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全球目前所面對的金融亂象，以下一篇文章或可给大家一些頭绪。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沃爾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年會上的主題是貨幣。更確切地說，是兩種貨幣：美元和人民幣。前者是因為被認為太疲軟；後者是因為被認為太僵化。然而，在這些爭論的背後有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最好地管理全球經濟調整？

在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的序言中，IMF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指出：“實現‘強勁、均衡、持續’的全球復蘇——援引G20在匹茲堡確定的目標——從來都不是易事……它要求進行兩項根本性的、困難重重的經濟再平衡活動。”

一是內部再平衡：發達國家恢復對私人需求的依賴；削減金融危機中形成的財政赤字。二是外部再平衡：美國及其它一些發達國家加大對淨出口的依賴；一些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加大對內需的依賴。遺憾的是，布蘭查德教授的結論是：“目前這兩項再平衡活動的進展過於緩慢。”

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討經濟再平衡活動。第一，以前高消費、高赤字的發達國家，在通往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穆罕默德•埃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所稱的“新常態”的路上，必須讓私人部門“去杠杆化”。第二，國際收支狀況強勁和/或蘊含大好投資機遇的經濟體，需要讓實際彙率升值，而由此導致的淨出口對經濟的拖累，則需通過擴大內需加以抵消。

發行儲備貨幣的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所采取的激進貨幣政策，在這兩個過程中都是一個元素。隨著市場推動各種貨幣對美元走高，痛苦的呼號如今響徹世界各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國政策造成的影響不均，更反映資本流入國絕不甘願接受必要的變化，而正試圖把不受歡迎的調整轉移到別國頭上。

說白了，美國希望讓世界其它地區出現通脹，而後者希望讓美國陷入通縮。美國必贏無疑，因為它擁有無止境的“彈藥”：美聯儲可以不受限制地“創造”美元。需要討論的是世界投降的條件：即各國在名義彙率和國內政策上所需的調整。

如果你想知道美國的政策有可能達到多激進的程度，可以聽一聽紐約聯儲主席威廉•達德利(William Dudley)近期的一番講話。他說：“近幾個季度的經濟增長步伐一直令人失望，即使年初時我們的預期並不高。”尤其是這背後隱藏著美國家庭的去杠杆化。那麼貨幣政策對此能夠發揮什麼作用呢？他的答案是，“極低的利率可對資產估值起到支撐作用，包括使房價變得更可承受，並減少部分貸款者需支付的利息，從而有助於使調整過程變得平穩。除此之外……就貨幣政策能夠割斷潛在負面經濟後果分布的‘尾巴’而言……極低利率有助於鼓勵有余錢的家庭和企業花掉這些錢，從而達到上述目的。”

最重要的是，當前處於低位、且不斷下滑的通脹率有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經濟可能陷入債務通縮的局面。目前，美國的收益率和通脹率已經踏上了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的老路。美聯儲希望阻止這一趨勢。這就是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似乎即將啟動的原因所在。

簡言之，為了避免通縮，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確，美聯儲將堅決保持寬松政策，直至美國令人滿意地實現通貨再膨脹。此舉對世界其它地區有何影響，則不在其考慮之中。


這種政策會對全球造成明顯影響，包括帶動長期資產價格上漲，並鼓勵資本流入貨幣政策擴張性較弱的國家（如瑞士）或回報率較高的國家（如新興經濟體）。眼下正是這種局面。華盛頓的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預測，2010和2011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的資本淨流入將超過8000億美元，這些資本的流入國將大舉進行干預，只是力度會日趨減弱。

資本流入國（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將面臨不愉快的選擇：或者讓彙率升值，從而削弱外部競爭力；或者干預彙市，從而蓄積不想要的美元，既影響國內貨幣穩定，也有損外部競爭力；或者采取稅收和管制手段，限制資本流入。歷史上各國政府會綜合采用這三種手段。這次也將一如既往。

自然，人們可能會設想一種相反的做法。事實上，中國反對美國的巨額財赤和非常規貨幣政策。中國也決心壓低國內通脹，並抑制人民幣升值。這一政策表達出一種清晰的含意：實際彙率的調整，應該經由美國國內物價的下跌來實現。中國想迫使美國進行通縮調整，就像德國目前對希腊所做的那樣。可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即使發生也不符合中國利益。作為債權國，如果美國所欠債務的實際價值出現增長，中國將坐收增值之利。但一旦美國陷入通縮，世界就有嚴重衰退之虞。

布蘭查德說的無疑很到位：今後的調整將十分艱巨，而且這一過程幾乎還沒有開始。在彙率和外部賬戶調整方面，美國非但沒有尋求合作，反而試圖通過印鈔，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美國無論如何都將贏得這場戰爭——不是讓世界其它地區陷入通脹，就是迫使它們的名義彙率對美元升值。遺憾的是，其影響也將是蕪雜不一的：防護手段較少的經濟體（如巴西或南非）將被迫調整；有外彙管制作屏障的經濟體（如中國），將能夠更好地適應調整。

假如各方尋求達成合作的局面，情況將會好得多。或許G20領導人甚至能夠利用他們的“相互評估程序”實現合作。11月份的首爾峰會就是機會。這事從必要性來說是毋庸置疑的，但從各方的意願來說卻有很多疑問。在危機最嚴重時期，各國領導人團結一致，而如今美聯儲即將對他們各個擊破。

譯者/楊遠

　　正如溫家寶所說：「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而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正正凸顯這個事實，如何正視和落實公民權利乃是中國目前最迫切要面對的挑戰之一。

　　可悲的是，電視畫面上仍然看到劉氏家門滿布公安，支持者給帶走問話，通訊受到干擾。這樣不文明的情景出現在國際媒體面前，全球觀眾在觀看，令人感到感難過。

　　我雖然對諾貝爾委員會的獨立性總有質疑，或許和平獎真的愈來愈政治化。但這又如何？中國政府的反應本身已足以反映出其問題的所在，就是連最基本的人權也不尊重時，人家只要煽一煽，便即自暴其短了。

　　這幾天真的很百感交集，扭曲的制度造就了扭曲的社會，扭曲的社會造就扭曲的思想，扭曲的思想造就扭曲的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只要從上而下的專權制度不變。

　　不要驚訝劉曉波曾表示，中國要被殖民三百年才能現代化，這種激進的言論根本就是扭曲社會的產物。

　　目前，中國民間社會看似隨着科技發達而比過去較能傳播人民心底的聲音，至少可突破一點控制，讓大家有爭取言論自由的空間。因此，近年我們可以聽到很多聲音。

　　可是，很多聲音並不代表可以有豐富的觀點與角度，好讓我們愈辯愈明。不！如果我們細心研究近年內地的言論，其實只有兩種：不是親權力的民族主義言論，便是受權力打壓而作出反彈的言論，打壓愈大，反彈愈大，有些更被迫走向偏鋒，看到此岸的絕望，便不期然投射到彼岸，對彼岸充滿無限想像，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惟有開放言論與資訊的空間，尊重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才可以實事求是，才可能握有真理鎖匙的機會，看到前面應走的道路。

　　我希望不僅有「○八憲章」，還有「○九憲章」、「二○一○憲章」、「二○一二憲章」等等，就讓百家爭鳴，沒有甚麽政治正確的壓力和不正確的恐懼，愈多討論愈好，那怕有不同的聲音，這樣才可打破非黑即白的困局，千萬不要令人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