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想不到二○一一年開始，非洲便吐出燦爛火焰。繼突尼斯的人民力量後，埃及人又突破國家緊急法，不僅基層的老百姓，連中產人士也上街，呼喊獨裁統治了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下台。
埃及群眾示威剛巧碰上了我們中國農曆新年，在此祝願他們心想事成。
埃及這個文明古國，一直是不少人心中的旅遊勝地。但在埃及旅行是一回事，在該地採訪卻又是另一回事。自一九六七年埃及實施國家緊急狀態法令 ( State of Emeregcy Law )以來 ，便有太多隱藏的耳朵和眼睛， 埃及人直指他們的國家是個「警察國家」。

即使總统穆巴拉克過去三十年一直積極推動傾向西方的世俗政策，扮演美國的忠實盟友，支持其價值思想，可是也只限於外交和經濟上。反觀國內，政府經常向民眾傳遞這一訊息：現實環境只能在穩定與民主之間作選擇。穆巴拉克更不時辯稱，由於社會存在著難以馴服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傳統勢力，所以，政府有必要採取鐵腕措施。

今次埃及的革命之火，有不少西方媒體評論都表達對政治伊斯蘭回歸的憂慮，而矛頭則直指穆斯林兄弟會，這一個被視為埃及最大的反對派系，乃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規模最龐大的原教旨主義組織，也是現代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旗手。

但，為什麼在埃及？

埃及首都開羅有兩個世界。在新城區，很小的一個區域，代表的是封建貴族階層。相對於新城區，就是舊城區，所占面積廣闊得多，而人的背景也複雜得多，從充滿革命熱情的知識分子，到墨守伊斯蘭傳統的草根家庭都有。

舊城區裡有一個地方叫「伊斯蘭開羅」(Islamic Cairo) ，從遠處即可見到該地矗立的一排排清真寺圓尖頂，一到星期五伊斯蘭教休息日，頌禱便顯得格外響亮。大批信徒誠心跪拜，在清真寺裡，也在大街小巷上，人山人海，景象壯觀。

埃及政教分離，但宗教仍然牢牢占據大部分人的心靈。對不少埃及人特別是弱勢群體來說，在西化、世俗化的表面下，伊斯蘭畢竟還是埃及社會的夜航燈，這與過去歷史不無關係。

埃及經歷了土耳其奧圖曼帝國幾世紀的統治。在十九末二十世紀初奧圖曼帝國的黑暗統治激發起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圖曼帝國瓦解，英國完全控制了埃及，這包括埃及的經濟命脈蘇伊士運河，這點進一步激起埃及的民族意識。埃及人反殖民的同時，眼看西方文化湧入，基督教傳教士活躍，有宗教人士遂發起護教運動，因此反殖民與護教便在這種情況下連結在一起。

一九二O年代，可說是埃及歷史上十分動盪的時期，在反殖民與護教的同時，世俗主義在西方思潮影響下逐漸抬頭、加上經濟資源分配不公造成嚴重貧富懸殊等等，此時，有年輕學者阿班納（Hassan-Al-Banna）沉痛呼籲：復興伊斯蘭主義、重現《古蘭經》的聖訓，才是拯救民族的方法！他振臂一呼，掀起了阿拉伯世界第一波現代伊斯蘭定義運動，並創立了在伊斯蘭世界影響至深的穆斯林兄弟會。

阿班納創立兄弟會時，一直只想透過辦教育、開工廠、建醫院、組公司、辦慈善等活動，向群眾推廣並鞏固伊斯蘭，然後與群眾一起推動一場對抗西方殖民的不妥協聖戰( ，捍衛伊斯蘭信仰。他萬萬沒想到兄弟會竟成為伊斯蘭激進主義的先鋒，以及日後被視為跨國恐怖組織的啟蒙老師。

三、四十年代，英國扶植埃及法魯克國王，該政權腐敗無能，其軍隊更是荒淫無度，激起民憤，穆斯林兄弟會內部開始醞釀以武力推翻法魯克，並在「自由軍官集團」(Free Officers)的協助下，祕密組織軍事力量。

與此同時，阿班納仍然希望兄弟會可以透過體制進行革命，鼓勵成員積極參與埃及的國會選舉。可惜的是，在國王的朋黨從中作梗之下，兄弟會在選舉中大敗，他們怒火爆發，毫無顧忌地武裝自已，開始一連串暴力行為，法魯克立即對他們進行掃蕩。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阿班納在開羅一個熱鬧的市集遭暗殺。隨著阿班納之死，法魯克國王立即禁止兄弟會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就在伊斯蘭主義運動似乎面對連番挫敗時，世俗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卻銳不可擋，其中曾與兄弟會併肩反殖民和推動民族解放的「自由軍官集團」便是民族主義運動的火車頭，最後終能推翻法魯克王朝而將埃及帶上獨立之路，其領導人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 成為開國之父，也是阿拉伯世界備受尊崇的民族革命英雄。

在抵抗外國侵略、推翻封建王朝的抗爭道路上，納賽爾與阿班納惺惺相。納賽爾建立埃及共和國，並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是阿班納生前的夢想，埃及人也無不額手稱慶。兄弟會再度活躍，積極參與時政。

可是，一個是世俗民族主義者，主張政教分離，推行革命性的現代化政策；另一個是原教教義派，堅持一切以伊斯蘭為本的復古政策。他們各有立場，互不妥協，矛盾尖銳化。納賽爾開始感到兄弟會的威脅，他在一九五四年將他們非法化，接著是一連串逮捕、拘禁、行刑。失望、不滿、憤怒、挫折、仇恨，兄弟會的激進主義找到了生根的土壤。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納賽爾在亞歷山卓一個集會上演講，逃過一次暗殺行動，他認定是兄弟會所為，遂展開大規模鎮壓，兄弟會於是轉為地下活動，更為激進。他們的矛頭從西方殖民者轉而直指阿拉伯世俗政權。

