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筆記

     從雅典飛開羅，只須一小時四十五分。老實說，如果不是為了採訪埃及第二輪國會選舉，我是不願意再訪開羅的。

     一來到開羅，就給這裏的交通煩死了。最重要還是空氣，永遠都是充滿濃濃的懸浮粒子。可能今年初在開羅留了個多月，每天都有人示威抗議。今次再來，對這等現象都開始有點麻木了，連照相機也懶得拿出來。開羅的治安亦變差了。

以前埃及人怕警察，現在警察怕人，即使交通警也少了，總之，一切都得要小心！

　過，在開羅，我認識不少從歐美、又或澳洲過來的年輕人，他們嚮往埃及革命，留在埃及邊學阿拉伯文，邊做「公民記者」，為各自的家鄉媒體撰稿，稿費足夠支持他們的生活有餘。因為在開羅的衣食住行比歐美便宜至少十倍。開羅不愁沒有新聞，「公民記者」也不愁沒有故事報道。你問他們生活如何？他們都會大呼太棒了！

埃及革命震盪人心，上個月埃及人高喊要來第二次革命，要軍方交出權力，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國際媒體記者湧至開羅，埃及又成為國際頭條新聞。聽聞有不少媒體加派記者長駐羅。開羅，變成阿拉伯地區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革命過後，有不少人開始感到疑惑，特別是在第一輪國會選舉中，伊斯蘭主義組織大勝，不僅穆斯林兄弟會拿下百分之三十多的選票，連極端的薩拉菲派系也有百分之二十多的支持率，兩者合共佔了國會約百分之六十的議席，已可控制國會了。不管將來的總統是誰，也必須與伊斯蘭主義者合作。

單看首都開羅，第一輪選舉首先在城市中心舉行。本來城市屬於較世俗化，中產較多，但伊斯蘭主義者也可以勝出，那在郊區進行的第二輪選舉，更可想而知了。十二月十四日選舉日，我跑到開羅郊區觀察選舉，平日冷清的地區，當天變得熱鬧起來。候選人的宣傳布條和海報隨處可見，那些布條如海上波濤起伏，氣氛濃烈。投票站人頭湧湧，男女分開排隊，你推我撞，不時傳出對罵聲音。

　　由於第一輪選舉曾發生開槍衝突事件，今次軍人嚴陣以待，對記者也不客氣，一不高興便要沒收記者的照相機，或驅趕記者，總之有理說不清；記者採訪要步步為營，見機行事。

郊區很多地方都是保守的貧窮選區，居民的教育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據統計，埃及有四成人口不懂辨字，故候選人都用實物來代表自己，方便候選人辨認投票。例如候選人 A 用坦克車，候選人 B 則用計算機，C 用雪櫃，總之，形形色色，細看宣傳海報上候選人照片旁的實物圖像，已感非常有趣。選票上亦刊有這些圖像，選民一看坦克車便知是候選人 A，如此類推。

　選舉期間，聚集在國會地區的群眾愈來愈多，有些是從解放廣場搬到這裏，要直接挑戰權力核心。國會附近有多個政府部門、首相府和軍事機關，示威群眾在該區紮營，要求軍政分家和廉潔選舉，還有其他民生議題，形形色色的旗幟海報和口號充斥國會地區。

　　當選舉到達高潮，國會一帶的示威群眾也愈來愈躁動。

　冬天的埃及不寒冷，幾乎每天都是陽光普照。可是在太陽底下卻有一種不安，軍人不時在國會附近建築物的屋頂出現，有小販在叫賣安全帽，青少年在尋找街上的石頭。

　　風暴終於來臨了。在十二月十六日晚上，我目擊了一場血腥衝突。

        我看到軍警開始布防，其影子如幽靈般在黑暗角落幌動。示威者也不是省油燈，紛紛拿出棍子，準備迎戰，有些更有氣油彈。

　　有人不斷向高空擲出氣油彈，火光熊熊，煙霧瀰漫。我向高空一望，大批軍人集結在周圍的建築物天台，當他們把步槍往下對準人民時，悲劇就這樣上演。

　　埃及軍方不僅把步槍對準人民，他們還向人民擲大石、家具和瓷器物品等，示威群眾亦以石頭、氣油彈還擊，一場混戰就此拉開序幕。

　　當軍警一開槍，群眾便作鳥獸散，我也跟着他們拔足而逃。當槍聲停止，他們又迅速回到國會範圍，如是者好幾次，我終於沒法繼續採訪，決定先回旅館。

　　當天整個晚上，我在旅館不斷聽到槍聲、人群的起哄聲和救傷車的聲音，心知一定又有生命要犧牲了，一時間不能入睡。當世界不少地方也正要迎接歡樂的聖誕鐘聲之際，開羅卻未能享有平安夜。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立刻致電記者友人，得悉革命又10名亡魂，411人受傷。

