼齊奧塞斯庫下台。

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於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九年以專制手段統治羅馬尼亞，國內經濟政策一敗塗地，糧食嚴重短缺，引發騷動，他用武力鎮壓。羅馬尼亞人借東歐變天的骨牌效應，終於推翻齊奧塞斯庫，一代獨裁者在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遭到秘密槍決。

一位工作於農民博物館的主管哥倫比魯（Vlad Columbeanu）與我談起當年事，不禁眼眶泛紅，指羅馬尼亞革命和其他東歐國家變天有點不同，就是羅馬尼亞革命是一場流血的革命。人民拿出最大的勇氣上街起義，與警察發生血腥衝突，造成死傷無數。後來齊奧塞斯庫欲出動軍隊，怎知國防部長瓦西里·米利亞堅持「人民軍隊為人民」，拒絕向人民開槍，第二天卻被發現死亡，軍方憤怒，與人民站在一起，對付保安部隊，發生激烈交火場面。

哥倫比魯領著我參觀他的攝影展，他用圖片記錄了一場激動人心的歷史事件。他說：「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早上我照常出門上班，竟看到一大群示威群眾，我真不敢相信。以前我們上街是被迫參與官方集體活動，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人們自發上街爭取自由與民主。我立刻回家拿出照相機拍下眼前的一切。」

藉著二十週年，羅馬尼亞人重新反省那一段獨裁歷史，而本屆諾貝爾文學獎也落在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德裔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身上，她的作品不乏描述羅國獨裁統治下低層人民的苦況。

不過，哥倫比魯表示，不僅過去值得反省，而現今也一樣需要反省，二十年來羅馬尼亞究竟轉變了多少？

一位二十七歲的女白領勞珊坦（Ruxandra Jonescu）開車送我一程時，發表她對十二月六日大選結果的意見﹕「這次大選多虛?，現任總統伯塞斯庫（Traian Basescu）和另一位候選人傑瓦納（Mircea Geoana）都不是好東西。伯塞斯庫執政五年毫無建樹，傑瓦納則投機取巧，他們全是前共黨人員，選民根本沒有選擇。」

勞珊坦專職經濟事務，認為羅馬尼亞政客只顧爭權，提不出經濟改革良方，她對國家經濟前景不感樂觀。

自十月議會解散了聯合政府後，羅馬尼亞雪上加霜，經濟危機上再加上混亂政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得不擱置對羅國的三百億美元借貸，直至政壇重拾秩序，能提出合乎國際要求的財政預算。

羅國兩大政黨民主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其領導人分別就是伯塞斯庫和傑瓦納，他們從五年前著手組織聯合政府到鬧翻至瓦解，兩領導人再在大選一決雌雄，對不少羅馬尼亞人來說就是一場鬧劇。當大選過後的第二天，兩位候選人都宣稱自己勝利，結果伯塞斯庫依靠海外僑民支持，以不超過百分之一的選票險勝連任。傑瓦納不服，告上法庭，失敗而回。伯塞斯庫最後在十二月十四日正式獲確認成為新一任總統，但隨即而來的難題就是如何在分崩離析的政黨政治裏尋找夥伴，組織聯合政府。

在羅馬尼亞吵吵鬧鬧的聲音之中，我踏著白雪尋訪當年革命的學生領袖馬偉安·繆天亞魯（Marian Munteanu），現在他是布加勒斯特大學文化研究教授兼尤西魯斯基金會（Euxinus Foundation）創辦人。

                                      繆天亞魯 在一九九零年給逮捕時的樣子                 
                                                      

繆天亞魯是八九革命少數的知名領袖之一，從八九年反對共黨獨裁統治，到九零年抵抗由前共黨變身的「全國救贖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接掌政權，繆天亞魯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組織創會會員，領導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反齊奧塞斯庫運動，他同時又在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學生同盟」（Student League）全國組織，他在九零年四、五月期間領導學生在大學廣場抗議「全國救贖陣線」不民主統治，導致流血收場，而繆天亞魯亦受重傷並被警方拘留兩個月，引起國際輿論極大關注，羅馬尼亞多個地方有群眾上街要求釋放繆天亞魯。

