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我早說過，而大家亦知道，中國內地上上下下一片往錢望。悲哀的是，外界人士亦視中國為一個大金礦，往中國跑就是為了去掘金，有些「食相」甚難看。

原本任教於中文大學財務系的朗咸平，近年在內地迅速竄紅，有人以為他本身是內地人，其實他是台灣人。現在，台灣人在內地要吃香不難。

例如一名在內地工作的台灣青年廖信忠，其處女作《我們台灣這些年》，一出即一鳴驚人，一個月內狂銷五十萬本，作者表示期待向一千萬本進發。

內地出版界坦言，他們的確對港台同胞觀點感好奇，這本來無可厚非，有交流是好事。可是，如果為了討好內地市場而嘩眾取寵，顛倒是非黑白，那就是一個危險的炸彈。

前陣子美國向台售武，引起中美關係緊張。內地有個被視為中央台青春版的電視台，該台有一知名台灣評論員兼主持人，竟然大罵台灣之餘，又指中國中央政府應對台灣加大强硬力度云云，但他是台灣人呀！想他說時所考慮的，只有給他出糧的主子。

可是，此人卻在內地因電視人氣竟廣受尊重，年輕人見到他恭恭敬敬叫聲老師。這位「老師」也絕不手軟，深知人氣即身價，到大學演講兩小時叫價五萬人民幣，對尊重他的莘莘學子不會憐惜。

好了，又到朗咸平。他在中國內地經濟學界普遍吹新自由主義突圍而出，在一片私有化呼聲中，他卻高喊不要賤賣國產，並提出不少諍言。加上他個性鮮明，風趣幽默，深入淺出，他在上海電視台主持的「財經朗閒評」，大受老百姓歡迎。

這原本也是好事。但，我們香港人有句「食住上」，而作為金融財務學家的朗咸平，當然深明此道理。他索性在內地當起金融醫師，大力推銷他的「醫術」。諾大的演講廳就是他的診所，出席者分嘉賓與貴賓兩種，貴賓可以坐前排兼有朗氏親自為其「診症」半小時。「診症」費自然價值不菲，每位每次盛惠人民幣五千九。

在內地，甚麽人也好，幾乎全都是金錢的動物。

 
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索羅斯上月份訪問香港，受邀在大學演講，順道為他在香港設立「索羅斯基金會」鋪路，引起哄動。這使我想起在二零零四年採訪美國大選時，曾在華盛頓國際記者俱樂部出席他的演講，他還向在場記者和嘉賓派發他的著作，甚有親和力。

無可否認，索羅斯是一位動人的演說家，整篇講詞充滿人道主義，他要傳達他對一個美好開放世界的承諾。但，無論多動人，面對着這位有權、有勢、有錢的國際資本家，還是critical點好。

可是，索羅斯從金融大鱷轉個身來，是一位知名的大慈善家，他更要做一名哲學家，大學更為他著書立說，與我們分享他超越金融的哲學。聽一個人所說的，倒不如看這個人做了甚麼，又或將會做些甚麼。一如索羅斯，說得動聽，但我更有興趣他的行動。

這些大人物，言行往往並不一致，而金融大鱷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他的「狙擊」行動。他狙擊發展中國家的貨幣，迫使他們向大資本開放市場，導致新興市場「雞毛鴨血」，最受打擊的是老百姓，這可謂是一場又一場的無煙戰爭，無聲的屠殺。

我們最切身的九七亞洲金融風暴，當年索羅斯的得力助手瓊斯（Rodney Jones）便是以香港為基地，從香港出發，深入到東南亞各國研究該亞洲地區的經濟實況，然後尋找狙擊目標，再擬出作戰計劃。有些受害國家到現在仍未恢復過來，例如印尼，老百姓仍處於水深火熱當中。

當索氏狙擊馬幣時，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接受西方傳媒訪問時，便喝令索氏：「請滾到別的地方去。」

究竟，索羅斯，何許人也？

由美國資深調查記者 Daniel Estulin 於零五年撰寫的《比特伯集團的真實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Bilderberg Group），是值得我們去認真閱讀的。

比特伯集團是一個由西方頂尖政經文化精英所組成的隱蔽組織，一如多年前給人揭發的「骷髏會」，還有「共濟會」、「主業會」等，其目的就是要推動「單一世界秩序」（One World Order），重要的手段就是透過金錢來重塑世界、統治世界。

說到此，讀者可能會感到非常不可思議，質疑我是否跌進《達文西密碼》作者 Dan Brown 筆下的陰謀世界裏？

哈哈，非也！我當然可以分辨現實與虛擬，只不過我們理解這個世界實在太少，而這個世界有不少事情比我們想像的更不可思議。事實上，人類歷史就是一頁征服再征服的歷史，像希特拉企圖控制世界的野心，從沒有隨着希特拉的倒下而消失。

野心，往往是人性的原始部分。

究竟這本《比特伯集團的真實故事》有多少可信性？只要看作者如何用其專業調查方式去挖掘資料，在多國四處奔跑，明查暗訪，訪問了好些局中人、情報中心，實牙實齒，就清楚知道絕不是另一本《達文西密碼》。

作者在書中揭露了比特伯集團一張重要成員的名單，索羅斯榜上有名。這絕不出奇。索羅斯一方面大講開放社會，另一方面卻鼓勵單一世界秩序；一方面表示要推動獨立媒體運動，另一方面卻慢慢築起他的媒體王國，製造輿論共識；一方面批判美式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卻鞏固自由資本市場，以對冲方式來謀取暴利。

索羅斯一直積極製造「索羅斯子弟」，一如已故芝加哥大學教授弗里德曼 ( Milton friedman ) ，製造「芝加哥子弟」來支持他的新自由主義。索羅斯曾這樣說：「在每一個地方，我都會找出一群人，分享我的信念。」如是者，教育機構與傳媒對他實在太重要了。

一九九零年，在俄羅斯，他便重點資助某些目標學校，提供所有教學材料，讓新一代俄羅斯人認同他的所謂「信念」，然後逐步控制該國的金融，對外投資和私有化進程，而傳媒對他而言只不過是其中一種手段。

索羅斯今次到訪香港，大學宣傳他為成功的國際金融家，卻沒有深究他如何「成功」。他如何成功？他夫子自道地表示，在投資時絕不講道德。〇三年他曾被法國指控他作內幕交易；〇八年他受到自己家鄉匈牙利，指控他非法沽售匈國最大銀行 OTP 銀行的股份，差點導致匈國破產，經濟動盪，失業率升，最後被迫接受 IMF 的救市方案。

社會要開放，但，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其實為誰開放？為國際資本？

大學的責任本應培養具批判精神的學生，但當大學一見到金主如索羅斯便臣服於他的金錢之下，大說：when he speaks, we will listen (當他一開口，我們便聆聽 ) ，簡單化地把他捧為「民主之神」，而他也非常懂得經營自我的個人形象，一如經營他的量子基金。他把自己搖身一變，化作 icon，繼而化作 idol（偶像），下一步就可以是 God（神）了。

當大學喪失道德責任，那麼，一個社會的災難便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