我匆忙往衝突現場查看究竟。一抵達，眼前一座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科學研究館

（Science Institute）給火燒通頂，一大批人群在圍觀拍照，卻沒有人救火，大家

眼巴巴看着珍貴文物給燃燒成灰燼。竟然不為所動，我不禁搖頭歎息。最離奇的

是，在現場有小販兜售熱茶咖啡，有攤檔在賣早餐、爆谷。

　　現場充斥着燒焦的味道，黑煙四處漂浮，大街兩旁的行人道一大批人群或坐或站，他們在等甚麼？

　　未到中午，軍警再次出現，進行清場，見人便打，記者一樣照打，一名美國記者還給沒收相機並被扣押，其他記者見狀立刻停止拍攝狂奔，我與他們奔走至解放廣場的十字路口，突然不知應往哪個方向走才算安全？

　　此時，有兩名軍警押着一位血流披面的男子，我本能地舉起相機，其中一名軍警見狀即目露兇光，用警棍喝打我。在旁的一位埃及人立刻把我拉到埃及博物館去，終逃過一劫。不消一分鐘，軍警便火燒解放廣場和國會附近的示威帳篷，並封鎖市中心地區。

或許，我們的焦點就只集中在歐豬五國的財赤問題。對於民間的反應，一場浩大的佔領運動吸引了我們一時的好奇關注，之後便又回到經濟方面，歐債如何影響全球金融市場。

　　在西班牙，一個曾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系的民主地方，每天都有家庭帶幼孩被人趕出家園，一是因失業負擔不起租金，一是沒有供款能力，給銀行收回。

　　另方面，也有地產發展商由於資金斷絕，以及供過於求，房子賣不出去，惟有「爛尾」。我不時亦會看見未能蓋好的屋苑和寫字樓，空空蕩蕩。

　　結果造成：「有屋沒人住，有人沒屋住」的普遍現象。

毋寧坐以待斃，年輕人走進社區協助無助家庭「佔領」空置建築物，有個暫時居所。另一種「佔領」行動又茁壯起來，令我嘖嘖稱奇。當然，這無時無刻不面對警方騷擾。

在馬德里市中心，有一間叫馬德里酒店，三星級，今年年初因生意不景而停止營業，空置了半年。到十月十五號「憤怒的一代」M-15 結束響應全球大遊行後，協助無家可歸者「佔領」酒店。現在酒店變成一個社區，有組織有生活，經傳媒報道後，吸引了不少遊客參觀，視之為另類景點，怪有趣呢！

　　此外，有些西班牙的醫院亦因削赤而不能七天營運，為了縮減開支，竟然可以有幾天關門大吉，醫務人員被迫無薪放假，變相處於半失業狀態。最不合理的，就是影響到社區的醫療護理。

　　教育也如是。在學校，小班變大班，老師數目受削，一些設施也受削減，例如教學器材等。我好奇，圖書館會不會因經費緊絀而不訂購新書？

　　難怪西班牙會出現「憤怒的一代」M-15。M-15 不再紮營上街了，轉而在社區推動參與式民主。不僅「佔領」空置房子，還「佔領」醫院，阻止醫院關門，組織人民議會（People’s Assembly），直接向政府交涉。

　　我看到，他們正在進行一個民主實驗呢！當歐盟大國要削弱這些歐豬國家的民主元素之際，年輕人不甘心，他們要藉機搞另類民主。

在巴塞隆拿認識阿 Rok 是一件愉快的事。Rok 剛從音樂學院畢業，他的故事令我感動。他今年五月十八日路經廣場，當時有一大群人集會抗議政府處理危機的手法。他不知就裏，一問之下好奇參加，逐漸發覺人應該為不公義的事情發聲，他遂一頭栽進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裏去。

　　他說，過去他只關心自己的音樂世界，打 band 唱歌玩樂，走到廣場，他開始明白了甚麼叫使命，他為他的音樂賦予了使命，也為人生賦予了使命。他一改以前一味追求消費的方式，回歸簡樸。在這過程中，他發現了人的價值，他要為這些價值而奮鬥。