當年為自由與民主拋頭顱、灑熱血的繆天亞魯，如今回望二十年後的祖國，他有何感想？

繆天亞魯身形高大，一臉鬍子，聲如洪鐘。他一坐下來即向我強調，現在的政府其實是前共黨的延續，過去二十年的政治換湯不換藥，前朝人馬繼續掌管羅國。目前的紛爭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利益分贓之爭。

伯塞斯庫在共黨時期曾任羅馬尼亞遠洋油輪和貨輪船長，他解釋加入共黨原因，乃為了在國營輪船公司的晉升機會。八九革命後，他又加入「全國救贖陣線」，後來陣線分裂為「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黨」，伯塞斯庫選擇了民主黨。未幾，民主黨又輾轉演變成現在的「民主自由黨」。

對繆天亞魯來說，無論是社會民主黨還是民主自由黨，他們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思維和行事作風與共產黨時代沒有太大分別。所不同者，就是以前缺自由，現在則有了自由。

我好奇問繆天亞魯，羅馬尼亞在共產時代為什麼沒有出現明顯的反對派？波蘭有團結工會，前東德有新論壇，捷克有七七憲章與公民論壇，匈牙利共黨則有由內部冒升的改革派，都一一能夠為後共產時代提供接班人。但羅馬尼亞卻不同，在群眾革命爆發後才逐漸有反對人物走出來，以至前共黨人員輕易在後共產時代又重奪權力。

繆天亞魯瞪大眼睛回答說﹕「其實我們過去有很多哈維爾，可是他們一出現就遭共黨殘酷鎮壓，他們不是給暗殺便是遭監禁，在齊奧塞斯庫統治的二十四年之中，共有二百萬異見分子被困在監獄又或受監控，佔人口的百分之十，當中不乏知識分子，他們根本無法站起來。從中你可以看到齊奧塞斯庫政權比其他東歐共產政權來得更專制和殘酷。因此，即使在後共產時代，羅馬尼亞也很難重建知識階層來抗衡前朝的平庸貪污政客，這是羅馬尼亞的悲哀。」

不過，繆天亞魯並沒有因此而放棄推動當年的理想，他表示，八九革命最大的成就是讓人民奪回自由這項基本人權，「自由非常重要……」，繆天亞魯不斷強調，即使他感到悲哀，至少他可以自由表述，並於零三年自由成立了尤西魯斯基金會，希望以文化教育來喚回一種傳統價值精神，為羅國帶來一線曙光。而尤西魯斯正是古代哲人之名稱，他在文化精神領域裏感召歐洲文明往前進。

「事實上，東歐比西歐有著更深厚的文化基礎。可是，現在，不僅羅馬尼亞，還有其他東歐國家，過去二十年瀰漫濃厚的消費主義，企業文化當道。此際，我們才警覺，我們擁有自由卻缺乏方向，政客一味急速推行全面私有化，又全無策略和願景，羅國經濟如此糟糕，這可能由於我們沒有鄧小平。」

原來繆天亞魯在求學時曾到北京交流，對鄧小平於七、八十年代所推動的經濟改革印象深刻。

他又說﹕「羅國過去盲目追求現代化發展，令人變得自私自利，無所適從，羅國傳統文化價值也一步一步邁向毀滅，公民社會未及建立作出自救。」

換言之，羅馬尼亞所面臨的危機除了政治和經濟外，也有不為人所察覺的文化危機，這是羅馬尼亞二十年後不得不處理的一項重大挑戰。

羅馬尼亞的另一嚴峻挑戰可能就是遷移海外人口不斷增加，這已影響到羅國人口的結構和身份認同。最近，羅國有一部舞台劇叫做《羅馬尼亞，讓我親吻你》（Romania I Kiss you），充分反映羅馬尼亞人對此的憂慮。

十二月份，一樣的白雪，對羅馬尼亞人而言，卻有不一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