想不到埃及擺脫了殖民統治，卻在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展開一場大鬥爭，不自覺地為英美勢力提供了介入的空間。

一九六七年的中東戰爭，自覺擁有大國文化的埃及人落得慘敗，還被以色列奪走西奈半島。當時，群眾對納賽爾恢復民族尊嚴的承諾感到落空，社會上普遍瀰漫著挫敗感，因而穆斯林兄弟會的地下活動大有市場。

納賽爾於一九七O年病逝，副手薩達特(Sadat) 上台。

薩達特與兄弟也曾有過一段淵源。他年輕時深受阿班納的演說吸引，是第一個將阿班納介紹到軍營上宣揚兄弟會信念的自由軍官集團成員。他執政後，利用兄弟會打擊納賽爾的親蘇聯左派餘黨，兄弟會各網絡又得以名正言順再度擴張。

未幾，薩達特於一九七三年出其不意地突襲以色列，取回西奈半島，贏得聲望，但由於後來施政失誤，貧富愈見懸殊，加上他漸漸向美國靠攏，民間存在一股怨氣，兄弟會因而迅速吸納了不少中下階層的成員，並擴及知識階層。

與此同時，兄弟會年老的領導層策略開始轉變，他們希望轉向較溫和的態度，甚至放棄武力，以教育和參政手段讓埃及全面伊斯蘭化。然而該會年輕成員卻傾向激進手段，以致組織出現分裂，一些成員離開另起爐灶，他們主要都是些不滿現實的青年學生、軍人、工人和知識分子等。

他們表示，從納賽爾的親蘇社會主義到薩達特的西方資本主義，都未能帶領埃及走向公平正義的社會，因此他們只能再喊一次：伊斯蘭才是出路！

不過，薩達特於一九七五年參加了美國安排的大衛營會議後，決定和以色列簽定和約，踏上和平之路。他雖然贏得國際社會不少掌聲，甚至擲下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埃及國內，有人卻認為他是阿拉伯和伊斯蘭的叛徒，他的現代化措施只是個幌子，實則與他們深惡痛絕的西方殖民大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利益扣上密切的關係。

薩達特在簽定和約之後，用強硬口吻指著一些組織，警告：「宗教不得干預政治、政治也不得參與宗教。」

一九八一年，他宣布兄弟會為非法組織，嚴懲所有激進分子，並搜捕有關各界人士，其中有不少為社會知名人士。該會上下風聲鶴唳。最後，同年的十月六日，薩達特在慶祝十月戰爭勝利的閱兵儀式上遭暗殺身亡。

薩達特之後，穆巴拉克統治時代正式展開。穆巴拉克繼承薩達特的政策，受到美國支持。埃及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棋子，起著不可忽視的制衡作用，而埃及到了穆巴拉克，已經成為中東第三軍事大國。國際工業體系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得力於美國，現在美國給予埃及的援助，在中東僅次於以色列。

穆巴拉克深知軍事力量的重要性，這不但提高埃及在中東的軍事地位，而且有助於穩定自己的政權，所以牢牢掌握軍隊，一點都不鬆懈，並防止穆斯林兄弟會和其他伊斯蘭組織滲透軍隊，只要發現軍人是這些組織成員，一律嚴懲。

穆巴拉克政府對抗恐怖組織絕不手軟，早於一九九三年人民議會已通過「反恐怖法」，授予治安部門很大的權力。此後，埃及這個警察國家更得到強化，治安部門的行動以快狠著稱，凡證實為參加恐怖組織者，一律處以死刑。

另方面，，經歷過大半世紀的鬥爭，兄弟會年老一輩自知無法憑武力奪權，因此極力主張走議會道路，用和平手段爭取權力。到了現在，兄弟會已被視為屬溫和派的宗教組織。宗教上的兄弟會繼續如常運作，以教育和慈善、福利等活動在基層上扎根，但政治上，兄弟會早於納賽爾時代已被打壓，不許存在。到了穆巴拉克時代，兄弟會仍然不能以其名義單獨參選。

埃及很難有民主的實質。穆巴拉克後來雖然開放黨禁，但自有方法削弱反對派的影響並限制其發展，以便鞏固他及其民族民主黨的地位，屹立不倒。無論如何，在大規模的掃蕩、拘捕、監禁之下，不但兄弟會漸露疲乏，力主求和，即使曾經倡議暴力主義的伊斯蘭集團，也表示願意解除武裝，以和為貴。

我在二OO二年六月第一次到開羅採訪時，一直被視為最具威脅性的恐怖組織－－伊斯蘭集團就快刑滿的領導人Karam Zuhdi卻在獄中大呼：「我的政府，請原諒我，我犯了罪惡！」大家對這宗新聞都嘖嘖稱奇，當地傳媒爭相報導。而當年暗殺薩達特，便是伊斯蘭集團，一個從兄弟會分裂出來的伊斯蘭狂熱組織。

由此觀之，今次埃及革命之火，西方評論把焦點放在埃及伊斯蘭組織身上，對不少追求民主的埃及年輕人來說，是有欠公允的。他們直指其抗爭行動，乃是對穆巴拉克政府以反恐之名，長期剝奪廣大人民的政治及經濟權利，一次強力的反彈，就在這個新世紀人民覺醒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