　　Rok 形容這場人民之戰，其實是一場人道運動（Movement Of Humanity），。他天真爛漫地請我看看他，他從頭上的帽子到腳下的波鞋，都是「人棄我取」，連電腦也是。他不需要有 iPhone、醒目的外衣、名牌波鞋，一樣可以活得很有意義。

　　他每天黃昏待街市快要關門時，便跑去撿拾遭丟棄的食物，運送到無家可歸者「佔領」的居所，又在街頭撿拾一些建築材料，幫助他們在設備不全的借來居所蓋廚房和洗手間。

　　過去以為沒有可能的事，今天都變成有可能了。Rok 還在今年八月參與遊行至布魯塞爾。他說，真是神奇，他出發時口袋裏只有兩歐元，到達布魯塞爾時兩歐元還在。沿路有人捐食物，借地方給他們洗澡休息，又或撿拾可再用的東西維生。

　　一切就是這麼簡單。下一個月，他和其他運動者再來一次遊行至羅馬，目的是提醒大眾，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能力作出改變。

至於希臘，我在一九九九年來過，距今已是十二年了。前一次在希臘，這個國家還在使用自己的貨幣，當時物價比歐洲其他國家較低，今次再來，第一個感受就是物價比前飛漲迅速，與西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比西班牙還要貴出約百分之二十。

　　西班牙多少還有自己的產業，希臘除了希臘fatta芝士之外便一無所有。在街頭，全是外國連鎖店，大部分貨品都是入口貨，連超級市場也是法國公司營運。

　　希臘的市場已經被非本國資本徹底宰割，但國際貨幣基金會竟建議，要挽救危機，希臘必須再擴大市場的自由度。

　　這個建議真是「山埃毒藥」。更離譜的是，要求希臘變賣國產還債，這即是全面私有化，由外國資本接管該國。

　　希臘人比西班牙人更激進，更火爆。他們撫今追昔，認為當初政府加入歐元區是為一己私利，不是站在人民的利益角度來看。在這裏，要求脫離歐元區的聲音與日俱增，可以說是大部分人的聲音。政府無能，如果被迫要就去留歐元區問題來一次公投的話，肯定是與歐元說拜拜。

　　更激進的說法是不僅要脫離歐元，還要脫離歐盟，然後拒絕承認所有債務，從頭再來，實行火鳳凰。

　　希臘有個叫做「我不付錢」（I Don't Pay）運動，聲勢愈來愈浩大。

　　雅典已經變成示威之城，連西班牙也望塵莫及。我在雅典不到一個星期，已碰上四次大型抗議遊行活動，他們的抗議暴力得多。這由於有一大群青少年經常混進任何的示威裏，向警察洩憤。他們一無所有，就是要向社會投下「炸彈」。他們才是真正迷失幻滅的一代

來到希臘就問希臘人：你們搞到債務纏身，是否如外界所說，由於好逸惡勞，四十歲就退休、逃稅、高福利？

　　我這樣一問，他們都瞪大眼睛望我，如果是學者，他們會搬出很多統計數字去逐一反駁外界的謬誤。

　　四十歲退休真是很大的誤會。希臘人反問，誰可四十歲退休呀？他們的退休年齡都在六十五歲，現在政府還要延長至六十七歲。如果公務員要提早退休，必須服務滿三十五年才會獲得批准。只有軍隊中的特種部隊，才有可能早於五十歲前退休，但那是特別個案，不能混為一談。至於希臘人是否好逸惡勞？雅典大學有位研究員便捧出數年前的統計說，希臘人一星期的總工時比西歐國家還要長數小時。

　　事實上，大家都希望多做多得，以應付高昂的生活指數，失業是個夢魘，誰想當長期失業者？「每個國家都有懶人，我們國家當然也有懶人，難道這就是債務積纏的原因之一？此觀點是否很膚淺？」研究員挨近我身旁，帶點憤怒的說。說到逃稅問題，希臘人更憤怒，因為逃稅的都是有錢人，愈有錢愈想逃稅，老百姓則要捱高稅率。我與一希臘友人喝咖啡，他拿餐單對我說：「看！我們這裏的銷售稅是百分之二十三，幾乎是全歐洲之冠，我們老百姓的生活多難過啊！」

　　一位希臘獨居老人在政府服務了一輩子，退休後每月獲取八百歐元退休金，現在一減就減到五百歐元，生活質素大為下降。他問，為甚麼外界總有這樣的誤會，以為退休者死後的退休金可由親友繼承？可能因有官員貪污，令到這樣的事發生了，但這是少數而不是普遍現象。老人家也不覺得希臘的福利比西歐好，甚至是不如呢！希臘人認為，有人想轉移希債真正原因的視吧 !

與西班牙一樣，每天在希臘都有不少人因失業而不能負擔居所，逃之夭夭。但想不到人走了，他們所飼養的狗隻也立刻變成雙失，失去主人和失去家園，流落街頭。

　　在雅典市中心，可以看見很多家狗甚至是名種狗到處跑，牠們的頸項仍掛有記載了牠們身份的牌子。

　　一天，我在國會附近廣場等候一名被訪者，一個怪可憐的現象出現在眼前。有好幾隻中等身形的狗躺在路邊，牠們不是睡覺，而是注視每一位路過的人或車輛。原來牠們正在等候主人，期待主人終會前來把牠們接回溫暖的家。

　　當有類似主人的身影經過，牠們便會叫吠擺尾，不斷追呀追。其中有一條狗便不斷追吠一部電單車，想牠的前主人一定是位電單車愛好者吧。牠追了整整一條街，結果希望落空，牠又垂頭喪氣地慢步返回廣場去，然後躺下靜待下一次機會。

　　其實，在市中心一入黑，某些地鐵站或街巷裏，都會有無家可歸者開始紮營休息，更何況是狗呢！在危機中，每個人都得自求多福，尋找自救之道，連狗亦如是。

　　當狗放棄尋找主人後，牠們便瀟灑地穿梭於遊客區食肆林立之地，餐廳主人和遊客都有憐憫之心，每天把剩餘的食物餵養牠們。口渴了，牠們便跳進噴水池。有示威遊行，牠們也樂意參加，似要與示威者一同抗議這個社會。如是者，這些狗隻竟日漸心廣體胖。

　　至於人呢？開始時，有中年人失業，他們都是中產專業人士，有點積蓄，但亦不能坐以待斃。他們想到不如回農村務農去也。

　　我經友人介紹認識一對這樣的夫婦，他們異口同聲說，危機令他們改變了人生哲學。他們的口號就是回歸基本去，尋找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結果，他們啟發了年輕人，有年輕人也加入他們的行列。改變了態度，人與狗一同心廣體胖起來。

希臘的人與狗，當不再執，兩者的生活皆可悠然自得。前者放棄執過量的城市物質生活，回歸自然；後者放棄執家狗的生活，沒主人一樣可以好好生存，處處也可以是家。希臘原本就是個農業豐富的國家，不少當地人都有自己的田地，後來隨工業化、城市化，田地給徵用或變賣了。

　　不過，全球化影響了希臘工業化進一步往前走，有希臘人甚至說，國家正經歷去工業化，因在全球化下，特別是加入歐元區後，希臘勞工已不再便宜，工廠逐漸停產，遷移至其他勞動力更廉價的國家。但希臘卻不是西歐，不能以尖端科技作優勢，以維持經濟發展。結果是不驢不馬，進退維谷。

　　有希臘人呼籲再次發展農業，自己首先拿起鋤頭，取回家族田地，開墾出一片新天地。據統計，自○八年金融海嘯以來，希臘的農夫數字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六，雖不算多，但若果經濟環境繼續惡化的話，難保這個回歸務農現象真會成為普遍現象。在希臘，有個運動叫「直接民主運動」，他們就是從農村開始，由務農者推動，令人想到古希臘的直接民主模式。美國有個叫「現在就民主」的另類媒體，西班牙亦有「現在真民主」的口號；來到希臘，這裏的人索性要實驗直接民主。

　　無論他們是否太天真，夢想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但這一切反映了甚麼？從美國至歐洲，愈來愈多人不滿現時的民主狀況。我無法想像在這個現代社會如何實驗直接民主？我訪問一位推動者Charalampos Magoulas，他告訴我，希臘政府已考慮把一個地區的食水服務賣給德國企業，於是他們發動當地居民，每人拿出一百歐元購回這個服務，由當地專家和工人營運。

　　這種回購行動將廣及其他產業，他們真正要回購的是民主呢！

　　想不到希臘有這麼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活躍於社會，他們爭相為國家的未來苦苦思量。不過，他們受危機影響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仍繼續參加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例如音樂會、歌劇、讀詩交流等等。物質生活受到威脅，精神糧食卻不能缺。

　　此外，我也想不到詩作在希臘是如此具力量，希臘詩人在社會上更是舉足輕重。大家都愛詩，企圖在詩作裏尋找生命的支點。如果西班牙像一本書，那希臘便是一個充滿詩句的地方。

　　在希臘，有幸結識了老詩人 Titos Patrikios，他今年八十三歲，幾乎見證了一個世紀的歐洲歷史。當他告訴我他一生中所經歷的事件時令我譁然。

　　他開始寫作是十二歲那年，當時世界大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他把每天發生的事情寫下來，和平後結集成書。他少年時期力抗納粹和德國佔領統治，跟是希臘獨裁統治，他因批評時政而被送進集中營，其後流放到巴黎。

　　在巴黎時，他積極參與當地的社會運動，支持六八年五月學生運動，為運動提供思想養料。

　　老詩人在巴黎與當時重要的思想家如沙特、傅柯等人經常辯論國際大事與人類處境。我特意採訪老詩人的居所，翻看他的舊照片，有一張就是他與沙特開會時的情景。他說，那張照片攝於沙特剛結束中國訪問回到歐洲，沙特興奮地與各人談論中國的社會主義，老詩人在會議中提醒他不要太衝昏頭腦，以免失去批判能力。

　　我聽老詩人說一個個令我好奇的歷史故事，想起他的一首詩《一封信》：「我們的生命其實是一封信╱一個重要信息的攜帶者╱發信人和收信人╱在逃難者的浪潮中失散了……」

　　我與老詩人隔了好幾代，但今夜星光燦爛，我在他身旁重拾失落了的歷史碎片。

從巴塞隆拿飛去雅典只須二個半小時。到雅典已近黃昏，怎知碰上罷工，沒有機場地鐵，惟有改坐巴士。抵達市中心，竟是一片漆黑寂靜，與我多年前來到這裏的境況大相逕庭。我拖行李步行往旅館，沿路經過不少露天餐廳，空空蕩蕩，昔日的熱鬧一去不返。

　　希臘的友人告訴我，以前餐廳一星期七天都擠滿人，現在只有周末才見人頭湧湧，平日則水盡鵝飛。但蕭條的市面，有另一番風景。希臘有一半人口居住在雅典，雅典更是人文薈萃之地。在雅典的第二天晚上，受邀往一個新書發布會。希臘和歐洲的知名作家 Petros Markaris 創作希臘三部曲，已完成了第二部。他以寫「罪惡」見稱，但不是那種煽情連環兇殺的故事，而是反映一個時代與罪惡的關係。他的三部曲正是有關現在希臘危機背後的經濟與社會的犯罪心理學。

　　我按地址抵達一間書店酒吧，它在一條靜悄悄的小街上。一推門便見到星光熠熠，騷人墨客的身影在我眼前幌動，裏外的情景很不一樣。最令我興奮的是，希臘的大導演安哲羅普洛斯也在現場。我的天啊，他是我的偶像，見到偶像，立刻上前自我介紹。大導的英語不太靈光，他的第二語言是法語。幸好他太太的英語了得，我們就這樣站，一邊喝酒一邊聊天。

　　安哲羅普洛斯說，他正在製作一部新電影，也是以希臘危機作題材。我熱切期待並向他說，去年香港國際電影節邀請他來港作嘉賓，可惜他臨時病倒而取消了行程，令影迷失望。他表示，如果明年再邀請他，他一定樂意出席。

　　在雅典，類似這種文人聚會每天晚上都有。另一個晚上，我參加了知名希臘詩人 Anastasios Vistonitis 的讀詩會。

　　就好像活地．阿倫那部《情迷午夜巴黎》，今次則在雅典上演。

在雅典見到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好開心啊！

如果你是一般遊客，來到歐豬五國，單憑市面的氣氛，並不會感到當地人民的危機感。因為街頭依然人來人往，露天咖啡店一樣有不少人在喝咖啡、看書，談天說地。商店貨品琳琅滿目，或許只是多了減價貨品而已。

　　但只要一打開報紙，扭開電視機，有關債務危機消息和評論便如雪片飛舞，歐元區解體的可能性高唱入雲。大家都關注西班牙大選過後的新政府，能否果敢推行緊縮政策。

　事實上，緊縮政策已在多月前推行。西班牙一些省份連食水也早已給私有化，馬德里人恐怕快要捱貴水了，每天在市中心的太陽廣場集會，抗議政府削減公共服務。

　　教育亦受到今次衝擊，當政府一表示考慮把教育私有化時，師生反彈得最激烈。我來到馬德里的第二天，便聽聞大學生因抗議教育私有化而罷課，遂跑去大學區看個究竟，意外地碰上不少中國留學生。我問他們有關罷課的情況，他們沒有因遇見「鄉里」而表現親切，反之好像打擾了他們甚麼似的，瞟了我一眼，表示不知情，其中一位叫我自行查看牆上的海報，跟着欲匆匆離開。

在西班牙幾乎大部分華人都支持右派人民黨，對上街示威的年輕人運動非常看不順眼。即使華人學生，他們對同學的激情一樣冷漠。

但我還是追問下去。我好奇問他們唸哪個學系。原來他們全部唸傳播系，但對身邊世事卻不關心。

　　有時我可以是個討厭之人，我偏偏纏他們不放。一位同學終於承認，他們對事事都不關心，唸傳播只因沒有其他選擇。在那裏的中國留學生，出國前乃是唸西班牙語，要放洋留學自然以西班牙作首選，難道他們願意去拉美的窮國嗎？他們不是理科生，唸政治經濟甚至心理學很吃力，校方也不會錄取他們，退而求其次便是傳播。

　　得知原委後，我當然感到失望，還以為他們有機會在外進修傳播這個專業，回國後可以做個好記者，怎知到頭來只是踏腳石，一種手段而已。

　　至於其他西班牙華人，聽聞總數有二十多萬，分布在整個西班牙。馬德里沒有唐人街，華人各自找生活，他們有不少來自溫州。

　　我認識一名僑領虞洪光，算是個異數，一隻腳已踏入主流，現為馬德里工商總會委員，以前參過政。於八六年十六歲飄洋過海，到馬德里一中國餐館做侍應，因年輕活潑，主動認識了從商從政的顧客，成為他日後轉業的貴人。

　　生活是一種態度，人生是一種選擇。你將來會是甚麼？態度與選擇起着重要的作用。

說回大學生的示威。不知是否近月來有太多抗議活動，西班牙警察對此表現得十分不耐煩。當我跟學生跑到國會大樓，他們一排排走上國會前的階級搖旗吶喊，我自然不斷拍照。我見到其中一名學生拿着示威牌，上寫：「震撼主義——克萊恩」，我感到很有趣，想不到克萊恩這本《震撼主義》著作在香港銷量冷清，但在歐洲，尤其是歐洲人面對危機震盪削赤時，該書便如及時雨，為他們解謎團，指出資本主義如何利用災難進行某個國家以至某個地區，甚至世界的改造。

　　我拍了一張照片，正準備拍第二張時，防暴警察就衝過來了。他們抓了幾個學生就打。很快有一輛警車到來，故意擋着這個場面，警察把學生拖到警車背後，我便甚麼也看不到了。

消一分鐘，警方把國會地區範圍清場了。

　　一名學生解釋過後，我才知道原來所有官方機構都受到保護，示威者不能靠近，一靠近便會遭到上述的懲罰。

　　我好奇問，那是國會，代表人民的機關啊！不能靠近去表達意見嗎？學生肯定說：是呀！這就是西班牙的「民主」。

　　我向學生說，香港的立法會雖然只有約一半議員是直選出來的，但好歹也是個民意機關，人民有怨氣都會跑到立法會大樓前抗議、遞請願信等。

　　學生感到好奇。我還告訴他，最近立法會搬遷，大家投訴地點不利示威行動，並要求政府清楚劃出更好抗議區，不然便是企圖打壓民意云云。不要說香港了。如果台灣立法院有西班牙這個規例，當地社運界恐怕要嘈到拆天了。

　　學生搖搖頭，哀歎表示，西班牙仍未完全民主化。

　　第二天，我繼續跑到市中心的太陽廣場，今次碰上的不是年輕人，而是一群中年和老年人，他們舉起示威牌，繞着廣場遊行。一問之下，原來是弗朗哥執政時的受害家庭成員，他們抗議政府打壓一名嘗試進一步揭露和審判弗朗哥罪行的法官。

　　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至三九年經歷過一場殘酷的內戰，之後大獨裁者弗朗哥上台，一執政便達三十五年之久，到七五年才下台，西班牙自此正式邁向民主化。

　　一位示威的老人家說，弗朗哥的幽靈仍在影響着整個政治和司法制度，只有對歷史有徹底反省，西班牙才會有完全的民主。